4.媒介资本
在传统的政治文化词典中，“资本”一直被定义为“剥削”的同义词，是革命的对象。
人们似乎只记得马克思说的那句“资本从头到脚都流着血污和肮脏的东西”，深入骨髓，融化进了血液。至于马克思讲的另一句给资本定义的话——“资本是给价值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则差不多被淡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导入打开了人们的视野。
既然在市场交易中，资本可以为私有产权服务，也可以为公有或共有产权服务；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资本可以雇佣劳动，劳动也可以雇佣资本；互联网与资本的影响将直接决定新闻传播机构的未来，那么，经过特殊的制度安排，国有传媒资产可以转化为国有传媒资本，社会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为发展传播业服务。于是，开放资本市场顺理成章，传媒上市融资成了资本市场上的一大亮点。
5.新闻价值
作为选择和衡量新闻事实的客观标准，新闻价值的概念在我国曾长期讳莫如深，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一大“雷区”。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了对新闻价值的再认识。先是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后来经过磨合，促使了社会对这一概念的普遍接受与认可，从而推动了新闻业务的改革。现在，关于传媒塑造国家形象、关于传媒促进社会和谐等的讨论，本质上属于新闻价值理论的深化与发展。鉴于意见表达正从一元走向多元，新闻传播的正与负的外部性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传播者的理性与传播市场的有序性，则是新闻与社会之间实现良性互动的保证。
6.以人为本
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以人为本”一直被当作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主要观点而遭到批判。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受众服务的理念最初在广播改革中出现；90年代中期以后“以人为本”再次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强大声音。
到了21世纪，“以人为本”的观念终于融入主流意识形态，成为重要的治国理政理念与新闻理念。而当百姓升为新闻的主角、“民生”升为主题，“受众本位”、“对人的关怀”、“人文视角”等便迅速跻身于新闻专业词汇，新闻从根本上贴近了民众、贴近了实际。
民生新闻登堂入室，渐成时政、经济、社会以及综合性新闻中的亮点。党的十七大再次确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性观点，将“以人为本”视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在。
7.表达自由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没有自由的表达，难有活跃的思想；限制了表达，也就限制了思想、限制了自由。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在实践中对表达自由总是带有种种莫名的疑虑，自觉或不自觉地设限设卡，与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很不相称。随着人权入宪，随着我国签署与批准国际人权两公约，加快融入国际人权两公约的进程，加上新闻传播业者的不懈争取与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表达自由的空间有了扩大。特别是在党的十六大以后，从保障公民民主权利，还权于民、还权于媒体的先进政治理念出发，表达自由有了新的实践空间。与此相适应，学界关于新闻自由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并在2002-2005年达到高峰。知情权终于成为一项基本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于是，当5月12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以后，真相走到了流言前面，多媒体的协同立体报道一改过去那种出现突发事件时主流媒体不正常地“集体失语”、公众“信爹信娘不信报”的被动局面。
8.深度报道
深度报道是指题材重大、报道面宽广、全息组合、深刻透视新闻事件或社会问题、富有理性思辨色彩的报道方式，体现了向新闻本源（新闻事实）的回归。这一报道方式自上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由《经济日报》与央视《焦点访谈》等奠定基础，而今已成为新闻媒体加强舆论监督、增强自身竞争力、提升传媒品牌、扩大社会影响、吸引受众注意力的有力手段。进入新世纪以来，深度报道又有新的发展。特别是在广播电视播出的新闻中，明显减少了记者主持人的评说部分，增强了现场镜头与同期声，坚持“用事实说话”——让真实的力量震撼人，让最具冲击力的画面或音响打动人，以明快的节奏去夺取报道份额，具有突出的传播效应。现在，除了刊发独家新闻之外，组织深度报道已是许多媒体增强内容独特性的制胜法门。
9.分众传播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文化呈大一统的特点，受众需求的差异性总被忽略，由点对面、居高临下的单向传播属于常态。虽然也存在着意见反馈，却是偶然性的、辅助性的。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受众本位、市场竞争与信息反馈的观念促使媒体快速转型，“以往依靠某一个（类）媒介的强势覆盖而号令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受众需求开始“裂变”，其日渐增强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导致地域、年龄、性别、收入、社会阶层、生活方式、职业等因素成为传播的基础，大众传播遂演化成专业化、对象化、系统化的分众传播。而网络时代的多媒体信息技术，又在新的基础上使个性化服务真正转变为现实，互动、分享、亲身体验与以“大规模的量身订制”为特点的针对受众个体的服务方式受到了追捧，更细化、更“窄分”、更纵深的传播将更有潜力。
10.新闻职业主义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闻传媒不是一个特殊行业，而是党政机关的一部分；新闻职业被视同于普通公共服务岗位，政治信念淹没了新闻职业道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新闻传播的细分化、类型化，新闻道德修养与职业规范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社会公信力成为传播机构的立身之本，源自西方的新闻职业主义理念终于被主流话语所接纳。人们当然并不赞成西方学者对“新闻自由”所做的制度化阐释，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在涉华报道中也因屡屡出丑而遭到我们的批评。但是，这些并不妨碍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对新闻职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扬弃。新闻职业主义追求的核心理念是，客观、公正、独立、真实地描述新闻现象真相以反映事实的本质，并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且内化为职业道德自律。为此，必须重建基础秩序，恪守职业准则，实现职业自律。诚如联合国组织起草的《国际伦理规范》所建议的，“当媒介人员坚持不懈地自愿维护最高的责任感，新闻自由才能获得最大的保护”。
11.舆论监督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党领导一切”与政府中心主义的语境中，只有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没有舆论监督一说。然而，由于南丹透水矿难、孙志刚案件，特别是“非典”事件迅速演变成公共事件，舆论监督开始走上新闻传播的前台。其要旨在于，国家公民根据宪法给予的权利，通过运用新闻媒体等舆论工具，发表自己的议论、观点和意见、建议，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违反公共道德，以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缺点、错误和渎职行为，进行评价、揭露、抨击、谴责和批评，并督促有关机关对此予以处理和纠正。这是发展人民民主的监督，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一种形式，也是新闻媒体肩负的一种神圣的社会职责。实践证明，“舆论监督对于遏制和反对滥用执政权力，保护人民依法获得的各项权利，是最有力、最有效，也是最可操作的一种社会控制和权力平衡机制，是监督公权、保护私权的最有力手段。”现在，党和国家已把舆论监督纳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监督机制和体系的建设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