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传媒观察:危机与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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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制度转型与政策冲突:当前国际传媒发展的基本点(1)

■金冠军、郑涵、孙绍谊

当前世界正处在多层次多方位全球化变革的历史转型期,空间高度压缩,新旧更替,交错,融合,汇聚,互动,并举……英国学者斯图尔特教授概之为历史的“变革与延续”,颇有见解。

作为当代世界全球化的基本条件和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当代传媒业也经历着诸多重大变迁:大众传媒业已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传媒技术形态不断创新和整合;地区、民族国家、区域、国际与世界性组织四大空间,在冲突与合作中彼此解构与建构;国际文化经贸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彼此互动与汇合;国际传媒业呈现共存共荣、多元多极的格局;广播电视普遍商业化,等等。与此相应,全球传媒监管体制也经历着历史性转型。

制度转型是当前国际传媒发展的基本面,其特点集中表现在转型中的传媒政策上。传媒新旧政策之间以及各项新颁行的传媒政策之间矛盾丛生,冲突层出不穷;贯穿其间的价值理念、体制框架、政策行为、技术基础等构成一幅多重复合、既充满活力又进退维谷的国际传媒发展图景。

一、国际传媒政策研究:视点与盲点

随着我国越来越融入并深刻影响国际社会,中国传媒业也日益强烈地经受着国际传媒业潮流的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国际传媒业重大的结构重组和发展态势,已经跟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国际传媒业的世界性议题也越来越多地成为我国学界讨论的话题,诸如传媒产业化与传媒公共属性、竞争与垄断、20世纪90年代国际传媒业融合与兼并浪潮、美国《1996年电信法》与管制自由化、WTO与传媒经贸全球化,等等。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国内学界在跟踪国际传媒业发展及其研究方面着力颇多,也出版、译介了一些有分量的著作与论文,但在分析和介绍国际传媒政策的转型与发展上却少有落墨,具体表现为深度感和细致性的匮乏,粗线条的勾勒和概括多,而对前沿性议题的敏锐感受力和反思、论辩精神却十分鲜见。一方面,我们与世界变得日益紧密;另一方面,我们与世界之间实际上还存在相当的间隔。一方面,对国内学界来说,世界图景似乎相当清晰,有关传媒与传媒政策的国际话题似乎应有尽有;但另一方面,如果从深度加以考量,这一图景实际上并不如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清晰易辨。

对有些国际传媒政策议题,国内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流于表象,给人深入乏力之感。例如,现代西方传媒政策的基本走向是什么,最近国际学界又是如何思考与争论的?在WTO语境中,欧美等国传媒产业发展政策与民族文化保护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而WTO有关传媒的法规与政策取向又界定得如何?国际传媒业管制自由化政策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意图是什么,而这一政策潮流的一系列二律背反与实际效果又是什么?国家管理与超国家管理彼此冲突的当代命运如何,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关系,而这对于其各自新体制的重建又意味着什么?等等。对这些问题,国内学界或是语焉不详,或是浅尝辄止。

有些国际传媒政策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我们忽视。例如,长期以来,竞争、垄断、管制、多样性四大问题彼此制约,难解难分。如何处理这些彼此关联且时常冲突的问题,这是西方传媒政策法规的核心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四大问题对世界传媒大国和国际社会新的挑战又在何处,它们关系的协调难在何处?在当代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社会,版权问题关系重大,版权经济已经成为极少数最重要的经济形态之一。

然而,对于影响世界至深的美国《1998年数码版权千禧法案》和欧盟《2001年版权指令》,国内学界反映寥寥。传媒新技术构成了当代国际传媒业变迁的基础。如何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结合中深入细致地透视伴随新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政策问题,其中可供探索的空间很大。在这方面反应滞后的国内学界,有必要对国际学界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有深入的了解。

深入而又具体地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切实而不是空泛地、全面而非片面地把握当前国际传媒发展的基本面:制度转型与政策冲突。

二、传播政策范式的历史转型

无论从国际社会还是民族国家角度看,不管从历史还是现实层面分析,传媒政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传媒政策范式的历史转型往往标志着一个传媒新时代的来临。传媒业在20世纪末的巨大变迁和20世纪90年代英美电信法与欧盟《无边界电视令》、美国《1998年数码版权千禧法案》和欧盟《2001年版权指令》、WTO货物与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主协定等都是明证。

库伦伯格与麦奎尔在《媒体政策范式的转型:论一个新的传播政策范式》中认为,传播政策源于政府的国家利益诉求和商业/工业企业运作之间的互动,双方都期望通过特权、规定以及约束来实现各自的利益。按其历史发展,他们将现代传媒政策划分为前后连续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传播产业政策的萌发阶段,从19世纪至二战爆发,政策重心在私人所有制,管制的目的并不是为公众利益服务,而是促进竞争,反对垄断;第二阶段是传媒公共服务政策时期,自1945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特征是规范和政治上的考虑多于技术方面的考虑;第三阶段则转向一种新的传播政策范式,其基本特点是全球化快速发展,但民族国家的传播政策依然作用显著,民族国家政府、国内公司、跨国公司三者共同主导着传播政策的变化,公司力求放松旧有管制,以此拓展并打通国际国内市场的发展空间,政府则正从干预市场发展的管制中退出,并且在不得不设定优先考虑的次序时,给予经济而非社会与文化福利更多的优先权。与第二阶段传播侧重于政治考虑(公共服务和国家利益,强调政府干预,主要关注自由、多样性、内容质量、问责性等)不同,第三阶段传播新政策通常遵循市场、技术、消费者和公民意愿的逻辑,而不是强行实施其目标。这种向商业化的转型,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非常明显。

库、麦二位教授对新传播政策能否有效控制当代传媒的合理发展表示忧虑。麦奎尔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总结出“民主参与”的当代传媒发展新模式,强调公民参与传媒活动的巨大意义。依据这一在政治结构语境讨论问题的主流思路,库、麦二位教授认为第三阶段传播新政策应该包括三大核心原则:传播自由、接入性(公众高度而普遍分享传播资源的可能性与权利)、控制/问责的统一(该定义既要包括公众利益,也要涵盖私人或个人权利,同时还要与传播自由与现实保持一致;控制/问责性意味着确保那些控制和使用接入的人必须对其行为与用意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以使其尊重他人的传播需求,并为传播和发表的结果负责)。

这一有关传播新政策范式的原则讨论,基本上与当代西方政治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当代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大多强调民主参与政治的巨大意义,如著有《正义论》与《政治自由主义》的罗尔斯教授。

那么,如何实现这些原则呢?赫尔德教授主张在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两个向度上重建公民社会,以确保民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基恩教授认为,基于国内国际公民社会之上、配之于适度的市场经济和国家与超国家机构的民主化、法制化的多元公共传媒服务,这才有可能保障人民的广泛参与权、享有权和表达权,有效发展传媒内容的多样化。

当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从欧洲最近二十多年电子传媒体制的发展和当代国际传媒不同体制竞争的历史来看,只有在地区、国家、国际、区域、全球化空间的多重关系里,立足于国内国际交错融合的公民社会体系,配之于适度的市场经济和国家与超国家机构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多元公共传媒服务和多元商业传媒服务竞争整合,才有可能促使传播政策范式的顺利转型,建构起诸项新传播政策的核心原则。

对政治具有精深研究的达尔教授,在其总结性政治学论著《论民主》最后一节,意味深长地提到了“公民教育”的概念。他认为:“民主国家一个势在必行的要求就是:提高公民的能力,以便他能更有智慧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金里卡教授详细梳理并发展了公民资格理论,认为人们需要成为有条件有能力参与公共慎议的积极公民,又说:“公民资格问题……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富有成果的论域之一。”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世界与主体的改造与创造是处在互动关系中的。因此,公民社会的重构和公民资格的塑造是有机统一的。没有庞大的有条件有能力有意愿参与公共慎议的积极公民,当代传播政策范式的顺利转型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从公民社会重构和公民资格塑造有机统一的角度,思考和评论当代传播政策范式,合理的传播政策范式应该有利于公民社会的重构和公民资格的塑造,不断解决社会和公民的异化。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传播政策范式的转型是和当代传媒业商业化浪潮直接关联的。如何研究当代传媒商业资本主义,迄今仍缺乏有效的理论工具。1956年,赛伯特、彼德森、施拉姆诸教授提出了著名的“新闻四理论”。迄今为止,这一理论仍是研究传媒体制的最主要模式,更成熟的批评视角和分析工具尚未出现。在《公司扩张、文本扩张:传播的商品化模式》一文中,弗琳茨和罗珊莎米尔教授认为,几十年来,绝大多数有关大众传播模式的理论“倾向于将大众传播首先看成是信息交流和政治话语的工具”,“主要着眼于国家政治结构方面”,而“我们所提出的传播商品化模式,强调了政治经济和大公司文化、群体之间的融合,它将传媒研究视为环境研究,而不仅仅是一种生产研究。通过对某些旨在维护大公司霸权的话语策略的分析,我们将揭示大公司的传播在其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

毫无疑问,弗琳茨和罗珊莎米尔教授所提出的传播商品化模式,的确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大传媒公司的文化策略及其对公共传媒政策的深刻影响。但是,由于比较脱离当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复杂语境,她们的理论夸大了大公司制造霸权空间的能力和在大众传播中的决定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国家/政府在协调和规范竞争与多样性、促进传媒经济与加强传媒公共服务、放松管制与扩大公民参与等诸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这一理论也忽视了当代竞争性精英主义和竞争性时尚主义这一现实状况对传媒大公司文化的制约作用,由此传媒大公司也在一定意义上发挥着积极功能。究其原因,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缺少当代经济学基础的支撑,诸如垄断竞争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等,而这种缺失对于建立传播的商品化模式是致命的。

总而言之,当代传播政策范式是在复杂的社会语境内,在一系列既矛盾又互动的关键因素中发生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