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CTV的工作人员近万人，但“精英分子”不到千人，熟悉市场的就更少了。由于信息传播上的制约和分配制度上的总体平均主义，一旦市场放开，国际媒体准入，很可能会出现人才的迅速外流，而导致“媒介帝国”的空心化。我在CCTV工作多年，对它的感情很深，我预感对它致命的袭击就是人才“大逃亡”。
3.CCTV虽然规模庞大，但产业支柱单一，收入几乎全部来自频道广告，频道广告一半以上来自CCTV一套，而CCTV一套的广告主要看“新闻联播”前后，明眼人一眼看出，政府垄断资源是它背后的保证。假如一套的落地和“联播”的转播不再成为政治任务，央视的财政基础就岌岌可危了。现在中央的政策放开，允许广播电视涉足其他媒体产业，不知道央视能否重拳出击，在报纸、杂志、广告、出版、音像等方面有所进取，但以我对它的了解，它的人才结构比较单一，再加上家大业大侵吞容易，贸然出击，要么亏损，要么形成“内部人控制”，甚至会导致资产流失。
4.CCTV在节目上虽然锐意改革，但龙头老大一套的改革已经滞后，特别是缺少频道的整体运作机制，各中心平均分配各自为战，没有形成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强调大编辑部意识的今天，CCTV-1的节目编排已经落伍。此外，由于规模庞大，管理成本提高，内部耗损很大。突出的例子是，1997年回归前，董建华办公室竟然收到CCTV二十多个部门的采访申请。
5.CCTV的另一个隐忧来自它的一家独大，在国内没有对手，因而缺乏竞争的活力。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文明是对挑战的应战。文明往往产生于恶劣的自然环境，所谓物竞天择。美国经济的衰退，除了高科技泡沫与“9·11”冲击，深层的原因与“冷战”结束有关，美国强大到无人能敌的地步，必然因竞争对手的消失而失去内在的推动力。
天下事，盛极易衰。所以，CCTV不要利用政府背景去打击可能的对手，而只有通过市场规则平等竞争，才能更有活力。很遗憾，当湖南卫视、凤凰卫视等有所发展时，不少CCTV人的第一反应是告状是找政府，这样的保护手段最终会保护出一个市场的侏儒。
与CCTV相比，省级卫星台问题更大。客观上，近年来电视改革的原动力来自这些台，他们切身感受到市场竞争的残酷。省级台的问题是：第一，它在传播区域上具有先天缺陷，现代电视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来配置它的信息资源与广告资源的，比如新闻的两极化，即本地社区新闻与国内外宏观新闻，后者已由CCTV等全国性媒体把持，而省级台（上海、北京、天津、重庆除外）很难找到本地关怀的中心点。你说湖南卫视的新闻重心在长沙还是在广大农村，湘西农民与长沙市民的关注点肯定不同。更要命的是广告也这样，长沙的地产商肯定更愿意在本市的媒体做广告。第二，以我的观察，不少省级台在制作上越来越空心化，自制节目大多亏损，且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购买节目只要市场把握准确，则会事半功倍。目前，大部分省级台的主要广告收入来自电视剧时段，决定效益的关键不再是本台制作力量。各台除了制作一两个志在获奖点缀门面的栏目节目外，对大部分自制节目都抱着“鸡肋”态度，长此以往，必然形成掏空的局面。第三，目下正在进行的无线与有线合并，由于是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在推动，资源能否有效整合令人产生疑问。第四，省级台在节目设置上最大的问题是，简单地克隆模仿CCTV，很少有自己的个性，这当然与过去的行政色彩与评奖制度有关，但画虎不成反类犬，尤其是整个北方文化区，大家都甘于做CCTV的地方版，甚至在部门设置、栏目名称、节目包装、主持风格上都如影随形，天下电视一大抄，几乎到了可笑的地步。第五，由于节目没有个性，省级台有追求的制作人都纷纷逃往北京，还有一些人彻底放弃媒体追求，靠山吃山，媒体资源成为淘金手段。因此，大部分省级台都缺少健康的媒体工作氛围，更不用说良性的创新机制。
我们不能不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城市台，但目前大多数市级台尚处于业余状态，在省级台的挤压下发育不全，像样的制作人员屈指可数。当然，顶着省级台名义的四大直辖市台占据了有利位置，但上海、北京电视的发展令人失望，没有体现出他们应有的影响，而天津几乎已经在竞争中出局，只有重庆台后来居上，多少表现了一点活力。
许多人都在忧患“狼来了”，对境外媒体的进入忧心忡忡，我的看法是不足为虑。
首先，媒体与一般的制造业服务业不同，存在着一个本地化问题。世界上很多国家彻底放开了媒体市场，但翘楚者仍是本地媒体。即使像历史殖民化、文化空心化的香港，主流媒体也还是无线与亚视两家本地媒体。我们再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莫不如此；其次，境外媒体虽然实力雄厚，但对于中国国情非常隔膜，即使他们挖掘本地人才，但由于英语文化的优越感和管理上的科层控制，优秀的本地人才很难得到重用，尤其是在本地媒体工作多年的“土”人才，恰恰只有这些人才能在中国媒体界翻云覆雨；再次，目前比较活跃的境外媒体，基本采取“拿来主义”，凭借有利的地缘优势，做足“中间地带”的文章。但是，这些媒体的自身制作力量单薄，也缺乏国际化运作空间，其生长比较脆弱，一朝风吹草动，就会难以为继。目前看，这些境外媒体充当了桥梁与窗口的作用，大部分都是过渡时期的产物。至于那些大型跨国媒体，很长一段时间，将只能作为支流的内容供应商，或者以资本方式局部参与。
2000年初，受可能推行的“制播分离”政策影响，民间制作公司备受青睐。时过境迁，当初活跃的制作公司大多江河日下，只有光线公司渐成气候。目前，除了电视剧市场比较成熟外，其他电视产品的交易市场极其不规范，大部分公司主要凭借与电视台的特殊人脉关系，而分得一杯羹，因此交易成本极高，很难在自身的制作力量上下工夫。十几年来，中国电视已是一日千里，而民间制作力量几乎乏善可陈。我们只要看看平面媒体上有多少活跃的独立撰稿人，就会感慨电视界民间力量的稀薄。而且，这些公司基本依托于一两个栏目，在诸如发行、调查、策划、推广、宣传上没有形成多少独立的力量。用建筑市场打个比方，他们基本上处于包工队的水平，而且包的是小工。
综上，我对五大集团的描述提供了一个相对灰暗的前景。我当然不会否认中国电视的进步，尤其在节目制作的技术水平上，以CCTV为代表的中国大陆电视已居于亚洲前列，仅次于日本。但是，90年代末以来，中国电视的改革步伐有点迟缓，特别是跟本来落后的平面媒体相比。有人说过，中国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一旦步伐放慢，问题就会大面积释放。我想，电视也是这样。我们不能躺在90年代上半叶电视横扫天下的美好记忆里停步不前，网络经济的冬天也不意味着新媒体就此告别历史，面对整个国家的改革态势，面对全球化步伐的加快，面对平面媒体的新格局，面对电脑前的一代一天天成长，我们必须充满危机感，毕竟中国电视还没强大到足以乐观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