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禅
张志军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唐宋,进入了黄金时代,从诗词到绘画,从音乐到雕塑,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而这些文化艺术领域高原崛起式的突变,与佛教的传播尤其是禅宗的繁盛有着极大关系。
自大教东来,中国文化艺术日益受其影响。尤其是六祖慧能之“顿禅”兴起后,以其独具一格的思维方式、超然物外的洒脱飘逸、通天彻地的广博智慧,赢得了文人士大夫的青睐。他们谈禅、习禅,思想上有一种禅理化的倾向,不知不觉里引起了他们生活情趣的变化。自然而然,他们以禅入诗,以禅入画,以禅入乐……艺术思维日益由粗糙浅直,走向宏深精微。禅的精神、意韵、风骨,陶冶了唐宋文人之情操,使得他们的作品有着浓重的禅味、禅意、禅韵,进而产生质的飞跃,进入了一个全新境界:禅的渗透,使得艺文作品更有灵性,变得空明灵透、飘逸超脱,达到空前的审美境界。所以,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
唐宋文学大家中,禅悟最深的,当数王维;而与禅僧交往最多、在禅门中影响最大者,首推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1037-1101)无疑是伟大文豪之一。他的绝代风华,他的卓尔不群,或许只有诗仙李白方可与之媲美;他文、诗、词无一体不精,书、画、琴无一艺不能,学养之深厚,才华之广博,恐怕连李白也难以企及。作为文学家的苏轼,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但作为一位禅客的东坡居士,尤其是其参禅学佛的心路历程,则鲜为人知。
一、禅缘天然
苏轼天生与佛教,尤其是禅宗,有着甚深缘分。
苏轼的父亲苏洵(1009-1066)好佛,常从禅者游。庆历五年(1045),他进京“高考”不第,“宦学四方”,在庐山结识了云门宗大长老圆通居讷,并依之参扣禅法。苏辙《赠景福顺长老二首》(《栾城集》卷十一)序中说:“辙幼侍先君,闻尝游庐山,过圆通,见讷禅师,留连久之。”
这次庐山之行,苏洵还结识了另一位云门宗高僧育王怀琏(1009-1090,赐号“大觉”,故亦称“大觉怀琏”)。他也是苏轼真正交往的第一位禅师。皇祐初,苏轼赴开封会试的前五年,怀琏奉宋仁宗诏请,住持京城净因禅院,经常入宫说法,深得皇帝青睐。
甚至,每次与怀琏唱和的诗词,仁宗皇帝都要亲手抄写下来,赐给怀琏,先后共有十七篇之多。嘉祐年间,三苏父子入京以后,苏洵经常带领苏轼兄弟参谒育王怀琏。怀琏曾以阎立本所画水官赠苏洵,洵报之以诗,并让苏轼和作。苏洵过世后,苏轼将父亲收藏的五代时期著名画僧贯休的罗汉像,布施给了育王怀琏。在朝为官之时,苏轼依然时常光顾净因寺,参拜怀琏禅师。他在《祭大觉禅师文》中说:“我在壮岁,屡亲法筵。”
英宗治平二年(1065)怀琏南归,二人一直保持书信来往。怀琏禅师在四明(今宁波)阿育王山广利寺建宸奎阁,收藏仁宗所赐十七首颂诗,苏轼为作《宸奎阁碑》。
更奇妙的是,苏轼由父辈引领而结识育王怀琏,进而又与怀琏的弟子径山惟琳等人成为莫逆之交。父子两辈与师徒两代,世间与出世间僧俗两界,保持亲密交谊数十年,可谓古今美谈。苏轼被贬岭南时,惟琳禅师极为关切,专门在佛前祈祷,保佑其平安返回中原。苏轼临去世那一年,二人相遇于常州。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在《与径山长老惟琳二首》序中说:“卧病五十日……某扶行不过数步,亦不能久坐,老师能相对卧谈少顷,即告,晚凉更一访。”从中可以看出,二人交谊之深厚,非同寻常。苏轼临终,径山惟琳一直守护在病榻旁,并且,在那个时刻,二人还有过极为精彩的禅机互换。
苏轼频繁与禅僧接触,始于他任杭州通判之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杭州地灵人杰,名僧云集。苏轼曾经自夸:“吴越名僧与余善者十九。”他说:“我初适吴,尚见五公。讲有辩臻,禅有琏嵩。”
“辩”是指慧辩与辩才元净二人。苏轼在《海月辩公真赞》中说:“予方年壮气盛,不安厥官,每行见师(慧辩),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他在《赠上天竺辩才师》中描述道:南北一山门,上下两天竺。中有老法师,瘦长如鹳鹄。
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见之自清凉,洗尽烦恼毒。
据弟弟苏辙记载,苏轼次子三岁,还不会走路,请辩才象征性地落发、摩顶祝福之后,不几日,行走如常儿。
当然,与苏轼来往更多的,是江南的一群诗僧。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
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
这首《腊月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透露出苏轼之所以对禅感兴趣,与禅僧来往,系文人当时以谈禅为雅趣的风气使然。直白地说,他那时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
嘴上说禅,内心仍然以正统的儒家士大夫自居。到深山古寺名曰寻禅,实为寻诗,寻找诗情涌动的灵感。
果然,携三五诗僧雅友,游杭州之湖山胜景,苏轼绚烂的才华被激发出来,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如《病中游祖塔院》便是出自这一时期: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
闭门野寺松阴转,欹枕风轩客梦长。
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
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匏樽自在尝。
当心身疲惫之时,精神暂时失落之际,苏轼到禅寺不过是为了得到心灵的宁静。
以清新脱俗的禅,来慰藉备受险恶官场伤害的心,是古代文人失意之时的“安心药方”。因此,可以说,苏轼前半生谈禅、写禅,却并不修禅。因而,当时同样喜欢说禅的杭州太守陈述古,哂笑苏轼说:“尔之禅理,十分浅陋。”
苏轼交往最深的诗僧,乃道潜。道潜,号参寥子,亦是育王怀琏弟子。道潜之诗,效五柳(陶渊明)之风,多菜蔬之气:“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又:“楼头夜半风吹断,月在深动浅处明。”他本名昙潜,先因东坡而改名,后因东坡而被追夺僧籍(被勒令还俗),再因东坡被捕入狱并发配他乡。
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
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州。
苏轼偶然读到了这首清丽别雅的《临平道中》,很是喜爱,将其镌刻于石上。当他知道该诗是名叫“昙潜”的僧人所作,即欲结识之。于是,他借赈灾之机,来到昙(道)潜的家乡——於潜(今杭州临安),在县太爷的陪同下,来到西菩山明智院拜访。然而,道潜一如无根的白云,不知逍遥到了什么地方。
这一年,是熙宁七年(1074),也是苏轼任杭州通判的最后一年——不久,他调知密州(今山东诸城)。也就是说,他与道潜错过了相逢的机缘。
然而,看似的遗憾,却成了一坨发酵了四年的普洱。熙宁十年,苏轼知徐州。第二年九月,一位面目清癯的云水僧风尘仆仆而来:“彭门千里不惮远,秋风匹马吾能征。”
当道潜吟诵出这首《访彭门太守苏子瞻学士》的时候,两位神交已久的文友终于相会了。在此后的三个多月时间里,白马台、百步洪、黄楼……徐州的名胜之处,时常出现一僧一俗、一民一官把臂同游、相互唱和的身影。
苏轼本来就是世不二出的天纵英才,而今又与世外高人相逢,更是文思泉涌。灵感之频发,连他自己都惊诧不已:“何妨却伴参寥子,无数新诗咳唾成。”(《次韵参寥师寄秦太虚三绝句时秦君举进士不得》)
最重要的是,道潜不仅仅是一位诗僧,更是一位“道人胸中水镜清,万象起灭无逃形”(《次韵僧潜见赠》)的禅者。他深厚奇妙的禅学修养,超然物外的空明智慧,深切影响了苏轼。甚至,连苏轼的诗情文理,都在悄然易变: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几百年之后,清代文学家纪晓岚评价苏轼这首《送参寥师》说:“(道)潜本僧,而公以诗友之;专言诗则不见僧,专言禅则不见诗;故禅与诗并而为一,演成妙谛。”纪大才子只说了苏轼评介道潜诗这一方面,其实,这四句话、二十字,何尝不是苏轼有感而发的亲身体验?他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诗之灵感生发的意境。这也表明,经过道潜的禅学启发,苏轼对于诗、对于禅的参悟,都产生了质的飞跃。
在徐州期间,还发生了一件风流趣事:一次,苏轼、道潜与当地文友雅集。席间,生性诙谐、放旷的苏轼促狭道潜,让官妓马盼当众向他求诗。一位风情万种的名妓,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和尚,二人相对,该是怎样的尴尬万分?道潜一笑,随口吟诵道:多谢尊前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
彭城之会,拉开了二人二十二年的友谊序幕。此后,苏轼沉浮于官场,起伏于仕途,迁徙不断。道潜不辞辛苦,时常追而随之。苏轼谪黄州,故友多避之如瘟疫,唯有道潜远来相会,且留居整整一年,陪伴其度过了一生最艰难的时光。患难见真情。一个方外之友,拳拳如此,足可感天动地。于是,道潜被苏轼政敌恨之入骨。在苏轼谪惠州时,其仇家吕温卿任职浙西,派酷吏收捉道潜,下到苏州大狱,最终被没收度牒,发配兗州。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蒙赦,才恢复僧籍。而苏轼,就在这一年亡故了,两位知心朋友未能重逢。
二、黄州参禅
元丰二年(1079)八月,苏轼因在诗中对变法新政多有讽刺,被捕入狱。经元老重臣张方平、吴冲、范镇等人营救,连政见不同的王安石也出面为他说好话,并由笃信佛教的神宗祖母太皇太后曹氏干预,苏轼总算保住了性命。四个月后,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政府的管制,不能到其他地方居住;不得签署公文——没有参与政务的权力。苏轼自嘉祐二年初就科举,便以惊人的才华为朝廷上下所注目,一直被视为宰相之才。然而,二十多年蹉跎岁月,他不但没有“功成名就”,反而一再被贬,其内心之苍凉、凄苦、悲伤,无以言表。“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人生磨难,政治挫折,逼使他倾心空门。读佛经,看释典,与僧人谈禅,成了他的主要“功课”。甚至,为了打发漫长无聊的日子,寻找精神寄托,他一遍又一遍抄写《金刚经》。苏辙说他“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正如苏辙所说,贬居黄州,是苏轼深悟实相的关键时期,也是其从苏大儒士变成东坡居士的关键时期。他的《黄州安国寺记》,记录了其皈依佛教、静坐修行的心路历程:
……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苏轼初到黄州,家眷尚未迁来,寄居在城南的安国寺(又名定惠禅院)。住持继连禅师将他安置在一间僻静、整洁的禅室。他外息诸缘——闭门谢客,每日面壁——修习止观(止息妄念,观察实相。止属于定,观属于慧,即定慧双修)。就是从这时起,他真正转入切实修行,并从中感悟到了人生真正的归宿。后来他的家人也到达黄州,苏轼就在与安国寺相邻的临皋亭安了家,以便时常前来静坐。此后四年多时间,从未中断。他夙具灵根,很快就有所省悟。
那天,他在安国寺佛前发心忏悔,焚香坐禅,不知过了多久,恍惚之间进入了一种灵灵明明的禅定状态,突然觉得身心通通透透,了不可得,顿悟空性真谛。正是有了这种奇妙的体验,他在《前赤壁赋》中,将禅的意境发挥到极致,写得酣畅淋漓、惟妙惟肖,通篇皆是神来之笔:“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江水滔滔,不断流去,但始终没有消失。月亮阴晴圆缺,却无增亦无减。若是从变化的角度来观察,沧海桑田,瞬息万变,万事万物每一刻都在不停地变化;从它们本性上看,其实体何曾变迁!千变万化,自性不变!所以,众生佛性宛然,本质不会被污染,终将成佛。这一宏论的源流,是僧肇大师的《物不迁论》,而苏轼将之描述得更加美妙,更加鲜活,更加生动。
禅的空观与静观,是让人从本质上认识到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水中月、镜中花。而苏轼却发现,禅理可以作为诗文的借鉴,禅定的美妙境界更是与诗文之意境相通。
其实,中国文人早就已经领悟、窥探到了这个秘诀:参禅可开发文思,激发灵感。
首次将这一秘密公布于众的,乃刘禹锡。与苏轼一样,政坛失意后,他有了大量时间修禅。于是在一次静修中,在灵明不昧的禅定状态下,他契入了妙不可言的灵感源泉。
刘禹锡详细描述道:“能离欲则心灵空明虚静,心灵明静则森罗万象映入,此时,如形之于诗词,其词美妙而深邃;若赋之于声律,其曲婉转而灵动。”所以,自古以来,有许多禅僧以惊人的诗才闻名于世。因禅定而得到诗的意境,故而脩然以清;由禅定显发的智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