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光明日报》当了半辈子记者之后，从1987年春天起，我当起了编辑。工作的侧重点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好在不管是当记者还是当编辑，我都没有离开过科教界，因此要谈编辑体会，也就离不开科教报道。既然是谈体会，又不想有个限定范围的题目，只好叫“纵横谈”了。
当科教编辑和当其他方面的编辑一样，都需要具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也就是说，当编辑的一定要模范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新闻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对此，不少同志已有专门文章论述过了，这里就不赘述了。我只想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来谈谈科教报道的创新和开拓的问题。
一、只有具备老鹰扑食的速度、掘地三尺的奋斗精神，才能做到创新和开拓
俗话说，衣食足，教育兴；教育兴，则科技发达。新中国成立41年来，我们这个有着11亿人口的大国，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因此，教育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不仅为国人所目睹，也令海外人士惊羡不已。作为科教编辑，每天必然要接触到好多来稿，有信息，有经验，有体会，也有收获。面对这些素材，你必须用老鹰扑食的速度及时捕捉，同时要有掘地三尺的精神，把主题升华出来，就像真正把埋在地里的金子挖出来一样，呈现到读者面前。至此，科教报道的创新才成为可能。去年10月中旬，恰逢中国少先队建队40周年纪念日。团中央、全国少工委推出英雄少年赖宁这个典型，江泽民同志也写信称赞赖宁的事迹。全国各大报纸踊跃争先，纷纷利用自己的优势，不惜篇幅地宣传赖宁，形成了相当大的声势。自然，《光明日报》也不甘落后。我们议论着，思考着：我们不同于《少年报》，我们有自己的读者对象，该怎么办呢？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典型，首先要形成舆论宣传的声势，但光有声势还难以深入地发展，还得想法引向更深层次的思考。于是，我们与全国少工委、中宣部、教育局联合，举办了“赖宁成长道路研讨会”，邀请各界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对赖宁的成长进行深刻的多角度的分析。接着，在报上开辟“赖宁成长道路谈”专栏，接连发表文章，以引导学习活动向前发展。这个专栏开办以后，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数百件。许多同志认为，这种宣传方法别具一格，既避免了大轰大嗡之嫌，又可给人以启迪，不能不说是典型人物宣传技法上的一个创造。
综上所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公式：科教编辑的创新=鹰的眼光（敏捷）+扑食的速度（疾速）+深入的挖掘（深度）。作为一名科教编辑如果平时不重学习，眼光不够敏锐，捕捉典型的速度又慢，还不肯下气力去挖掘，却去奢谈什么创新，谈何容易啊！
二、把耳朵贴在大地上，使自己的心与人民群众的脉搏一起跳动，只有这样，浓郁多彩的生活才能为科教编辑的创造性劳动提供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营养
生活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在科教界的活动，是科教编辑须臾不可离开的。一名科教编辑如果对人民群众在科教界的活动漠然置之，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充耳不闻，他将一事无成。1988年底，我的前辈汪波清同志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与我谈起表扬先进的事。我说准备开辟一个专栏，叫做“共产党员在改革大潮中”，为模范共产党员歌功颂德。当时他是主管群工工作的编委委员，他马上表示赞成。这个专栏在报上刊登几次以后，立即引起各界的重视，来信纷纷扬扬，都说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能开辟这个专栏，的确是做了一件好事。
1989年底，我已调任教育部主任半年了，天天都接触一些教育界的朋友，脑海里又产生了一些设想。一个下午，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来访，我们谈起了当年的老师、当年的校长，自然也谈到了今天校园里的现状。这位同学说，现在当教师难，当校长更难了，不仅要抓分数，还得抓钞票，管教师的吃喝拉撒睡。这一次聊天，使我对学校现状产生了探讨的强烈愿望。我和同志们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认识到：路线决定之后，干部是个决定的因素。校长作为一校之长，不仅是学生的师表，也是老师的楷模，应该用时代的大笔来为他们大书特书。于是，我们派出记者与北京市教育局和西城区教育学会联系，决定联合举办《好校长》通讯征文。这一历时半年的征文，从原先并不广为人知，到逐渐赢得注意；从原先来稿稀稀拉拉到后来来稿数量和质量均有明显提高，数量达两千余篇，质量也一篇比一篇高。在临近结束之际，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还来函表示称赞，希望保留这个栏目，同时他十分愉快地接受了为《好校长》一书（希望出版社出版）写序的任务。试想，我们这些编辑要是没有接近生活，没有热情地去把握生活的魄力，又怎么能有“共产党员在改革大潮中”和“《好校长》通讯征文”这两个在科教界颇有影响的专栏！
三、科教编辑的创造性劳动，还有赖于写作技巧的帮助。对于科教编辑来说，写作技巧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可以使轮子转动起来，鸟儿飞翔起来。因此，科教编辑的创新还有赖于写作技巧的创新
前不久，我到国家教委参加一个座谈会，休息间，一位同志悄悄对我说：你以前写的有关职称的文章，我每篇都要看，写得真不错。我会心地笑了。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的思绪又回到了1987年底至1988年初的那些不眠之夜。
1987年底，经过大家的多方研究，我们想在“读者来信”栏中开辟一个新栏目，叫“知识界热门话题”。恰巧，那个时候不少知识界朋友掀起了“迪斯科热”。我们想，这个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因为它同知识分子的生活靠得近。于是我们在“读者来信”中刊登了一组“我为什么喜欢老年迪斯科”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把“知识界热门话题”推到前台来。稿子刊登以后反映不错，我们有信心了。怎么把这个专栏办得更好呢？我们想到了评聘职称。当时我们已经在调查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的问题，我们想，这是一个更大的话题，应该写好它。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反应各不相同，有支持的，也有不以为然的。后一种的说法就多了：有的说“上面不是说，职称问题要多做少说吗”；还有的说，“抓这个问题太敏感了”。我们经过分析，认为“多做少说”并不等于“不说”；至于“敏感”，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把握分寸。任何事情都要从两方面来看，一味说好——不对，一味说不好——也不对。对于评聘职称，一定要辩证地、全面地看，舆论不是要引导嘛，这个盘子端好了，就不会出乱子。后来写成了《职称议》一文，果然反响强烈，共收到1500多封来信。在当年本报读者月评选好新闻活动中，读者投票共2.6万多张，《职称议》获票2.49万张，我们曾从来信中编了一组《读者争说“职称议”》的稿件。更有趣的是，《职称议》发表以后，原国家经委职称改革办公室的同志来电话，要求我们再做些“锦上添花”的工作，议一议企业里的职称改革。我们答应了。经过一个多月的辛勤采访，我们写出了三篇通讯。见报后，企业界的朋友多方翻印、传阅，反响不亚于《职称议》。为什么这几组稿件在时隔数年之后，至今仍叫人难以忘怀呢？除了选准主题以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写作技巧上的创新。
第一组《职称议》共连载三天。头四个小标题是按照逻辑顺序纵向扩展的，反映知识分子在职称评定中的诸多心态，请看：
议论之一：如何评价职称的改革？大部分知识分子认为，职称改革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增添了活力，也带来实惠。
议论之二：在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中，为什么出现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情况？大多数知识分子说，这是多年积压、一朝放开造成的，难怪在竞争的屏幕上总是显示两个字：“拥挤”。
议论之三：在这次职务评聘中，能不能引进竞争机制？知识界朋友的答复大都是肯定的。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他们有说不完的烦恼，诉不尽的委屈……但是，不管是持哪一种意见的人，都在呼唤：公平地竞争！
议论之四：为什么在实施职务聘任制中，有这么多投诉信？知识界朋友说，关键在于还没有开展对话，以至于出现“你有你的委屈，他有他的苦衷”，难免要互相抱怨，甚至“剑拔弩张”。知识界也要提倡“理解万岁！”
第五个小标题叫“议论仍在继续，续篇留给读者”。
这是运用横向的写作办法，把各行各业知识分子的要求一一摆了出来，使人们读过之后感到亲切、可信，产生强烈的感染力量。
我把第一组的《职称议》的写作方法，概括为纵横交叉法。
第二组有关职称的议论，是来自摘编，总题目叫《读者争说“职称议”》。既选登领导的来信，也有一般同志的呼声，各行各业能照顾到的都照顾到了，进一步拓展了议论职称改革的知识分子的层次，克服了过去只选一家之言的片面性，出现了有话大家都可以说的生动活泼局面。我把这种办法叫做上下交错法。
第三组有关职称的通讯，是《企业里的职称改革》，共三篇。每篇都贯穿纵横交叉和上下交错这两种办法，使各个层次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在每一篇文章中都有所反映。我认为，作为一名科教编辑，如果不钻研和学习写作技法，他必然要像鸟之折双翼，车之缺双轮，既飞不起来，也难以运转。常言道，当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殊不知，只要自己努力，时时想着创新，也别有一番滋味，其乐融融，其乐无穷！
（写于199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