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持人文化影响力对社会群体的印证
每一个个体人从他出生起就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之中，他认识世界的态度、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自我评价和行为动机无一不是由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群体塑造而成。因此，社会群体内部存在着巨大的相互影响因素。过去，乡土中国不流动、静止的特点，不仅使得社会群体窄小、局促，也使得相互影响总是在熟悉的人、熟悉的地方展开，祖先的经验“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前辈的思维方式也总成为晚辈们做什么与怎么做的最大参照系。电视的普及，完全打破了固有的状态，屏幕上出现的帮助各类社会群体塑造的“参考群体”，不仅达到了黏合社会群体内部成员不同个体的目的，也满足了每一个个体寻求群体印证与阶层归属的内心渴望。换言之，节目的参与者和观看者的一个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动机，就是通过大众媒介寻求印证和归属感。因此，以成功人士身份出现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凭借着电视的力量，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这种社会群体内部黏合与协调不同社会群体最直观、最感性的形象代表。
我们先来看看主持人是怎样通过节目起到黏合社会群体内部不同个体作用的。
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中国自古以来“顶层是锥型，上层很小，中下层很大的”金字塔图形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了某种松动，它的结构构成与排列顺序开始有了新的变化。2002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科研项目，由陆学艺研究员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正式出版，报告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并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将当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这一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已经“在基本成分、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原来的阶层正在发生分化，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部分在中国已经具备。
社会阶层的变迁，导致了人群的重新划分，也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磨合碰撞、资源配置的优化组合以及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更多的需求，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困惑，更多的风险，更大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的不平等，更多的局部利益和社会价值的冲突，等等，这一切都成为媒介生存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大众传媒要赢得受众，就要加强被传播的内容本身和受众现实之间的联系，如关注各种各类人的命运，关注人的内心的不同感受以及他们的深层心理状态，关注与他们生活相联系的社会大背景的变迁”。主持人文化影响力要想在占有受众“注意力资源”的前提下施展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就应该注重当下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受众的不同心理，在不同的栏目定位中，给予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简言之，在“窄播”、“小众化”观念的基础上更加加强“对象感”的建立，以便让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群在电视媒介里更为便捷地了解社会、了解这个社会中与自己同一个群体其他人的生活行为，同时，在认同自己与世界相连中得到印证心理的满足。这是媒介人对过去“广播”、“大众化”思维方式的一种突破，也是培养受众对主持人信任感的有效途径。
《对话》是中央电视台2000年7月推出的一档60分钟的严肃谈话栏目。栏目的目标收视群定位为关注经济改革动态并具有决策能力的社会精英人士；栏目致力于为新闻人物、企业精英、政府官员、经济专家和投资者提供一个交流与对话的平台。这里出现的人物颇具分量：左右经济走向的权威人士、经历商海沉浮的企业巨头、见证热点事件的当事各方。在“《对话》对于北大、清华、人大三大高校的问卷调查”中，关于认定节目做得比较成功的地方，清华与人大的学生将“嘉宾有魅力”置于首位，清华与北大的学生将“主持人表现得体”放在第二位，肯定了主持人对于这个品牌栏目的贡献。
与曾经在《对话》做过主持的张蔚、沈冰相比，陈伟鸿显得要低调得多。没有MBA学位，没有海外工作、求学的经历，但是不卑不亢、拿捏到位的对话方式，虽专业而内敛，虽内行而平和的处事风格，都使得他充满自信地站在演播厅里，与那些称之为社会精英的嘉宾自由交流，迅速赢得了国内专业领域受众的青睐，同时也确立了自己在《对话》中的主持地位。有人评价他是智慧型的主持人，“面对全球工商巨子，他潜心营造的话语场为观众洞开商业与人生的独特境界，令枯燥而严谨的财经话题，平添个性之美和交锋之趣”，陈伟鸿却说：“在《对话》中，主持人不应该是排第一的，因为嘉宾都是重量级的，我认为主持人的作用就是怎么样使嘉宾把自己的智慧、风采展现出来”。惟其如此，定位高端人群的《对话》通过展示专业领域成功人士的创业业绩，牢牢锁住了工商业、经济界、政治界等社会精英群体的目光。
我们再来看看电视节目主持人是怎样通过节目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
2006年5月30日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播出了名为《华山独臂挑夫何天武》的节目。节目播出之后短短几天时间里，《冷暖人生》博客关于这次节目的点击率一路飙升，栏目组接到了上百位热心观众的电话和邮件，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赠给何天武的钱也有了四千元。这些观众有来自祖国大陆的同胞、港澳台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同胞，他们有的给老何捐款，有的给他提供工作，有的帮他联系医院等等，表达的是一个共同的心愿：要帮助老何。
《冷暖人生》着眼于底层人群和弱势群体，抓取真实的普通人的故事，讲述普通人的命运，以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主持人陈晓楠说：“在没有做节目前，自己对弱者的认识还只是一个群体的概念，没有想过个体是怎样的人。而《冷暖人生》让我接触到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原来从来没有想过和自己不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的人去交流，去沟通，但现在觉得每个人都很有意思，而且每一个人都会给你些什么，只要你能放开你自己和他去交谈。当你放开你自己的心，去接纳所有人的时候，去观察，去体会所有人的时候，你的世界就丰满了。”电视节目把不同的社会空间、不同人群的生活经验整合在了一起，在主持人的导引和介绍下，他们次第出现在屏幕上，而每一个个体在收看电视的过程中便与这些不同的社会人群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共鸣与感动交合成心灵的沟通。在当下这种浮躁又喧嚣的世界里，在忙碌又忙乱的生活节奏当中，一般人是难得花上几分钟时间为一个与自己不大相干的人去滋生感动的。
因此，对于受众来说，能够真正吸引他们、感染他们，并对他们有着逐渐“侵入——沁入”作用的主持人，一定会在讲述当中不仅仅停留在“同情”、“怜悯”的表层，一定会在人性的深处激起受众的共鸣，以赢得不同社会群体的感动，而这样的感动才可能是最具价值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媒介的说服实际上是提供一种象征性的心理满足，但这种满足不少情况下是潜在的，需要媒介唤起才能转化为一种态度或行为”，一个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一个一个命运的颠簸，唤起了主持人内心的波澜与改变，而经由主持人展现在屏幕上的每一幅场景、每一段对话，也同样唤起更多受众态度或行为的变化：他们为老何身残志坚的信念所感动，他们从老何的经历中体会到一种激励，在他们向老何伸以援手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关爱他人的内心体验。这就是戴安娜·克兰说的，电视“使不同社会地位的所有观众都能理解他的信息，从而打破了社会群体之间的界限”，而主持人话语的黏合功能不仅让受众通过屏幕视听，在了解他人生活的同时感觉到自己与社会和世界的相连，也让受众感觉到与周围环境和生活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亲近与附属。
思维方式是文化的最高境界，它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看待世界的认识眼光。电视节目主持人文化影响力，对于受众来说，是线性积累量与质的叠加，于无声处对人的思维能力与思维方式起着影响及改变的作用；对于主持人而言，需要的则是舍我其谁的执著精神和锲而不舍的信念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