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节目主持人文化影响力对受众思维方式的影响刍议
曾志华
电视节目主持人文化影响力，指的是主持人在电视节目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信息传导在受众当中的效果反应，它是主持人作用于受众精神层面并施以文化影响的一种能力呈现。思维方式属于人的精神领域范畴，它是人们大脑活动的内在程式，体现出一定的思想内容和思考方法，对人们的言行起着决定性作用，也是决定某一个个体生存状况的重要因素。尽管思维方式无色无形难以触摸，但它的普遍性和广泛性使得它渗透在各个领域、各行各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艺术的、人际关系等等，无一不折射出我们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
文化的熏陶和教育的影响是人们思维方式形成与变化的关键。在收视行为早已成为当代人日常行为方式的今天，电视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习惯。而这种改变往往与电视节目、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言行密不可分。在受众的选择性接触与选择性理解成为一种定势，开始主动追踪主持人时，我们说，主持人文化影响力的渗透作用就有了实施的对象，以节目为中介的对受众思维方式的影响与作用也就有了可能。
众所周知，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几千年特有的文化密不可分，与中华民族内敛、含蓄的民族性格有关。尽管作为有意识的社会动物，人必然有着与外部世界保持信息沟通与情感交流的需要，但“家丑不可外扬”的思维方式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封闭内心，压抑情绪；而强调阶层归属、强调群体取向的文化特点，又使得人们总是希求在公共领域寻求印证与认同。在宣泄的欲望难以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负面的情绪就容易滋生与蔓延，情绪型舆论必定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在印证与归属感的寻求都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人们与社会的联络必将产生断裂，自我指认的需要也就难以满足。因此，电视媒介的出现，尤其是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不仅为受众情感宣泄提供了全新的舞台，也使受众在大众媒介的公共空间里找寻到一种印证与归属。这是经由电视以及电视节目主持人带来的一种创新思维对传统思维的挑战与革命。
一、主持人文化影响力对受众情感的疏通
当主持人以倾听者的身份出现在电视节目中时，电视传播的一种新形式由是开始：受众和传播者之间的壁垒打破了，主持人的“话语霸权”消解了。经过挑选的现场观众可以和主持人一起聊家事、国事、天下事，也可以倾诉个人隐私，求助于媒介及其他“陌生人”的帮助，还可以在游戏娱乐中寻求快乐的分享。这种以受众话语权力得以解放为标识的传播观念的建立，不仅催生出《心理访谈》、《生活广角》等一批心灵服务类栏目，《实话实说》、《荧屏连着你我他》等一批谈话类栏目，《幸运52》、《开心辞典》等一批益智娱乐类栏目，更使得人们在主持人的导引下，封闭的内心得以启封、压抑的情绪得以宣泄，尤其是对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人群，这种努力寻求情感宣泄，敢于倾吐心声的方式，无疑对社会舆论的形成与引导起着积极的作用。
目前我国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经济上打破旧的、单一的、封闭性计划模式，实现由封闭性转向开放性、由自然经济转向科技经济，由权威垄断型转向市场多元型的根本转变。在转型期内，包括阶层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等在内的社会结构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特点。而社会的急剧变革，也滋生出人们从未有过的紧张情绪与困惑焦虑。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4年完成了一项名为“社会转型期不同职业群体主要社会应激源与心理健康研究”的调查。在历时四年的调查取证中，研究结果显示：压力主要来自十个方面，涉及社会环境、工作压力、个人成就、经济收入、人际关系、社会支持、家庭、住房、子女和个人生活；压力源则涉及89项。其中社会环境、工作压力、个人成就成为转型期的“特色压力”。
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充斥着现今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争夺岗位、争夺市场、争夺技术、争夺资源。这种以利益争斗为特征的竞争机制，在打破传统社会重义轻利原则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情绪焦虑、心理失衡的心理，使人处于充满危机感、风险感、失落感和无所归依的精神状态之中，烦躁失落和精神无所归依的群体焦虑症候日趋严重。不仅如此，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时空的本来意味，客观上使人们心理的空间距离变得越来越远。当理想与现实产生巨大的罅隙时，宣泄便有了需求。这是一种表达情绪的主动愿望，如同受众对自己心仪的主持人总会采取主动跟踪一样，我们看到，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去到主持节目现场，与主持人一起纵情话语的狂欢；有那么多人愿意坐在电视机前，与屏幕上的人一起分享宣泄的快乐。
“如果说80年代人们看电视最需要的是‘解闷’，90年代以后更多的则是‘解气’和‘解惑’。大家心里有气，需要‘解气’，通过电视来泄气；大家有困惑，通过电视来‘解惑’”，那么，《心理访谈》、《实话实说》等这样一类谈话节目，便像是为受众提供的心灵栖息的家园，为人“解惑”，给人“解气”，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和渴望倾诉的迫切需要。崔永元曾在《实话实说》做过一期《父女之间》的节目。父亲王东成是一位教授，女儿王琳是一个高三学生。在父亲眼里女儿独立但又有点叛逆，在女儿眼里父亲严厉有余而民主不足。在家中他们没怎么相互说过心里话，父女之间有着不小的隔阂。但是在录制现场，在崔永元平等姿态、平民语态的引导下，他们说出了过去埋藏在心底的话。节目结束时，父女俩冰释前嫌，拥抱痛哭，崔永元也声音哽咽红了眼圈。节目播出后，我们看到，受感动的不仅是当时在场的参与者，更有电视机前无以数计的观众，甚至有观众写信给这对父女，同他们交流感受。从倾诉者转向倾听者，不仅充当有意识的“喉舌”，而且充当有思想的“耳朵”，这是崔永元对主持人话语语态最重大的贡献，也是满足受众“总是需要从大众媒介或其他信息渠道获得维持心理平衡和生存需要信息”思维方式的前提。
社会是个有机系统，媒介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环境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在舆论引导方面，更是有着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功能。因此，在社会环境情绪型舆论勃发之时，媒介从业者沉着冷静的实时应对是首要的工作状态。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电视本来就是受众心理沟通与宣泄的渠道，主持人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社会心理医生的角色。每当发生较大的社会变动或是突发事件时，电视要及时传达信息，解除受众的困惑；每当负面的情绪舆论生成发散之际，电视不可回避，应该采取正面报道的方式予以疏导与沟通。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推出了围绕抗击“非典”的现场直播达八十多场，其中，最为震撼人心的莫过于主持人柴静来自隔离区的一线报道，还有王志对李立明、钟南山、张积慧、姜素椿、王岐山等一系列“非典”新闻人物的专访。他们以及他们的专访嘉宾在屏幕上的出现，对当时民众恐惧心理的及时安抚以及紧张情绪的理智疏通，无疑都起到了特定时期社会权威的重大作用。柴静、王志也正是凭着其在“非典”时期的突出表现成为“非常栏目的非常主持”，开始脱颖而出，从而奠定了他们在受众心目中值得“追踪”的屏幕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