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选手，他最后处于待定席上，有一个环节，选手可以质问评委，为什么给他打这么低的分。当然这种命题本身值得商榷，为什么打最低的分我要跟你解释呢？我有这个权力嘛，我公平、有规则地去打分——当然作为一个噱头来说是可以的。但是所有的选手都不选择，不选择说请你指出我有什么不足，我以后需要在哪些地方进行改进。很多选手都在说，老师，别的我都不想说，请你给我一点鼓励，虽然你给我打那么低的分，我希望你给我一点肯定。我就在想，如果是我站在台上，我是绝对不会从这个方向去说话的。谦虚是一种美德，我站在台上，我为了博取你的同情也好，增加你对我的好印象也好，我一定会问我到底还有什么不足？这对我今后的成长也有好处。但是所有的选手都在说，“请你表扬我一下吧”。我觉得有问题。你是长得漂亮，但是漂亮是你的目标么？所以很多评委就说，你就是年轻漂亮。我说，年轻、漂亮都不是错误，你知道么？这两样东西都是我缺乏的，我非常需要。如果说我在长相上能够获得你那样的赞誉，那我今天就更牛了。如果说我再年轻一些——当然白岩松渴望年老啊，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这么想——我再倒回去十年，我很多东西可以重来，很多东西可以重新选择，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完善。
年轻和漂亮这是一种外项的东西，它们并不决定你是不是一个好记者。张越长得俊一点多好，她再瘦一点多好啊，当然她自己喜欢胖。王志再长得帅一点有什么错呢？不是这个问题，你内在的东西是怎么说的呢？当然，对于我们来说，领导把我们派到可可西里去——我那天在毕业典礼上也讲了这话——十几年前，《东方时空》那批年轻人，我敢说80％、90％的人，在那种氛围下，要是说有一个采访的机会，不管是可可西里，还是珠穆朗玛峰，甭管是西沙群岛还是北极圈，这都是一种荣誉。工作是一个机会，我们绝对不会（像那个选手）那么去想。所以我感觉现在的价值观念在发生一种转变，当然我不是在全面否定年青的一代。后来有人安慰我说：“王志你这个人就是矫情，他们将来有他们的规则。”我实际上想讲，如果将来这些人都从事传媒工作的话，他们传播什么呢？他们会怎么去看待这个工作，怎么去做这个工作呢？这是我很深的一个危机感。
再回到当年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没有那么高尚的理由：首先要找个饭碗。我首先选择的不是到电视台，我首先选择我最喜欢的做文字工作的报社。1989年报社不让进，出版社正改革，缩编，也不行，最后去了电视台。这有点像我们经常考主持人的问题，问，“你为什么想当主持人？”回答说因为我干编导、干摄像干不了，就只能当主持人。有人说电视台不错，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电视是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名声大振的时候，但是还没有显示出现在的优势。我看中的是电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当时我和同学讨论，人家说，现在有一个副处级的位置留给你你都不干，今天是副处级，混个五年十年，就当挺大官了。有个同学在我毕业留言册上签了四个字——现在我还留着呢——忠于人民。选择这个职业，当时和同学讨论的想法是：一是电视台还可以，有个饭碗，不用家里负担，还可以回报一下家里；二是我的性格比较合适，可以到处跑，每天可以接触新鲜的人、新鲜的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打了一个比方，就像我们扔石头一样，这个石头虽然很小，哪怕落在那个湘江里面，可以看见水花的，就是有回响。说不定这一个节目就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说不定一条新闻就会改变事情的结果。
说你为什么不留下来搞学问？为什么不留下来接导师的班？虽然我导师也跟我说了，“你这个研究生读得很不错，发了那么多文章”，但是我一想，我干多少年我都超不过你，而且写得这些东西很多我自己都没弄明白，我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所以我觉得应该跟实践离得更近一点。虽然不能跟老师这样反驳，但我的兴趣爱好确实不在这个方面。所以当时选择了记者这个行当。
到今天，经过18年的时间之后，我仍然有这样的体会：记者这个行当，不光是一个饭碗，它是需要用信念、用理想来支撑的行当。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很虚，但我觉得一点都不虚。炒股票、搞金融，只要你遵守法律法规，你今天挣个盆满钵满都行，但记者永远不要希冀说，我拿工作去交换。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从当记者的第一天开始就知道，抽烟喝酒是不用花钱的，至少在中国，在那个年代是不用花钱的，人家请客。但是到今天为止，我这个人特别蠢，也不会抽烟喝酒。不是说刻意保持一个好青年的形象，我也没这个欲望，因为婚也结了，不是为这个，它确实需要一个理想和信念来支撑。否则的话你做不好。前两天高院长——不是我们搞了一个什么展览嘛——让我留一句话，我就写了职业和事业的区别。我说多一点理想，多一点激情，职业就会变成事业。但是我到现在为止也比较困惑，不知道自己对事业的观念对不对。我现在每天接到指令，今天早上的，我把报纸都带来了，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消息的？（现场回答“昨天”）那说明你们没有看网络，他自杀的时间是6月3日，在6月3日后就有这个消息了，但是马上就没有了。我会有一个情结，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会觉得非常难受，觉得是我的一种——怎么说呢？可能这事与我也没什么关系——一种失职。你给观众提供什么？我记得当年看报纸就是四版，现在的报纸那么厚，看一份报纸几分钟你都浏览不完，一看88版。这88版内容是什么呢？有没有信息呢？所以我的困惑第一个就是指这个困惑，这个职业到底怎么做？是不是我对记者这个定位是错的？这是一点。
再收回来，另外一种危机感可能来自于网络。我不知道电视还有几天好日子可以过。大家可以问问自己，我就有这样的感受。我现在每天当评委，完了之后大概是11点钟回到家里，《焦点访谈》是有影响力，我想看，哪有啊？我只能通过网络看。央视二套每天早上《第一时间》的读报节目、我也看，因为信息量大，但这个时候也没有，只能通过网络看。这是网络的适时性。大家可以问问自己，有多少信息是通过网络了解的？现在有多少人在看电视？你们是学电视的，还有多少人通过电视去获取信息？我真的有这种危机感。我不知道还有几年，可能这也是杞人忧天。就像当年电视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传统媒体没有生存空间了，但是并非如此，只是慢慢地，这个比例会发生一种变化。这是我的第二个危机感。
那么第三个危机感就是新闻到底是什么？网络现在可能是大家获取信息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我特意把主要网站的几个网页复印了一下，其实这个对大家来说有些多余。我在几年前对网络还是很反感的，当时是IT很热的时候，我就跟人家争论，我说网络都是什么呢？都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你在网络面前停留的时间多的时候，你其他的时间就少了。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每天24个小时。当你在室内活动时间长了的时候，你室外的活动时间就短了。什么网络恋爱，是可以恋，你最后还得见面嘛。最后最直接的手段还是要touch，对不对？还是要用这种很直接的方式。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网络是虚拟的。但今天事实上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离不开的事物了，它提供给你很多信息，你觉得离不开了，慢慢生活就渗透了，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管道不可能从生活中剔出。而且它成为最大的一个产业，造就了那么多的千万富翁、百万富翁，大家已经离不开它了。但是网络在传播什么呢？这是我新的忧虑之一。
我觉得现在的网络，包括其他新兴媒体，它们正在改变我们关于新闻的定义。我考虑这些问题，供大家思考，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这两天的头版我都看了，我们平常所关心的一些新闻的概念正面临新兴媒体的冲击，新闻对于它们来说，是一种包装，它们的卖点不在这儿。它们的卖点在什么地方？你看这中间，有“孙悦生完孩子，笨了许多”、“刘邦是汉朝第一私生子”、“日本最火的中国女作家”、“我跟朋友追的女孩上了床”，这后面的不用再说了。过去我们理解的记者是什么？扒粪者，是站在桅杆上的瞭望者，是一个需要用责任来理解的职业。你看现在的网络，因为我关心的不是这些，我对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感觉。当然我有时候也看，也感兴趣。像侯耀文到底有几个女朋友，他家里的财产怎么分。其实这个跟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概念在改。过去我们有一个概念——“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好了，现在不这样了，狗咬人也是新闻。不但如此，狗也成了新闻，人也成了新闻，还不但如此，狗的妈妈也成了新闻，与之相关联、相链接的信息全都成了新闻。
那么什么样的信息是有用的？其实我觉得——不知道我对不对，可能比较传统，大家可以讨论——我觉得应该是跟社会进步，跟法律、道德、治安，包括跟一些危害相关联的东西才是新闻。当然，一个报纸的版面可以登一些八卦的东西，但是这个成为主流就是不正常的。小品可以看，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文艺全都是小品了，我觉得这个主流未免有点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小品、二人转，跑到美国去就不吃香了，你看看它里面的内容是一些什么东西啊。批评、嘲笑残疾人，装怪嘛就是。这些东西确实能博取掌声，确实能有市场，博取笑声，但是我们这个新闻到底……我觉得是一道防线。我可能也有些杞人忧天，我觉得在改变着一种观念。那么新闻到底是什么？我要下一个定义的话，新闻的底线就是事实，不管你讲什么。这个事实相关联的，有政治的新闻、有时事的新闻、有社会的新闻。对于记者来说，最起码的要求是真相。我认为这两点是我们应该守住的一个底线。不管今后发展到什么时候，当然我们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之后，可能又有一拨人。对于他们这一代，我相信邓小平说的一句话，他们肯定比我们聪明，对我们忧虑的问题，他们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肯定是有忧虑的。
我每天回到家，孩子就跟我比划：“哈！哈！”我说你干吗？他才两岁多呀，我说这是哪儿学的呀。完了以后他还：“傻帽！”他学这些怎么特别快。而且小孩说出来，这种感觉跟我们大人不一样，绝对不是装的。我想，他从哪儿知道？后来我一看，原来是我自己。我给他买了一套碟，叫《忍者神龟》，那不就是打架嘛。动作学得还挺像。我说，不行，你就看中央电视台的动画片吧，这应该是健康的吧。小鲤鱼泡泡也是打架呀，而且宣传的语言全是暴力的语言。我想，这孩子将来怎么办呀？可能是我杞人忧天，可是我转念一想，得，所有的孩子都是受这种教育的，将来我的孩子不能光被人打了，还要去打人嘛，他也需要变得强壮一点嘛。就是这种关系。我想他们也会有他们的解决方法。这就是我的忧虑，也可能是多余的。
电视采访的专业特质：以节目为案例
第二点我们就讲一下专业上的事情。我们从节目开始讲。
大家认识王志可能就是因为“质疑”，关于“质疑”我就讲一个节目，讲刘姝威。为什么讲这个刘姝威呢？我本来没打算老生常谈，广院的专业课上老师在讲采访的时候都会把这个作为案例来讲。因为上上个礼拜，我去成都出差，在机场的时候，我碰见一个观众，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观众。我们正在肯德基里面喝点饮料，突然走过来两个人，跟我说“王志你好”。我说“你好”。她说，“你别想了，你不认识我，我就是你一个观众，北京人”。我还怯生生地问，“你有什么事么？”她说，“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对刘姝威那样？”我当时吓了一跳，刘姝威，这个节目都是六年前播的了。我说“那你有什么意见？”她说“你不应该以那种态度对她”。后来我们有一番讨论，我就跟她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实际上这个就牵扯到“质疑”。我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这两个字拎出来了。这个质疑也不是我的发明，质疑就是提问题嘛，就是解决疑问嘛，把问题放在一个疑问的位置上嘛，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现在“质疑”好像成了我的一个标签。我现在通过这个节目跟大家讲讲为什么要质疑。我跟她解释，“你觉得我对刘姝威不够友善？”她说，“是，这么出色的女性，这么善良，对这位这么有责任感的人，你为什么这么对她？”我说，“第一，你去问一问刘姝威，她对我有什么态度。”当然我心里是有数的，刘姝威是非常感激我的，我不仅改变了她的命运，而且给她的事业开辟了第二春。
她当时接受我采访的时候，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要做《面对面》的实验版，因为在《面对面》之前没有这样一种形式，一对一来交谈。但是在《新闻调查》里我们做过类似的节目，从我开始。我第一个做的是姜瑞峰，到后来就有胡长清，再后来就有徐立，徐立杀母，就是浙江金华的那个孩子，用榔头把母亲敲死的，还有宋玉生，还有周长青，就是陕西的，赌博输掉几千万，最后被判了死刑的。在《新闻调查》里面有这么一类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