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俄政府采用行政加市场的手段，把一些战略性、资源性企业从寡头们手里夺回到政府手里。2003年，俄政府开始了能源领域的资产重组，加大国有成分的比重，对石油出口实行垄断，控制运输管道。国家控股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控制了俄罗斯1/3的石油和90％的天然气，国营企业重拾能源领域的霸主地位。2007年以来，俄政府又实施了对大型战略企业的合并，建立起一批大型旗舰式企业，以增强对外国际竞争力，同时将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战略企业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
其次，俄政府注重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领域的平衡发展。随着政府掌握的国有企业赢利能力增强，加之国际油价不断飙升，俄罗斯经济迅速复苏，俄政府财政收入大增。2006年，俄政府毅然放弃此前准备实施的“社会福利货币化”政策，将财政盈余和能源出口获得的巨额收入集中起来，偿还实行“休克疗法”时期对群众的欠账，启动实施“现代化医疗、高质量教育、买得起的住房和高效益农业”的四大国家优先发展项目，改善广大人民生活。2006年至2007年，政府对上述四大工程的投资分别是2224.5亿卢布、781.6亿卢布、847亿卢布、473.26亿卢布。并计划在2010年前，继续投资2500亿至3000亿卢布用于四大工程建设。2006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又明确地把以“家庭、妇女和儿童”为主题的社会发展问题列为今后国家发展的重点内容。
再次，注重将经济增长的成果转化为持续发展的保障。这一时期，国际市场的高油价不仅助推了俄罗斯的经济复苏，也使俄罗斯从石油出口中获得大量美元。
2004年，俄罗斯设立了联邦预算稳定基金，基金来源为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税、矿产资源开采税以及本财政年度剩余的联邦预算，以保护联邦预算在国际油价下跌时的稳定。同时该基金还被赋予保证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消除流动过剩、降低通货膨胀压力、降低国内经济对原材料出口收入波动的依赖等功能。截至2007年底，基金规模已达到1568.1亿美元。2008年2月，稳定基金被拆分成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储备基金的用途是在世界能源价格下跌、国家收入减少时用于补充财政收入或偿还国家外债。国家福利基金则可以用来补充国家退休基金的不足。
最后，提出国家创新战略，保障经济发展后劲。《俄罗斯2005～2008年社会经济发展中期纲要》提出了使经济结构向高技术产业、加工工业和服务行业转化的创新战略方案。2008年2月，普京在即将离任俄罗斯总统之际，提出俄罗斯2020年前发展战略，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道路定位为“摆脱能源型发展模式，走创新发展实现经济现代化”，同时注重发展国民教育、发展基础应用科学、解决民生问题及提高生产效率。
在普京执政期间，俄罗斯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成就令人刮目相看。从1999年至2007年，俄罗斯经济保持了连续9年的快速增长，其GDP累计增长了62.6％，年均增长6.9％，大大超过了世界经济平均4.7％的增长速度。2008年5月，梅德韦杰夫就任俄罗斯总统后，沿袭了普京道路，俄罗斯经济平稳前行。
（三）社会变迁：双重影响下的文化交融
俄罗斯是一个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国家，有着数不胜数的世界文化艺术巨匠，高尔基曾经夸下海口：“在任何地方不到100年的光景，都不曾像在俄国这样人才辈出，群星璀璨。”
公元988年基辅罗斯接受基督教（即所谓“罗斯受洗”），是俄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按中国学者的观点，基辅罗斯在接受基督教之前，还是一个不谙文明的异族蛮邦，他们信仰多神教，相信万物有灵，穿树皮套鞋和粗布长衫。接受基督教之后（接受拜占庭基督教），开始间接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使野蛮原始的基辅罗斯文明产生了飞跃，直接接触到欧洲文明最发达部分，使俄罗斯从此与欧洲文明建立了最直接的联系。因此，接受基督教是俄罗斯文化第一次转向西方，也是俄罗斯进入“文明”的开端。
俄罗斯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转型的过程。俄罗斯文化的发展经历过五次转型，分别是：接受拜占庭文化；鞑靼文化的楔入；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传入或列宁主义兴起；当代俄罗斯文化的重新定位。这五次转型，有两次发生在20世纪，一是十月革命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确立了苏维埃的文化模式；二是90年代初苏联解体，俄罗斯回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文化模式西方化。这两次文化转型互为关联，都伴随着激烈的思想文化冲突和碰撞：传统与现代、西化与本土、自由与专制、浪漫与现实、激进与保守……为我们进行文化转型研究提供了许多鲜活的素材。特别是在新的世界文化图景下，20世纪末俄罗斯的第二次文化转型显得格外错综复杂，对其转型特点的系统梳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俄罗斯文化的内部结构而言，它最鲜明的特征是“两极性”。俄罗斯文化、俄罗斯思想两极化的产生，一方面来自东西方两种文化在俄罗斯的碰撞和斗争，另一方面来自俄罗斯社会上、下层之间深深的分裂。俄罗斯社会上、下层之间经济的、文化的断裂是世界大国中最深的。这种上下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甚至到现在仍难消除。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经济地位和文化层次上的巨大差距，给这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增置了巨大障碍。而从宏观上看，俄罗斯文化既不是纯粹的西方文化，也不是纯粹的东方文化，它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又兼有两者文化特征的一种独立的文化体系。“俄罗斯像一只巨大的钟摆，不停地在东西方两个强大的文化磁场间摆动。”就是说，俄罗斯文化有着非常鲜明的“中间性”和“兼容性”。之所以产生此“二性”，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国家地跨欧亚两大洲，在地理上有东西二方特性，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东方和西方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融合到自己的文化中。
俄罗斯的文化转型改变了原来封闭的文化发展状态，克服了民族文化保护主义，极大地激发了文化发展的生命力，客观上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俄罗斯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文化全球化的浪潮，因此，其文化多元化发展，大众文化的兴起也是历史的必然。随着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俄罗斯政府已经制定了正确的转型期文化发展政策，加大了民族文化发展的扶持力度，不断扩大文化交流，兼收并蓄，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而文化的发展繁荣也推动了大众传媒行业的发展。
二、政治人物主导下的俄罗斯传媒变迁
苏联时期的传媒事业在管理模式上是高度的集权管理，意识形态领域的要求使媒体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所有的传媒内容只是用来宣传苏维埃政府希望传播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党代表大会的精神、领袖的个人意志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媒体的传递信息、反映舆情、舆论监督、娱乐大众等基本功能几乎没有体现。仅从这一点上来看，苏联时期的媒体应该说具备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形式，但缺少大众传播媒介的内涵。
俄罗斯传媒体制变迁中最大的特点是传媒的变迁与各时期不同领导人的政治行为和决策有直接密切的关系。每个时期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来调整国家的大众传媒事业的结构和发展方向。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的传媒政策随着政权的交替显示出不同的态势：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对媒体的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到叶利钦时代的媒体的自由化与商业化特征，再到普京时代的媒体国家化方向，俄罗斯媒体在转型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治高层决策人物的烙印。
（一）戈尔巴乔夫：颠覆的传媒
1985年，戈尔巴乔夫登上苏联最高领导人席位，提出“全面改革”的方针，期望通过加速发展社会经济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他最初以为基本上保留原有模式就可以实行改革，但处处碰壁，继而转向“政治改革”，从此，苏联政治生活中波澜迭起，可以说俄罗斯传媒的变迁始于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戈尔巴乔夫时代传媒变化的最显著特征是：大众传媒的一元垄断体制被打破，新闻审查被解除，开始提倡新闻自由，从这一角度来讲，戈尔巴乔夫的传媒改革是具有颠覆性的，在他改革思路的引导下，苏联新闻媒体的性质、体制也随之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1.“公开性”改革对传媒的影响
1986年，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关心和参与改革，打破改革过程中遭遇到的重重阻碍，推动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原则，强调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重大决策和活动应该让人民知道，向人民大众公开。戈尔巴乔夫在这时提出“公开性”原则的初衷并不是要放开苏联新闻管制，而是通过传媒“揭露所有阻碍加速的缺点”，配合改革的需求，利用传媒来宣传改革的纲领、前景、方向等，以新闻媒体的改革来推动改革的进程，来和党内保守势力作斗争。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选择电视作为第一个突破口——1985年5月，苏联电视第一频道转播了戈尔巴乔夫在列宁格勒与该市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见时的现场讲话情景。
这一事件，在当时的苏联社会引起了极大反响。
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戈尔巴乔夫先后在1987年和1988年取缔了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大部分功能（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有权审查电视台的工作，有权取消节目播出），这意味着苏联共产党主动放弃了党对传媒的控制权。
戈尔巴乔夫在新闻界极力倡导公开性，提出“历史无空白”、“批评无禁区”等口号，强调舆论工具是“实行公开性的最有代表性和群众性的讲坛”，“报纸应当支持公开性原则，应该将更多的事公之于众”。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强调“改革的基础是民主化”，“公开性是社会正常精神道德气氛不可分离的特征”，要求在报刊上展开讨论和辩论，发表不同意见，“使每种报刊上都出现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在他的倡导下，新闻传媒开始成为不同政治观点的载体，成了改革的舆论向导。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改革鼓励报刊、电视和广播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发表批评意见，打破了“批评禁区”；重新放映被“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公开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的”和旅外作者的著作；废止报刊保密检查制度，并将报刊逐步从宣传部的专制下解放出来；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特别是在电视内容方面，其节目内容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的一种转变——国家电视一台先后开设了《观点》、《第12层》、《午夜前后》等专题栏目，列宁格勒电视台开辟了《社会舆论》、《60分钟》栏目，播出大量历史纪录片，并对诸多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和点评。
1986年，国家电视一台开创了《电视桥》节目，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苏联电视观众与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的公民请进演播室对话，并且进行直播。对话内容涉及东西方历史以及文化冲突方面问题，让苏联人民看到了他们与西方人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模式等多方面的差距，特别是人权问题。这些节目在过去苏联统治者眼中是绝对不能播出的，因为它向苏联人民展示了西方文明美好的形象，对比苏联社会现状，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极大落差，加剧了苏联社会全盘西化思潮的繁衍。戈尔巴乔夫本想利用电视媒体打破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坚冰，但没想到事情发展的走向却是动摇了社会主义统治的基石。
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给苏联新闻界带来短暂的繁荣和活跃，报纸信息量有所增加，报道面拓宽，版面变得生动，批评监督多了，言论禁区少了；但是，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大量涌现，鱼龙混杂，造成舆论界的混乱局面，新闻导向逐渐失控，各种报刊竞相暴露社会阴暗面，大揭历史伤疤，甚至捏造耸人听闻的谎言。“公开性”改革成为媒体批评旧制度的新出口，媒体获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权，所刊载的内容变得多样和尖锐，揭露性文章越来越多，大量触及时政、历史“敏感问题”的报道纷纷出笼。有揭露苏联政府的，有批评执政党的，过去一些秘而不宣的隐情，也陆续见诸报端。甚至还出现了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而攻击列宁到否定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公开性”原则削弱了执政党和政府对新闻的控制，苏联实施了60多年的“舆论一律”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