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的主体应当是作为公共意见之载体的公众（在英语中，“公众”这个词与“公共的”相同，均为public），行使批判性裁决者的功能。而在大众传媒领域，公共性已经改变了它的含义，变成了任何吸引公共舆论的东西的一个属性，其目的在于生产出虚假的“公共性”。
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市场化可以提供一个“意见的自由市场”，从而确保思想的自由与媒体的公正。但是当今社会，媒体的市场化发展其实已经形成对自由主义理念的挑战。首先，媒体的经营需要大量的资金，从而政治上或理论上的平等被经济上或实际上的不平等置换；其次，媒体的市场本身也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媒体可以迎合人的低级的非理性的欲望而在市场走红。市场制度的伦理和言论自由制度的伦理本质上互相冲突。因为新闻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它生产的产品要满足读者和广告主的需求。市场机制的强化必然引起媒体的垄断，市场的过度独占，强化了大媒体言论的影响力等副作用。要形成和传播多种意见，应阻止新闻企业的集中化、独占化，使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报纸发表自己的见解，生产出质量上多种多样的报纸产品。
韩国学者认为，导入民主参与的言论制度非常有必要。通过市场机制的竞争会导致言论的官僚化、集中化、精英化，使少数人能够参加言论，大多数人无法自由进行言论表达。民主的言论参与制度是为了让所有人参加言论，接近言论的自由平等，体现新闻的制度。言论是社会的间接资本，是一个社会形成公正、合理的秩序的中介。如果言论形成不了多种多样的意见和讨论，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民主基础。所以，为了让每个市民利用报纸，让更多的报纸生存，国家应该给予制度保障。
政府应该支持竞争中趋于弱势的报纸，抑制所有权的集中，让更多的报纸发行。根据凡是公共机关保存管理的情报都得公开的目标，韩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关于公共机关的情报公开法》。但是例外规定较多，凡是重要的情报都由国家控制。政府不公开的情报，媒体就无法接近并进行采访。新闻的核心素材都由政府按指标提供，很难形成多种多样的商品，新闻只能停留在发表消息的原始阶段。新闻业认为有价值的情报，如果政府有关机构隐藏起来的话，想接近情报是根本不可能的。
追踪、发掘、探访报道、计划报道等都被从源头上阻隔。况且，掌握情报的政府机构只向主要的新闻机构提供情报，中小媒体在获取情报素材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
原本在资本、人力、技术等方面处于劣势的中小媒体，在新闻内容的竞争力方面也只能远远落在他们的后面。卢武铉政府已经开始减少对中小新闻机构的限制，允许更多媒体参加政府的新闻发布会，给他们提供采访机会等。
韩国的报业大部分是个人或家族企业，但编辑活动应得到保障，不能让个人的利益或对赢利的追求毁损言论的公共性和社会责任，因此有必要制定独立性编辑权的制度，按照编辑、记者的职业规范和专门知识来报道。韩国的大部分言论相对于独立性编辑权有着各种不同的规定。《朝鲜日报》规定《朝鲜日报》不受经营方面上的不当压力和股民私自利益的影响，不能侵害编辑方向和读者知情权；《中央日报》称“虽然编辑们共有编辑权，但最终权利还是在于编辑责任人”；《东亚日报》规定“编辑权是为了社会的正义和利益，应根据事实公平地执行，还应在参加编辑制作的记者的参与下执行。最终责任和权利在于编辑责任人”。可是这些规定只是具有宣言意义的告白，实际上独立的编辑权并未完全实现。
2000年由韩国市民团体组织的“反朝鲜日报运动”引起连锁反应，直至酿成一次重大新闻事件。事情起因于1998年11月《朝鲜日报》登载的一篇评论文章，大学教授姜俊晚（音译）和杂志记者郑吉焕（音译）因为批评文章中的保守言论，受到《朝鲜日报》记者的“诽谤”起诉，并被判罚，此事引起争议。为了抗议这起诉讼，小说作家黄皙公开声明，拒绝《朝鲜日报》对他的文学奖提名，其后又有几位知识分子表示与《朝鲜日报》决裂。《朝鲜日报》是朝鲜及韩国历史最悠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从日本殖民统治时代起便以稳健、保守著称。该报对金大中实现南北和解的“阳光政策”多有批评。于是，公众纷纷谴责该报的保守立场，批评其滥用新闻自由、追逐私利、不履行社会责任、忽视公民知情权等等的呼声逐步升级。批评家继而指责新闻业经营状况不透明，要求公布真实财政状况、修订相关法规，并提出，应该由普通公众行使监督大众媒介的合法权利。媒体改革一时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之一。执政党、自由派媒介经营商、市民权益鼓动者和许多与媒体相关的团体与知识分子加入了支持媒介改革的阵营。2001年1月，金大中总统在新年致辞中倡议报业改革，他说：报业、学术团体、市民团体和法律部门应联合起来，为媒体改革的公正性、透明性作出不懈努力。于是，新千年开始的韩国报业改革，在政府推动下开展起来。
韩国的现代化历程由经济现代化起步，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其政治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得以迅速发展。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推动韩国走向开放、务实和民主。
韩国现代新闻传播制度的真正确立也以此为分水岭，在经历了权威主义、独裁统治和军人政权之后，在世纪之交，文官政府首次出现、反对党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等重要的政权更替，为其重构传播制度带来契机。在这样一系列的社会变动之后，韩国的广播电视实现了公营与私营的二双并存，报业也已经有多种所有制形式存在。
梳理韩国传播制度与传播政策的变迁，我们发现，它不但经历了传统与现代的交战，经历了政治上的种种演变，更经历了传媒体制上的分分合合。无论在报界还是在广播电视领域，垄断仍然存在，政党、政府对传媒或明或暗的影响不曾停止过，而民间团体、社会公众对于传媒的参与、矫正和监督也已成为重要的牵制力。资本介入传媒已经不可避免，虽然它对传媒的公共性、公益性带来冲击，但继政府之后它已成为控制传媒的新势力。21世纪，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国家经济战略影响下，韩国的传媒业开始了新的分化与融合。
在当代韩国，新的权力结构和新的经济类型，给传媒发展带来新的平台，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的话语权为传媒的“新闻业权力”的形成提供了空间。在新闻传播制度重构和政策调整中，国家虽然仍具有主体地位，但已经不是唯一的控制主体，有更多的制衡力量已经出现，制度重构的过程也是多种力量角逐的过程。在社会变迁中，韩国传媒业功能多样化、体制多元化、格局复杂化，而媒体本身正在走向权力化，国家对媒体的控制趋向了间接和隐蔽。当今时代，一个国家传播制度的重构和政策的调整，必须承载着多个目标，已经成为多元博弈、循环往复的复杂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