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提出了“敬畏生命”的善恶标准和伦理原则
史怀泽从“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出发，提出了他自己的善恶标准。他认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他认为，伦理的基本原则就是敬畏生命，给予一切生命以所有的爱和善意。而伦理的目的就是扩大人类的道德责任，克服盲目的利己主义，从而关怀周围所有的人和其他生命，并给予它们真正的人道的帮助，使世界实现和平。
史怀泽的环境伦理思想虽然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是他主张扩大伦理关怀的范围，要求人们敬畏生命，对一切生命承担道德责任，则是合理的。这些思想对于保护环境，保护动植物，特别是珍稀野生动植物，实现人与自然界其他物种的和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三）卡逊的“寂静的春天”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该书通过一个触目惊心的科学寓言，通过对农药（特别是有机氯农药）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的揭示，说明了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指出了化学杀虫剂造成的生态危机。人们发现，工业的发展把人们带进了一个被毒化了的世界，没有了虫鸣，没有了鸟的歌声，“大地一片寂静”！卡逊认为，造成春天“寂静”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自然环境受到了可怕的污染，尤其以化学药品带来的污染最为严重。
它的出现使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状态被打破了。
因而人类开始面临一种新型灾害，从还在孕育着的胎儿到成年人，被迫频繁地与化学毒品发生接触，同时众多的野生动物和家禽也被化学药物侵害了。这个世界已经出现了由合成杀虫剂汇成的源源不绝的溪流，它渗透到母亲的奶水里，也渗透到未出生的胎儿的细胞组织里，它的出现无异于死神降临。所以“寂静”的春天意味着维持生命生存的链条出现了中断：水源被污染了，土壤被污染了，植被被破坏了，自然的整体平衡被打破了。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全都来自人类自身，在人们制造并使用杀虫剂等化学物质时，忽视了生态规律。
《寂静的春天》的出版，震动了世界，引发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保护的一个里程碑。
（四）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
1.论述了自然的极限与人类的困境
1972年，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为首的一个17人小组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关于人类困境研究的报告。该书提出了著名的“增长极限论”，认为由于地球的能源、资源和容量都是有限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增长必然会使社会在物质和能源方面达到极限，给人类造成毁灭性的灾难。按以往发展模式继续下去，只要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正反馈回路继续产生更多的人口，继续产生更高的人均资源需求，这个系统就被推向它的极限，即耗尽地球上不可再生资源。由于粮食的短缺、资源的枯竭、环境的严重污染，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将会发生非常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为此，他们提出了“零增长理论”，即维持现有的生产水平，不要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这种新的发展模式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可以维持，不会有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崩溃；二是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物质需求。
2.论述了人类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解问题
罗马俱乐部认为，要解决各种全球问题关系，摆脱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就必须成功地与自然和解，恢复同自然的协调关系。人类所面临的危机具有全球性，因此，人类应该将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整体系统，对未来发展采取着眼全盘的观念，在行动上要谋求目标一致，相互协调。人们还必须认识和承认人类生活与生态系统的密切联系。而要做到这一点，现代人就必须摆脱物欲和金钱的奴役，恢复自己的人性，振兴人道主义，在人间恢复爱、友谊、了解、团结和欢乐。而当务之急是要提高人类的素质、能力和责任感，改进社会的政治结构，以提高人类管理世界的能力，实现国家间的自愿联合，建立一种有利于全球的协作秩序。
罗马俱乐部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全力倾注于全球问题的研究，并从一切可能的方面唤起人类对全球问题的关注，而且从不同的方面提供了有关分析问题的材料和解决问题的对策，大胆地去寻找摆脱困境的道路，为人类提高对全球问题的认识和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开辟了道路，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它把环境与发展机械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却是错误的。因为发展与环境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发展固然会干扰生态平衡，产生环境问题，但如果停止发展，人类特别是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就必然会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他们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在更大的规模上以更加粗放的手段作用于自然界，从而造成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这种观点，反映了发达国家在自己发展起来以后千方百计地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图谋。因而，这种观点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由此可见，“增长的极限”理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所谓“零增长”，并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救世之方。
（五）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及内涵
1.可持续发展的提出
1980年3月5日，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时任挪威首相的布伦特兰夫人任主席，成员有科学、教育、经济、社会及政治方面的22位代表，其中14人来自发展中国家。联合国要求该组织以“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制订“全球的变革日程”。
1987年，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对世界重大的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问题进行系统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提交了长篇专题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
这一概念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可，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得到共识。该报告对当前人类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评价，指出过去我们关心的是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影响，而现在我们则迫切地感到生态的压力，如土壤、水、大气、森林的退化对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在不久以前，我们感到国家之间在经济方面相互联系的重要性，而现在我们则感到在国家之间的生态学方面的相互依赖的情景，生态与经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一个互为因果的网络之中。可持续发展首先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倡导保持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它号召人们在增加生产的同时，必须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它明确提出要变革人类沿袭已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调整现行的国际经济关系。这种调整与变革要按照可持续性的要求设计和运行，这几乎涉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总的来说，可持续发展包含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反思和否定，二是对规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理性设计。就理性设计而言，可持续发展具体表现在：工业应当是高产低耗，能源应当被清洁利用，粮食需要保障长期供给，人口与资源应当保持相对平衡等许多方面。
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其专著中论证了“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的必要性；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于1982年出版专著《新发展观》，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论证了“新发展观”。学者们的研究和探索很快受到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有关组织的重视。1989年5月，联合国环境署第15届理事会发表了《可持续发展的声明》，1989年8月，联大通过决议重申了这一声明；1992年联合国召开了环境与发展会议，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指导原则，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等重要文件，号召各成员国制定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1992年底联合国又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负责评审环境发展大会及其后续工作。这充分说明从传统发展观、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变已成为当代具有全球性质的潮流。
2.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可持续发展观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发展是必要的。只有发展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才能最终打破贫困加剧和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才能使人们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
（2）环境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发展离不开环境和资源的支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取决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性。环境保护也需要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环境保护的好坏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
（3）强调代内公平。这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向可持续发展转变的必要前提。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消耗了地球上大量的资源和能源，对全球环境造成的影响最大。因此，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责任。
（4）关注代际公平。人类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当代人必须留给后代人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必要资本（包括环境资本），后代人拥有与当代人相同的发展权。
因此，从内容要素上看，可持续发展不是孤立的单一要素的发展，而是诸多要素的全方位协调发展；不仅指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某个单一要素，而且指在客观上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世界的整体运行。从代际关系上看，不仅包括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要，而且也同样包括满足子孙后代的发展需要。从空间上看，不仅是某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而是众多区域乃至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从时间上看，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甚至是恒久的。从范围上看，它涉及的不是个别的局部问题，而是整体的全局化问题。
（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本书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人类环境的途径有很多，例如：环境立法、环境伦理、科学技术、生态安全、文明转型、循环经济、绿色GDP、清洁生产、替代能源、公众参与、环境公平、环境影响评价、人口因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