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面临的困境
人类生存繁衍的历史也就是人类同大自然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和不断进化的历史。人类破坏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历史同人类的文明史一样古老。
在采猎文明时期，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只是自然物的采集者和捕食者，人对环境的影响与动物的区别并不大，如果说那时也发生了所谓“环境问题”的话，那主要是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和人们的愚昧、无知，乱采乱捕，滥用资源，从而造成了生活资料缺乏的饥荒。
为了解除这种威胁，人类被迫学会吃一切可能吃的东西，被迫扩大自己的生活领域，学会适应在新的环境中生活的本领，逐步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性，开始有意识地改造环境，以创造更丰富的物质财富。
随后，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学会了培植植物和驯化动物，人类改造环境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但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有所加剧，如大量砍伐森林、破坏草原引起的水土流失，水旱灾害频繁和沙漠化。又如兴修大型水利工程的同时往往也可能导致沼泽化以及血吸虫病的大量传播。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近代大工业的出现，18世纪中叶，在生产发展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这次革命开始，人类的劳动生产率得以大大提高，人们利用和改造环境的能力也得到了加强，这些都大规模地改变了环境的组成和结构，从而改变了环境中的物质循环系统，扩大了人类的活动领域，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同时新的环境问题又产生了。如果说农业生产和消费中所排放的“三废”是可以纳入生物循环而被迅速净化、重复利用的，那么工业生产和消费中所排放的“三废”都是生物和人类所不熟悉的，难以降解、难以同化和忍受的。因而，相对于农业来说，工业生产造成的环境问题是以环境污染为主的，是范围较广、影响深远的新问题，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形成了环境问题的第一次高潮。与大工业相伴而来的是都市化以及交通运输和农业的现代化，它们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消极的副作用，如汽车尾气排放、光化学烟雾、农药化肥的污染等，以致从南极企鹅到北极苔原地带的驯鹿都受到了影响，甚至在不少国家和地区，水体的富营养化也已成为相当严重的问题。
1998年7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负责人克劳斯·特普费尔概括了威胁人类发展的十大环境资源问题，这些问题均直接涉及生物圈的完整和安全，它们是：
（1）土壤遭到破坏。可耕地的肥沃程度降低，土壤侵蚀情况十分严重，土地受到严重污染。
（2）气候变化和能源浪费。温室效应严重威胁整个人类。气温升高将造成海平面升高，使许多人口稠密地区被淹没，并将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世界能源消耗仍在增加，大量的温室气体仍在排放。
（3）生物多样性减少。数以千计的物种灭绝，目前物种灭绝的速度是1600年的100倍。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直接降低生物圈的平衡调节能力，对人类危害极大。
（4）森林减少。过去数百年里，温带地区国家失去了大部分森林。最近几十年来，热带地区国家森林面积减少的情况也十分严重。
在1980～1990年间，世界上有1.5亿公顷森林消失，占全球森林面积的12％。
（5）淡水资源受到威胁。在农业开发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地表水和地下水都受到了严重污染。在发展中国家，80％～90％的疾病和1/3以上的死亡者的死因都与水污染有关。21世纪，世界上将有1/4的地区长期缺水。
（6）化学污染。工业带来的数百万种化合物存在于空气、水、土壤、植物、动物和人体中。有机化合物、重金属和有毒物质富集于整个食物链中，并最终威胁动植物和人类健康。
（7）混乱的都市化。大城市的无序扩大使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
（8）海洋的过度开发和沿海地带被污染。海洋渔业资源正在以可怕的速度减少，海洋污染使有害物质富集于鱼虾等海产品中，这给人类的健康带来严重危害。
（9）空气污染。多数大城市的空气含有许多污染物，威胁着市民的健康，导致许多人丧生。
（10）极地臭氧层空洞。北极的臭氧层损失为20％～30％，南极的臭氧层损失50％以上。
造成以上环境问题的具体原因为：
（1）工业化。它使人类生产活动逐步脱离自然，相对生态系统而言，工业化生产过程以及人类消费过程产生的各种类型的物质，异质性特别明显，增加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消纳难度。
（2）人口的膨胀。它导致自然背景显现其脆弱的一面。生态系统内长期演化而形成的供给能力受到挑战，并遭到破坏。
（3）人类行为范围的扩大化。不断蔓延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物质流动的空间范围显著增加，过去不曾利用的物质或者难以利用的物质逐步纳入经济活动之中，地表结构出现大面积的变化（如石油的开采、放射性物质的使用等）。
（4）消费体制的问题。在人类需要不断扩张的时候，人类并没有发展出一套良好的规则，以有效地规范需求和限制过多的消费。
通过以上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表面上看，环境问题是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结果，是人们在工业化过程中从事经济活动直接或间接的结果。从更深刻的角度看，环境问题并不是仅仅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而是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环境利益之争。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冲突与对立是通过人与社会环境关系的不协调反映并转化为现实的。因此，环境问题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多因素、非线性的系统问题，是自然界的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还表现为文化观念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而构成罗马俱乐部所称的“世界问题复合体”。
二、危机中的醒悟
“危机”就字面意义理解，包括危险的“危”和机会的“机”。由于危险的存在，人类面临困境，必须进行思想和行为的调整，这就为人类提供一个机会。也就是说，当人类认识到危机产生的根源、性质、规模和对人类的危害时，就能面对挑战，调整自己的发展观念，树立环境意识，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使危机得以缓解与克服。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就是源于危机中的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逐步认识和热切关注。其产生背景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资源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人类已越来越严重地尝到了环境破坏的苦果。痛定思痛，每当人们处于危机时刻，都面临重大抉择。在经历了自然的无情报复，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人类开始了反思。
《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人类环境宣言》、《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等都是人类反思的里程碑。
（一）A.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
1.提出了生态共同体概念
利奥波德认为，以往的各种伦理都着重于协调个体和其所处的共同体的关系，土地伦理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概念，它不只是包括人类，而且也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即被称之为“土地”的整个生态系统。土地伦理就是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各种动植物之间的伦理观。
利奥波德认为，人只是生物队伍中的一员，只是地质时代的一个物种。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一个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土地伦理虽然并不制止人们对各种土地资源的利用和管理，但它却宣布了它们要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以及至少是在某些方面，它们要继续存在于一种自然状态的权利。
2.对土地的态度是热爱、尊重和赞美，土地的价值超出其经济价值
利奥波德在《土地伦理》里作了这样的总结：“我不能想象，在没有对土地的热爱、尊敬和赞美，以及高度认识它的价值的情况下，能有一种对土地的伦理关系。所谓价值，我的意思当然是某种含义，我指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一定要运用一种使土地伦理的发展过程得以舒展进行的‘杠杆’，简而言之，就是要把合理的土地使用当成一个单独的经济问题来考虑。从什么是伦理的，以及什么是伦理的权利，同时什么是经济上的应付手段的角度，去检验每一个问题。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由此可见，利奥波德土地伦理的基本原则是：当人的行为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时，它就是正确的，当其无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时，它就是错误的。土地的价值，不等同于其经济价值，而要超出其经济价值，要对土地充满热爱、尊重和赞美。
要认识到，人不是土地的征服者，而是生物共同体的公民；土地不是人的奴隶，而是享有权利和值得尊重的对象。
利奥波德的环境伦理思想虽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在今天，当人们探讨自然以及环境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时，他强调环境的经济价值以外的价值，提倡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热爱，将人与环境的关系纳入伦理关系之内，呼吁人们改变对自然环境的传统看法和态度等无疑对我们有启迪作用。
（二）史怀泽的敬畏生命
1.提出了敬畏生命的思想
敬畏生命就是敬重生命，即保护生命、爱护生命，既要敬重人的生命，又要敬重其他生物的生命。史怀泽在他的著作《文化和伦理》中，具体阐述了他所倡导的敬畏生命伦理观。他说，伦理就是敬畏我自身和我之外的生命意志，“敬畏生命的伦理促使任何人，关怀他周围的所有人和生物的命运，给予需要他的人真正人道的帮助”。史怀泽认为“只涉及人对人关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从而也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伦理动能”。“但是，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则能实现这一切。
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物发生了联系，关心它们的命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避免伤害它们，在危难中救助它们。”史怀泽还对欧洲哲学不承认善待动物和善待人类是绝对相同的伦理思想予以了批驳。他认为，动物保护运动从欧洲哲学那里得不到什么支持。这是因为同情动物的行为是与理性伦理无关的多愁善感，它只有很次要的意义。与此相反，在中国和印度思想中，人对动物的责任具有比在欧洲哲学中大得多的地位。然而，中国思想的静止状态出现得太早了，它僵化在经学中，停留在古代流传下来的爱动物的思想上，没有进一步发展它。印度伦理学也同样不能令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