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注：本文分析了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实行制度建设和规范管理的背景，提出了加强制度建设和规范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即确立新闻舆论监督选题、稿件和节目的审批与撤销的标准和机制；明确规定不能阻止报道的内容；对实行信息公开的领域允许媒体自由采访报道；对新闻舆论监督稿件应当确定一个大体的比例；清理不利于新闻舆论监督正常开展的文件、规定；加快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制建设等。
本文发表于《新闻记者》2005年第10期。
一、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实行制度建设和规范管理的背景
我们党历来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在各个历史时期都通过文件、会议、党内工作条例等形式对新闻舆论监督作出相关的规定和提出相应的要求。
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对舆论监督工作的重要作用、原则要求、工作重点，以及媒体在舆论监督中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及党和政府如何支持舆论监督工作，如何加强对舆论监督工作的领导等一系列问题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就为进一步搞好舆论监督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支持和有力的政治保障。
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各级各类媒体自身的努力，以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工作近些年来取得了许多成绩，无论在广度、力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明显的突破和进展，并且涌现出了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为代表的，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新华社的《新华视点》、《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等在内的一批在群众中有良好声誉及影响的、以开展新闻批评和进行舆论监督为主要内容及特点的名牌栏目和节目。一些都市报、晚报等地方媒体在开展新闻舆论监督方面也有不俗表现。它们所采取的形式更加灵活，方法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广泛，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新闻舆论监督在社会和群众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效果也越来越好，以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老百姓有冤屈、有问题、有难处“不找政府找媒体”，“不找别人找记者”的现象。
媒体所开展的舆论监督对于我们揭露问题、批评缺点、纠正失误、改进工作、防治腐败和抑制邪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而媒体自身在开展新闻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也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声誉和影响，提高了自己的公信力。
虽然我们的新闻舆论监督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群众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但从总体看，对于当前新闻舆论监督的状况，社会和公众的认可度和满意度依然不高。据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不久前所做的一项关于“受众对媒体的信任和满意度”的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81％的受众认为媒体的“批评性报道太少，舆论监督力度不够”；74.8％的受众认为媒体“对本地政府监督不够”。
另外，从实际情况和效果看，当前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实践起来难度还很大。这主要体现在，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开展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阻力重重，压力很大，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太多。同时，又缺乏相应的保护措施，因而使得舆论监督常常难以开展，或是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监督者则常常会陷入无援和无助的境地。
概括起来，我国当前新闻舆论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一些：
1.媒体失语缺位现象严重
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媒体进行新闻舆论监督阻力很大，困难很多。一些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司法机构、社会组织的单位和个人无视媒体在实施新闻舆论监督方面的职能和权利，对正常和正当的舆论监督任意进行干扰。他们或是拒绝接受采访，或是拒绝提供相关信息和资料，或是干脆下“禁令”，禁止采访报道等等，致使在需要舆论监督的时候，常常出现媒体“失语”和“缺位”的现象，使群众听不到媒体的声音，看不到媒体的作为。
在对新闻舆论监督的干扰中，来自党政部门的干扰尤其严重。一些党政部门常常会以“影响团结”、“伤害同志”、“给社会主义抹黑”、“给国家添乱”等理由设置种种障碍来阻挠媒体进行舆论监督。而有些人更会以各种手段对舆论监督进行阻拦和封杀。
这方面地方媒体的反映尤其强烈。一些地方党政部门对新闻舆论监督的限制和“禁区”太多，干预和压制太厉害，致使许多地方媒体感到开展舆论监督压力大，困难多，生存环境太差。一些本该实施的舆论监督因此而被限制，被封杀，或是只能通过中央媒体和其他地方的媒体来进行。
也正是由于这些阻力的存在，导致媒体的舆论监督层次低，力度小，效果差，出现了“六多六少”的现象。即监督一般性问题多，监督重大问题少；监督中层、基层问题多，监督高层问题少；监督个人问题多，监督单位问题少；监督下台者的问题多，监督在位者的问题少；监督外地问题多，监督本地问题少；监督别人问题多，监督自己问题少。
另外，有些政府机关任意控制和垄断信息，使群众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和突发事件难以及时采访报道，导致媒体失去组织报道和进行舆论监督的机会。
而一些司法机构由于不够了解和尊重新闻规律，常常以“司法程序”和“司法报道”的特殊性为由限制采访，也给媒体的舆论监督带来困难。
2.说情现象盛行，导致舆论监督稿件“夭折率”高
舆论监督本来就难搞，然而好不容易采访来的稿件却常常中途“夭折”，有些发表了的也很难再继续跟踪报道。导致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媒体最感头痛的“说情风”在作怪。这方面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而越是基层越加突出和严重。
一些被批评的单位和个人在了解到媒体实施舆论监督的行动以后，往往会通过各种关系，采取各种手段，或是递条子、打招呼，或是登门拜访、请客送礼等等，来“摆平”和“铲除”正在运作中的批评和监督稿件。有些人的“关系”直通高层领导，有的还会通过有关主管部门给媒体施加压力，这就使得许多已经采编完成的批评监督稿件在“轮番说情”中被迫撤稿和“枪毙”，而那些发表了的稿件也会半途而废，无法组织后续报道。在这方面，许多从事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的媒体和记者都有切身体会。据一些记者反映，给媒体打招呼的人往往都会有一定的“来头”，他们常常仅凭一个电话、一道口信和一张便条就可以达到目的。
一些地方党政部门有时甚至会通过行政手段组织专门的“公关组”到上面找关系，走门路，来“摆平”和封杀批评报道。例如2004年湖南发生的“嘉禾违法拆迁事件”，当中央电视台的《时空连线》播出第一期节目后，一个由郴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带队，嘉禾县委书记和嘉禾县城关镇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公关组”就立即赶赴北京，他们向市里表态：“不摆平央视绝不收兵。”
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舆论监督研究》的一份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在导致舆论监督稿件无法正常刊播的原因中，“说情阻挠”以37％的比例高居首位。而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7月在广播电视系统内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认为“说情风”现象“很严重”和“严重”的认知率，广播为25.6％，电视为37.4％。两项不同调查的结果，数字比例相差无几，十分接近。
据调查显示，“说情风”的压力来自多方面，如党政领导机关、企业、媒体关系户、朋友老乡、本单位领导等等，但新闻界反映最强烈的是党政领导机关。在前面所提到的后一项调查中，认为当前新闻报道中的“说情风”压力主要来自“党政领导机关”的，认知率高达72.2％，居于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