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新闻学发展状况的评价
要正确估计和评价30年来，特别是当前我国新闻学的发展状况，解决它是在走入“黄昏”，还是在迈向“辉煌”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来进行观察。
1.新闻传播的社会作用日显重要
近些年来，随着信息化时代和媒介化社会的到来，以及传媒业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与稳定都离不开新闻传播。
大量事实说明，在当前社会急剧变动、矛盾冲突频发、内外环境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新闻媒介所具有的传播信息、报道新闻、引导舆论的社会功能日显突出，新闻传播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日显重要。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从应对突发事件到摆脱金融危机，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从维护国家形象到提升国家软实力，可以说任何一项工作都离不开新闻媒介，离不开新闻传播。
例如，最近发生的乌鲁木齐“7.5事件”，正是依靠新闻媒介的及时报道和有效引导，才使人们认清了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者制造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真实面目，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正义，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尊严，从而赢得了国内广大群众以及世界友人的理解和支持。
在波及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我国企业和民众之所以能够充满信心，知难而进，从容应对，新闻传播的作用不容忽视。正是由于新闻媒介及时地对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表现的形式、产生的影响、造成的危害，以及应对的方法作了较为充分的报道，才使我国企业和民众及时认识到了这场危机对我国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了解到了我们应当采取的应对策略和方法，从而统一了认识、树立了信心、明确了任务、掌握了一些应对的策略和方法，因此，才在应对和摆脱危机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较好地解决了危机所带来的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
新闻传播在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使得社会和民众对新闻传播增强了信任度和亲近感。这种社会认可度的提高，有助于人们对新闻传播和新闻学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新闻学的健康发展。
2.新闻学的生存环境逐步改善
在我国，新闻工作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邓小平的“思想中心论”（报刊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到江泽民的“福祸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再到胡锦涛的“利误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可以说中央最高领导人对新闻工作寄予了厚望。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在国家改革开放大环境提供的良好社会氛围和经济条件下，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扶持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支持下，我国新闻业作为一种“朝阳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新闻学生存发展的内外环境也在不断改善。
近些年来，国家对新闻工作始终予以大力支持。
首先，在政策上大力扶持。
中共十六大以来，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以人为本”的新的执政理念，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新闻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为新闻工作实现新的调整和变革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如《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通知》（2003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6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等。
这些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涉及的大都是新闻工作中的一些长期以来群众反映强烈、媒体很想解决但是却一直没有解决好的“老大难”问题，以及当前制约新闻业深化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其出台从政策上为新闻业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市场运行规律，实现良性发展提供了支持和保障，同时也为新闻学界从学理角度来认识新闻传播和新闻业发展中的这些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政策及法理依据。
其次，在经费上加大投入。
近些年来，国家逐渐加大了对新闻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经费投入，无论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还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或是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其中对新闻学学术研究的经费资助额都有大幅提高，另外，新闻教育经费和新闻业的事业发展经费也在不断增加。这些都为新闻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资金和物质保障。
例如，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重要项目资助基金的国家社科基金，从1993年至2009年的16年中，资助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项目总共达到335项，其中重大项目2项，重点项目25项。仅200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项目就有48项，是1993年5项的9.6倍。资助的金额也大大提高，以重大项目为例，从几万元增加到了几十万元。这说明，新闻传播学研究在国家级课题项目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经费投入也在快速提升。
再次，在人才培养上采取有效措施。
新闻业和新闻学科要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于人才，要使新闻人才队伍后继有人，就须在人才培养上多下工夫。近些年来，国家在新闻人才队伍建设上也采取了不少措施。
例如不久前教育部领导根据国家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就把新闻学同法学和社会学专业作为当前我国文科人才培养的3个重点学科之一。
另外，最近开始实施的国际新闻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以及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牵头组织的关于设置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开展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论证，都体现出国家对新闻人才培养的重视，这些也都会对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除了国家的支持外，新闻业界的配合也为新闻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支持。
近些年来，新闻业界越来越重视和认可新闻学的学术地位，对新闻学表示出越来越宽容与合作的姿态，不少媒体机构主动与学界进行科研合作，自觉用新闻学理论指导实践。总之，与以往相比，轻视和指责少了，配合与合作多了，相互间就共同关心的新闻理论与实践问题合作开展科研的范围不断扩大，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增加。这本身就壮大了新闻学的研究力量，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发展。而作为新闻学生存基础和发展动力的新闻业，近些年来的快速发展和整体实力的不断增强，也为新闻学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经济支持与物质保障。
除此以外，新闻学的学科发展也离不开社会与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近些年来，新闻学学术研究和新闻学学科建设得到了许多社会团体、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单位和社会公众的配合与支持，形成了一种新闻学学科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3.新闻学的学术地位日益巩固
分析当前我国新闻学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到新闻学的学术地位已经日益巩固。1997年新闻学与传播学一起被提升为一级学科，得到了国家的权威认定，2004年又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发展的九大哲学社会科学之一，在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新闻学也被列入其中，其学科地位明显上升。
新闻学学术地位的提升，也使新闻教育和学术研究人员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开始更加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尊重。例如，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中，新一届新闻传播学科组组成人员的名额增至7人，这与刚开始时的1人、后来的3人和上一届的5人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
另外，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中，新闻传播学原先是包括在语言文学之中的，其表述方式为“语言文学”（含新闻传播学、艺术学），在笔者（本人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的委员，另外一位委员是复旦大学的丁淦林教授）的建议下，2008年新一届社会科学委员会成立时，已将“新闻传播学”的名称独立标出，与语言文学和艺术学并列，其表述方式为“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
如今，在许多社会场合都有了新闻学专家的身影和声音，中央有关部门和科研机构的工作会议常常会邀请一些新闻学者参与，听取他们的意见。一些新闻学者还被聘请为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顾问，为其提供咨询服务，这些都说明了新闻学影响力的扩大和学科地位的巩固与提升。
笔者认为，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目前在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已经得到确认，过去曾经盛行一时的“替代论”已开始隐退，坚持这一观点的人在声言放弃，“无学论”也已开始淡出，公开坚持的人日渐减少。
更令人欣喜的是，近些年来我国新闻学研究的队伍在日益壮大，一大批胸怀新闻理想，愿意投身新闻学研究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中。这与以前许多新闻学者舍弃新闻学而转向传播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例如，2009年8月下旬由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在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举办的“全国高校新闻理论教学研讨班”，有40多位来自全国新闻院校讲授新闻理论课的老师参加。这些老师在一起共同交流新闻理论教学的经验和体会，分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展望其未来发展，大家对新闻理论教学和新闻学科发展都充满了信心。
本人作为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和这次研讨班的负责人，在研讨班的总结发言中用一首短诗表达了对新闻学未来发展的信心与期待：“但看朝霞起，旭日正东升；劝君齐携手，共创锦绣程。”
我想，即使今后发展的道路上还会有荆棘，有坎坷，有困难，有曲折，但我相信，有国家的支持、人民的信赖、学界的努力和业界的配合，中国新闻学就绝不会是“走入黄昏”的“夕阳”，而是会像穿越朝霞喷薄而出的旭日一样，充满活力，光芒四射，就一定会挣脱各种非学术因素的羁绊、束缚和干扰，祛除自身的弱点、缺点和不足，永远向着光明前进，朝着辉煌迈进。
谨以此文与郜书锴同志商榷，并愿意与他一起共同为消除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各种弊端，促进新闻学的学科发展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