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注：本文通过对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三个文件内容的分析，阐释了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来统率和指导新闻改革；坚持瞄准人民群众关注的新闻宣传中的热点问题，根据媒体改革的实际需要来开展和深化新闻改革；坚持遵循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来深化和推进新闻改革的思路。
本文发表于《新闻爱好者》2005年第12期。
十六大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三个关于改进新闻工作的专门性文件：一是《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2003年3月）、二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通知》（2003年8月）、三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2005年4月）。这三个文件都涉及新闻工作中一些长期以来群众反映强烈、媒体很想尽力但却始终没有能够很好解决的问题。中央以文件的形式，就这些问题作出相关的规定，提出明确的要求，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出新一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深化新闻改革的一些思路。
一、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200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如何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问题。会议把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作为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重要举措，作为新闻改革的重要内容，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问题，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中长期以来力图解决但却一直没有解决好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反对“党八股”，到后来1956年《人民日报》实行改版，在几个关键时期的新闻改革中，都涉及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问题。
1942年党在延安进行整风运动时，“党八股”就被列为文风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整顿。为此，毛泽东专门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2月8日，在延安召开的反对党八股大会，原先就叫“压缩大会”。当时反对党八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压长风，而压缩会议、压缩会议报道是当时压长风中的主要问题。1946年9月，胡乔木（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在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短些，再短些！》的文章，再次呼吁压缩长风。
1950年5月1日，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在其发布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中，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作出规定，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无论是中央的、大行政区的或省以下的报纸，都应当减少关于会议、机关活动、负责人员的不重要的言论行动，没有广泛重要性的文告文电的篇幅。对于重要的会议和文告应当力求用适当的新闻通信和评论加以生动而通俗的解释，以便为人民群众所了解。”说明当时中央非常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希望通过文件的形式，力求加以解决和进行规范。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改版社论中，检讨了自己“没有在有限的篇幅中多发新闻，发多方面的新闻”的问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该报依然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期间的讲话中，更是从克服形式主义的高度，严肃批评了新闻报道中会议报道太多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多报道对工作有指导意义、群众关心的内容”，要“使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这就为从根本上解决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中所存在的问题确定了重要的指导思想，指出了正确的原则和方向。
新闻报道要想让人民群众能够接受、认同和欢迎，关键在于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去报道群众关心的事情，要使报道内容贴近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而一些党政部门、领导机关、负责同志，往往弄不清宣传与新闻的关系，不了解新闻媒体上的宣传必须以提供事实、报道新闻作为前提，因此往往习惯于从自身的宣传需要来选择和确定报道内容。于是，许多没有新闻价值的领导机关和工作部门的例行会议、负责同志的讲话，等等，便以“新闻”的形式堂而皇之登上了报纸的新闻版面，挤占了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时间和画面。本来应当以刊发新闻为主的新闻媒介，变成了纯粹的宣传工具。这样一来，不但严重影响了群众的阅读和收听、收视兴趣，而且也严重影响了新闻的宣传效果。
中央关于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的文件发出后，许多地方的党委和政府，以及中央一些部门和单位纷纷表态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做好改进工作。中央领导则率先垂范，带头从精简会议、压缩会议报道内容与篇幅，缩短领导人会晤、出访报道等做起，为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提供支持。当然，这项工作要真正坚持下去，并且坚持到底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稍一放松，就会出现反复和回潮现象。
二、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让群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也是一个长期以来群众议论颇多，媒体感到挠头的“老大难”问题。按照旧的理念和传统的做法，对一些突发的事故、灾害和危难性事件，过去媒体往往采取回避的方式不予报道，有时不得不报道，也是躲躲闪闪，避重就轻，轻描淡写，应付了事，群众为此意见很大。特别是对一些国内重大突发事件，有时要通过国外媒体的报道才能够获悉，群众对这种“出口转内销”的做法尤为不满。
其实，这样做的弊端不但侵害了受众的知情权，而且有时还会造成出乎意料的不良后果。例如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千岛湖事件”，数十位台湾游客在游船上被歹徒烧死，内地的媒体一开始未作报道，后来作了一些报道，又躲躲闪闪，言辞含混，未能全面报道事实真相。结果，台湾、香港的一些媒体竞相炒作，台湾当局领导人还借机攻击大陆“草菅人命”，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被动。
再如，2003年春节前后广东省发生的“非典”事件，一开始，由于有关部门担心会产生不良后果，不允许公开报道，结果各种流言借助手机、网络、电话等方式四处传播，造成了群众的恐慌，也给政府工作带来极大压力。而当2月11日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媒体随即跟进报道，群众从报道中确切地了解到了关于非典型肺炎的有关情况，知道了非典型肺炎不是“鼠疫”和“炭疽”，并非无法医治和无法控制，而是完全可治可防，而且知道了省市政府已经采取了有效的治疗和预防措施时，各种谣传不攻自破，迅即瓦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后来，当新闻发布会后又传出广东将出现“粮荒”、“盐荒”时，同样是政府和媒体及时提供的“国家有充足的粮、盐等储备”的信息，有效地抑制了谣言的流传，使群众吃了定心丸，从而使事态得以平息。
广东的经验和教训为如何处理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当年4月，当非典型肺炎疫情在北京等地出现并逐步蔓延的时候，中央对于信息公开、政务透明和传媒报道等，及时、果断地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特别是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的专门会议，要求各地党政机关“要准确掌握疫情，如实报告并定期向社会公布，不得缓报、瞒报”，保证了有关“非典”疫情的信息能够及时公开，让老百姓做到心中有数，并动员起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共同抗击“非典”，打响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同疾病和疫情作“殊死决战”的人民战争。
2003年春天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属于国际性的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由于中央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也为我国新闻界改革重大国际事件的报道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实践机会。无论是电视台，还是报社、广播电台、通讯社和网站等媒体，在这次报道中都有上乘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