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亮、钱婕、殷莉
题注：这是一篇访谈文章。访问者在结束专访前问：“您能用几句话总结一下您的学术人生吗？”我的回答是：“教学科研，今生情趣。目标专一，矢志不移”，表达了我追求新闻理想的一种情怀与志向。由于是自己学生的采访，谈话无拘无束，内容也很平实自然。这篇访谈文章也算是我对自己大半生经历的一次小结，作为附录收入，意在使读者在读完上面的论文之后，对我的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能够加深一些了解。
本文收录于《倾听传媒论语》一书（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2002年3月，郑保卫教授在他57岁的时候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如果算上1964年读本科，1978年读研究生，这一次郑老师是三进人大了，颇有些落叶归根的感觉。在他的办公室里，郑老师兴致极高地和我们聊了三个半小时，还开玩笑地说，他可算“敞开心扉”了。而我们也都觉得受益匪浅，因为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谦和、严谨的长者，更体味到了执著赋予一个人的巨大力量。
三进人大：执著成就人生
钱婕：郑老师，今天您是以新闻界著名学者的身份接受我们的采访，所以，我们很想了解您的整个学术经历。我想我们的采访就以您迈入新闻学领域的那一刻为起点吧。您第一次与新闻学打交道应该是1964年您考进人大新闻系吧，当时怎么想到要报考新闻学专业呢？
郑保卫：说起我报考人大新闻系还颇有些渊源。我记得还是初中毕业考高中时，有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我写的就是要当记者。在作文里我写的理由，一是我喜欢运动，喜欢旅行，喜欢走南闯北，所以新闻工作很适合我；二是新闻工作可以为老百姓说话，可以为社会与民众伸张正义，这可是史书里英雄们的作为。那篇作文得分很高，分数本身似乎就是对理想的一种肯定。上了高中以后，我又负责全校的板报，这使我不但写作水平大有长进，而且还积累了一些宣传工作的经验，同时也培养了对这项工作的感情。考大学的时候，报考的学校是老师们帮我确定的，因为当时我所在的福建省漳平第一中学，过去北大、清华等著名重点学校都有学生考过，唯独人大没有人考过。而且恰恰人大有新闻系，所以老师们一是希望满足我的兴趣爱好，再一个是为学校争光，填补空白。（笑）后来还真让我考上了。说起来很有意思，当时在我们那里，很多人不知道人大。有人问我：“考哪儿了？”我说：“人民大学。”他们就说：“哪个大学不是人民的？都是人民的。”（笑）
钱婕：那您当时都学习些什么样的课程？跟我们现在一样吗？
郑保卫：我们那时候的主干课程和现在差不多，就是新闻理论，新闻采、写、编、评，还有一些中文系的文学课程。我呢，还有一个特殊经历，就是上学以后不到一年，碰上调整专业。我入学时考的是新闻学专业，后来系里要办新闻摄影专业。这个新闻摄影专业是新华社摄影部委托人民大学办的，由新华社出资，当时的负责人叫石少华，著名摄影记者。当时是说在我们这一届50名同学中选20个人，专为新华社培养，毕业以后都到新华社去，而且主要是驻外。这条很有诱惑力啊，我们班大多数同学都报了名，最后定了20个人，我也在这个班。所以你问我学什么课，正儿八经我是学摄影的，学了一些摄影的课程。另外新华社还要求我们外语好，能写稿，文武双全。但是非常遗憾，进人大不到两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们的课程有的还没学完，像新闻评论我们就没学。
王永亮：您的专业呢？一点也派不上用场了是吗？
郑保卫：摄影我一直没丢，在1969—1977年分配到大连教书的这段时间，我经常在校内外拍一些照片，然后自己搞摄影作品展，另外还不时给报刊写些稿子。在大连当老师一干就是8年。
钱婕：其实8年的时间，足以让人放弃原来的理想，安于现状了，更何况您干得还不错。为什么还要考研呢？
郑保卫：我干得是不错，虽然当老师不是我的理想，但是我这人干什么就想把它干好。我当老师的第三年就被评为大连市先进教育工作者。但说实话，心里面要干新闻的这股劲儿一直没松，所以我一直坚持学习，并且和以前的老师同学保持联系。粉碎“四人帮”以后，听说北大、清华这些学校都要招“回炉生”，因为我们的大学教育没受完嘛，所以要“回回炉”，再上一年，然后分配工作。我就向北大打听，结果听说北大新闻专业不招“回炉生”，但却以方汉奇老师的名义招两个新闻史的研究生。我一听说，立马把以前的笔记资料找出来，准备考研。当时我已被任命为中学副校长，工作很忙，幸好我们那里有一个美术老师和我关系不错，他的办公室里有个大画板，就放在一进门儿那地方。我都是上午先处理些工作上的事儿，之后就在他那个画板后面学习，就这样准备了两个多月。那年正赶上人大复校，考上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研究生划回人大新闻系。童兵和我因为新闻理论分数最高，就划到了甘惜分老师名下，学新闻理论了。这是二进人大。
钱婕：我记得您以前的理想是做记者吧，为什么当您真的重新回到新闻领域中来了，却并没有实现您以前的理想呢？
郑保卫：我们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要填一个意向，就是你想去院校，还是中央机关，还是到媒体。我们征求甘老师的意见，甘老师说我好不容易带出你们两个来，你们学了新闻理论再当记者没多大意思。也确实，当时我已经36岁，再当记者有些力不从心，所以就确定了教学科研这么一条道路，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没有错。
钱婕：说说您重回人大吧，这时距离您第一次踏入人大校门已经38年了。
郑保卫：是，我常想我这也是“38年回故园”啊。当时我已经57岁了，例行做调入人员体检的时候校医院的大夫都很惊讶，说你都57岁了怎么还当人才引进啊？就像童兵老师59岁还被作为人才引进到复旦一样。（笑）
钱婕：我觉得其实您每进一次人大，人生便上了一个台阶，是这样吗？
郑保卫：可以这样说。如果说第一次进人大是把我领进了新闻学的大门，第二次进人大是确定了我搞教学科研的道路。那么第三次进人大，我想是给了我一个在更宽阔的平台上发展的机会。
王永亮：您所说的平台是指您现在领导的人大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吗？
郑保卫：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是全国唯一的新闻学科的国家级重点科研基地（传播学的是在复旦），主要任务是研究新闻传播如何为促进社会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和舆论支持。在这里，不仅有充足的科研资金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它有良好的人才支持。它以人大新闻学院为依托，本身学术科研力量的雄厚自不必说了，更难得的是，它突破了地域的界限，可以集纳全国一流的学者专家共同进行科研课题的研究，这种优势就使它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势能。最近这几年，我们基地承担了一些与新闻学科发展有密切联系的重大前沿课题，像《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的使命和操作机制研究》、《中国媒介经济运行特征及媒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十五”时期中国社会舆情的调查与监测》等等，这些课题最终形成的研究成果不但能对国家的社会发展起到决策咨询和服务作用，而且还对新闻学整个学科的发展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基地的研究方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闻学整个学科的发展。在这样一个中观环境中，作为中心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我本人也作为负责人承担了国家重大课题《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并且参加了由方汉奇教授牵头的国家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的一部分组织工作，这就使得我能够处在学科研究的前沿，也可以说能够处在学科带头人的位置上，而且使我从以往的单兵作战，变成了可以组织更多学术精英共同攻坚。这对拓宽自身的研究领域，提升研究水平，扩大研究成果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王永亮：您能具体说一下您的《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这个课题吗？
郑保卫：我的这个课题是2002年9月申请的，当年年底获得批准。之所以会申请这样一个课题完全是基于现实的需要。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根据人大代表的提案，正式将新闻立法列入工作日程，但十几年来，总体来看研究还处在人员分散、缺乏深度和广度的水平上。新中国一直没有专门的新闻传播法，只能依靠宪法以及民法、刑法等法律的有关条款和一些政策、行政法规来规范新闻工作。我们进行这项研究，主要是想为国家新闻传播法制建设、行业自律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具体涉及的问题比如公民的新闻自由权利与义务，新闻媒介运作的法制监管，新闻媒体及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自由报道权利、义务、责任及行为监管，新闻出版机构设立与管理的法律依据及规范等等。另外这个课题还会涉及一些敏感和困难问题，如对西方新闻自由理论和新闻法制理论的评价，对公民知情权、隐私权等基本民主权利的法律界定等。现在我们正处在调研和资料收集的阶段，这个阶段会历时一年，希望能尽量地收集到各地的典型案例、法规政策，了解各地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情况。
钱婕：您有没有设想过，您现在所做的新闻传播法制课题做成后，对于我国的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究竟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又会对新闻立法有多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呢？
郑保卫：新闻传播实现法治化，是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前一段时间有关部门一位负责人曾就我国新闻立法问题发表意见，他认为，目前我国制定新闻法的条件还不成熟，过早出台可能不利于新闻传播的发展，因此，国家目前还不会制定新闻法。对这个讲话，新闻界和社会上都有一些不同看法。今年“两会”期间，又有一些代表和委员提出尽快制定新闻法的问题。我认为，新闻法作为我国整个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终究是要出台的。近年来我一直坚持认为，对于我国来说，有新闻法比没有新闻法好，早制定比晚制定好。因此，我主张，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实现新闻立法。
目前，新闻法尚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课题研究应当说就更有现实意义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新闻法的制定起到一种推动和促进作用。我们将尽可能从理论和实践上，特别是从法学理论和新闻理论的结合上说明新闻立法的重要性及现实意义，以使有关决策部门和立法机关坚定新闻立法的信心，并积极促成新闻法的早日出台。
二十载钻研：“马克思主义应该全面地去理解”
王永亮：郑老师，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呢？
郑保卫：应该说是甘惜分老师带我走上的这条路。说老实话，当时我们这些学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听话。研究生一入学，甘老师就把我和童兵叫去了，他说，我们过去老讲马列，但是马列到底有哪些新闻观点，我们并不清楚。人大和北大曾经编过马恩论报刊的书，但是系统研究还不多。所以他说你们两个的任务就是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他给我们做了分工，我重点解剖一家报纸，专门研究《新莱茵报》，童兵侧重研究马克思早期的新闻思想。甘老师交给我们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卷。我们俩边读边把马恩关于新闻的论述摘出来，做了几千张卡片。一年下来，这39卷还没读完，中央马列主义著作编译局又编完了后11卷。于是我们又每天奔走于人大和编译局之间，接着读，接着做笔记。后来出了本40万字的书叫《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也是以这段时间的积累为基础，写的是《革命无产阶级第一张最好的机关报——〈新莱茵报〉》，大概有5万字。这篇论文当时应当算是中国研究《新莱茵报》最全面的一篇文章了。就凭着这段时间的积累，以后我又陆续地发表了一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