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一定产生在力量强大、同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重大新闻事件是国际媒体崛起的重要契机。拿破仑战争的报道成就了《泰晤士报》，美国的南北战争使刚刚出现的美联社开始扬名，世界经济危机和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成就了美国的广播媒体，越南战争和阿波罗登月又使美国的电视媒体成为强势媒体。在当代，新闻事件对媒体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如果说对海湾战争的报道使CNN一举成名，在伊拉克战争中FOX则开始崛起。媒体自身的准确定位和不懈努力是成为国际媒体的关键。“主流媒体的本质、核心和标志只有一个，就是以它的思想影响力受到社会主导阶层的关注，成为社会主流人群每天必阅的媒体。”受众会主动将“需要的满足与媒介的选择联系在一起”，而“媒介必须与满足受众需要的其他源泉相竞争”。可信度高的大众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自然成为首选。
对新传播技术的追求是国际媒体发展的推进器。国际一流媒体必须拥有国际一流的传播技术。路透社对新传播技术的狂热，它不仅是最早采用电报技术的媒体，也是最早采用计算机技术的媒体。CNN对于卫星电视技术的运用使之成了第一个所谓的“全球媒体”，目前，世界一流媒体在新媒体技术方面的投入都是不遗余力，技术领先也是媒体发展的关键。
当前世界的传播格局，是由通讯社、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所构成，而其中国际电视和网络是最为国际化的媒体。由于历史的原因，国际媒体的格局是“西强东弱”，尤其是在电视领域，可以说是典型的“美英统治”格局。
随着半岛电视台的崛起，当代世界电视格局开始松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之后，国际电视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2005年12月，俄罗斯推出了由政府出资的国际电视频道———“今日俄罗斯”；2006年11月15日，半岛电视台推出了全英文频道，力图实现对世界的更大覆盖；2006年12月6日，法国的国际电视台France—24也开播了，目的是宣传“法兰西的文化与价值观”；2006年，日本政府也提出了要增加NHK World TV的英文播出量；其他如伊朗、印度、韩国等也在参与国际电视市场的竞争。我国也制定了电视国际传播的庞大计划，目前正在积极地实施当中。
传播的全球化与世界传播主体和声音的多元化，构成了公共领域的全球化，或者说全球性的公共领域正在一个形成的过程中。我国的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为我国创造国际一流媒体既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提出了迫切要求。我国的国际一流媒体还在形成的过程中。我国最接近国际一流媒体标准的有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等，但是都存在着各种问题。以中央电视台为例，央视的基础规模较大、技术设备等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但国际上的影响力、经营创收等与国际一流电视传媒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例如与BBC、CNN相比，其海外订户数分别是我们的3倍多和2倍多，而驻外记者分别是我们的6倍和23倍左右。在收入方面，BBC几乎是中央电视台的三倍。近年来通过不懈努力，我们与国际一流媒体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传播理念的转变和传播内容的不断丰富，主要包括坚持国际化视野和新闻至上的原则，要争取做到国际国内并重，从宣传型逐步过渡到新闻传播型，积极参与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传播能力的迅速提升和扩大，包括国际报道网络的建立和传播渠道的全球性覆盖，要增加投入，扩大信息源，建立专业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新闻报道队伍。通过传播政策和传播体制的变革，包括建立事业与产业并重的国际传播体制，在坚持事业为主的同时，适当增加产业发展的路径，在传媒政策方面，也应该以提升传播能力作为主要的方向。只有拥有强大的国际传播力，才能确保传播的自主性、维护国家形象。期待我们的媒体能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大力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帮助国际社会更多、更充分地了解中国、认同中国。
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舆论传播能力高低，已经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与其拥有强大的舆论传播能力紧密相关。提高舆论传播能力，必须把进一步提升我国媒体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作为首要任务，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兼顾国际向国内国际并重发展转变，建设语种多、受众广、信息量大、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国际一流媒体，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同时，还要从舆论传播的特点出发，充分发挥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的独特优势，借助文化交流和公共外交平台，依靠国际民间组织、友好机构、友好媒体、友好人士的力量，架起各国民众了解中国的桥梁，树立中国的良好形象，积极影响国际舆论。
在传媒体制上，史安斌则提出我们可以尝试双轨制或者多轨制，“一方面有国家的媒体，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些代表中国立场的半官方的甚至是独立的媒体。像半岛电视台这种模式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它具有半官方属性，接受卡塔尔官方的资助，以‘新闻公信力’为立台之本，发出了与西方媒体不同的声音，体现了阿拉伯世界的立场和价值观，从而在全球传播话语场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它的这种定位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我们也需要有这样一个能够被国际传播体系接纳的媒体。”实现传统媒体向现代媒体转变，需要统筹协调好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的发展，运用高新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提升传统媒体，发展现代媒体。以无线广播为基础，在全球重要国家和地区兴办英语、华语和多语种环球广播，实现英语、华语和当地官方语的有效收听。以在线广播为支撑，发挥互联网高速度、无国界、大容量、开放性的功能，把“国际在线”打造成我国在线广播对外传播中心，成为参与国际舆论竞争的重要手段和新型工具。以新媒体发展为方向，从占领文化传播制高点、掌握信息化条件下宣传思想工作主动权的高度，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大力发展以网络广播、网络电视、手机广播、手机电视为代表的新媒体业务，积极抢占新媒体技术制高点，加大新媒体节目内容的开发与制作，打造全台统一的多媒体资讯平台，积极拓展对外传播新阵地，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不断增强新媒体对外传播实效。
以美国为代表的纪录片国际传播走出了新思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对外形象政策从对外传播转向文化外交，走向讲求国际传播信誉的“信誉政治”，表明各国在树立国际威望上不断走向成熟。
冷战结束后，基于两极格局的打破，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文化取向不仅未减，反而更自觉地把文化视为“软权力”。美国作为世界上文化外交战略最为成熟的国家，在纪录影片的国际传播方面建树颇丰。从传播效果的角度，美国纪录片善于把握国际主流人群对于时事焦点的视角，恰当运用多元文化价值的取向，在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快速变化的矛盾中寻找最本质的利益诉求，甚至运用“丢车保帅”的方式维护国家权威形象。
以《九月中的七日》、《华氏911》、《难以忽视的真相》为代表的纪录片，把美国从明显不利的国际舆论面前以金蝉脱壳方式，悄然剥离出一个空洞的外壳，成为自我批判的靶子，而主体却隐身于批评者中间。美国纪录片价值让渡的结果不是使自己被动，而是更好地保护了核心价值，显示出圆熟的文化外交策略。
加大对主流媒体的建设投入和政策引导。当今媒体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指的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因为只有具备一定的经济后盾，才能进行必要的人才引进、技术引进和设备更新，尤其是作为国家实力表征的主流媒体，要想在国际众多媒体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拥有一流的人才、一流的技术和先进的设备，这当然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持。同时，因为主流媒体是一国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文化的代表，也是国家形象的代表，它的言论立场代表了国家政府的言论，所以，它的报道必须细致谨慎，必须严格恪守国家的政治主张，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否则，不仅有损媒体形象，也会危及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