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的“逆差”，是指一个国家在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引进文化要素的数量大于输出文化要素的数量，外来文化对本国的影响大于本国文化对外国的影响的现象。某些发达国家的传播机构打着传输文明的旗号大举地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的传播，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文化制品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狂轰滥炸。全球文化一体化正朝着明显的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的方向发展。就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尽管应该具备同发达国家进行对等文化交流的地位和机会，而实际上强弱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商业文化裹挟其控制全球的意识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凭借科技优势以及由此构建的不平等的跨文化传播秩序，推销、宣扬和传播西方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力图使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是失语就是蜕色，或者被边缘化。
曼纽尔·卡斯特在讨论对信息社会的理解时，提出“美国式的诠释”概念。认为与过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许多探究信息化社会的诞生及转化的努力，都主要是在美国、或者西欧经验的启发指导下做出的。即便是日本，对于信息社会及其意义的研究，也经常只是重复美国的诠释。“而中国人许多关于新信息社会的观点，大都取自美国的意识形态专家———未来学家。这些人是商业作家，他们的观点多半是没有学术研究根据的臆想，以一种新版的文化殖民主义，将美国所发生的经验推延至世界各地。”中国还需合理有效地利用当地社区的意见领袖，由他们通过地方媒体，以访谈、读者来信、专栏文章等方式，对有关中国的话题作出快速反应。国际传播是跨国的、跨文化的、跨语言的传播，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官方媒体以多种方式出击，这是必然的趋势。
四、北京奥运会是我国软实力传播的一次集中体现
抓住契机，利用2008北京奥运会、2010上海世博会等全球性重大事件传播国家软实力，已经和正在被证明是绝好的传播中国软实力的机会。历史已经证明，举办奥运会这样一项超地域、超民族、超信仰的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世界盛会，能有力促进举办国和举办城市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能充分展示举办国和举办城市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能大大提高举办国和举办城市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形象。“形象就是凝聚力、吸引力、号召力。”良好的形象对内可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便于增强人们的自信心、向心力；对外可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号召力，便于吸引投资、开拓市场、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形象就是信誉。
有了良好的形象，就容易得到国际国内、人民大众的信任与支持。良好的形象具有无形的穿透能力和强大的沟通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化风险为保险，化阻力为动力，良好的形象可以事半功倍。
掌握和运用舆论武器的能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硬实力是有形的，软实力是无形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如影相随、相得益彰。在某种程度上，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倍增器和“场效应”，离开强大的软实力，硬实力就会失去魂，失去神采。举世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这既是体育界的盛会，也是传媒界的盛事。奥运会电视转播覆盖220个国家和地区，吸引全球40亿观众的目光，是全面展示国家良好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大好机遇。充分利用奥运品牌资源和东道国的优势，实现电视、网络和平面媒体的联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既完美呈现了体育赛事与体育健将，又展示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欣欣向荣的精神风貌。
中国举全国力量来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它成为全球观众的一次狂欢节、一次酣畅淋漓的感情宣泄，也成为全球观众永远的集体记忆。北京奥运会留给世界观众的印象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代表了中国的国家形象，甚至代替了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真实体验。奥运会本身对于中国的公共外交活动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遇。中国从未有这样的机会面对大量的西方媒体和公众。由于成功地举办奥运会，以及国际舆论对于中国的进一步了解，中国公共外交将会出现一种持续的“奥运模式”。这种“奥运模式”强调在同一个平面上，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性重构，来构建现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并在这一过程中强化传播效果的考察。从有关机构对2008年8月9日世界50份主要报纸的头版进行分析发现，其中有67％的报纸以奥运会开幕式的图片作为头版图片，而这其中又有接近四分之三的图片选择的是没有政治符号的文化景象。这些文化符号既反映了东道国的文化特征，同时又符合全球对奥运会的普世期待，无形中就将奥运会与本国的文化形象联系在一起。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张艺谋采用了他一贯的艺术手法，以宏大的彩色视觉画面创造了一种震惊的效果，以期传达出中国以“仁和”为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全民动员、为奥运尽力的理念，希望能够在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文化的群体性认同。
开幕式上以西方世界熟悉的中国人作为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要人物。中国不缺乏对世界有历史吸引力的名人，但仅仅只有思想的图腾和政治伟人是不够的。在中国的现代公共外交中，缺乏的是能够和世界平等交流的个人形象，缺乏给世界带来认同力的个人形象，甚至是“小人物形象”。传统意义上的名人，是神秘、是崇敬也是审美，但是不见得能够代表现代中国的具体性格，与现代国际交流的距离相对比较大。因此，此次奥运会以姚明为旗手，奥运会后，包括姚明等在内的西方熟悉的中国明星运动员，已经开始参与不少公共外交活动。这些形式带来的优势在于，通过奥运会，中国成功地发现并开发了自身拥有的公共外交资源，并且借助现代传播手段设计自身形象，这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复兴；而相关的问题是，一方面，中国有非常特殊的本土化的宏大仪式和深厚文化；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差异和政治制度的区别，它们对于国际受众的接受来说并非易事，其关键就在于传播渠道和表述方式的选择。
在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中，各种新媒体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北京奥运会的互联网报道，最突出的就是方式创新，新华网用文字、文字直播、图标、视频、同步快评、播客、彩信、手机报、电子滚屏、网上调查等30多种报道形成滚动不间断播报，聚集开幕式直播，访谈等专题页面，特派记者搭乘直升机进行了连续三小时的航拍报道，首次实现了网络航拍北京。在直播报道中实现了主新闻中心与场内外100多个报道点7个承办城市全国31个省市以及世界30多个国家的连线报道，借助新媒体手机向100多万用户发送手机报，并在开幕式结束后立即发手机报号外。首次以中国传统评书方式对奥运会进行文字、视频多媒体报道，这些都是新媒体创新的绝招和魅力。
奥运会所造就的模式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提升国家形象的新思考。它使得更多的到访者有机会接触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并直接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也使得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自身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资源是国家软实力的宝库，对其进行有效的开发传播，是使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和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奥运会提升了中国国家形象。谈到北京奥运会，在惊叹北京奥运场馆建设速度和辉煌，奥运会组织工作井然有序的同时，英国人也毫不掩饰地叹息，“中国人把奥运会的标杆抬得过高，四年后的伦敦奥运会无法企及”。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叶舒理·埃萨雷对奥运会在外国媒体报道内容与角度方面产生的影响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他介绍说，奥运会之前，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很多是负面的，特别是有关人权问题、政治体系问题的报道。而奥运会期间，没有再看到类似的报道。他还认为，奥运会之后，人们的观点实际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亨廷顿说：“在后冷战的时代，人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北京奥运会新闻中心高级顾问杰夫·纳弗罗将奥林匹克的信息沟通所起的作用称为是“一种爱的综合”。47亿观众在电视上看到了这次奥运会，这是从未有过的媒体正面报道规模。对于北京奥运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变，在奥运前、奥运中和奥运后做的多次比较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国家形象确实得到了提升，城市形象提升得尤其明显。同时，北京奥运会提升了国际公众对于大陆媒体关于中国报道的信任度。
五、孔子学院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举措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信息大量流入中国，有关中国的信息又很少流入发达国家。目前，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逆差，舆论战“西”强“东”弱的局面是个现实问题。当代社会中一个不可否认的文化现实是：由于各国发达程度不一，文化传播中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现象。近现代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上、技术上的突出优势，出现了西方文化及其传播的强势地位，美国作为最发达的西方国家，更是在文化传播上强势凸现。美国等西方强国倚仗自己掌握的经济优势和先进的传播科技手段，在国际传播中占主导地位；美国凭借其发达的传媒工业在世界上大量出口其大众文化产品，输出其文化思想。这些都是包括文化内容在内的国际信息流通中的严重不均衡现象。国际上学术界的许多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有力地证明了国际传播中的不均衡现象的存在及严重程度。
《洛杉矶时报》载文称：“在当今数百套电视节目通过卫星向全世界播放的情况下，信息跨越了国界，国家对其失去了控制，各种思潮、形象和文化的流动势不可当，结果人们开始对于诸如国家主权之类基本概念的意义产生了怀疑。”
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就极力主张建立国际信息新体系。在谈到这种信息流的逆差时，他警告说，“必须公平地运用新技术和自由，我们应该争取建立新的国际信息体系，以保证信息发布的平衡和新闻报道的公正筛选。”语言是国际传播中重要的交流工具。如果语言在竞争中失败，文化和知识亦会随之消失。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如果自己民族的语言消失了，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就终结了。因此，语言也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道重要防线，信息侵略一旦突破语言的防线，其后果不堪设想。
米夏埃尔·舒德逊说，“语言在文化中的重要性不容低估。语言是人类最基本的大众媒介，是其他一切媒介赖以传情达意的大众媒介”虽说汉语作为母语的人口目前也要超过13亿（包括海外华人），但讲汉语的人口多限于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华侨，外国人把汉语作为母语或第二语言的并不多。一种语言地位的提高，同时也意味一种话语权和文化权的增强。语言传播的历史表明，语言传播与国家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一方面，广泛传播的语言以国家发展为前提，是国家发展的结果，是国家实力和地位的标志，更是世界各国对一国未来的预期的标尺；另一方面，一种语言，如能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群使用，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又有“反哺”作用，其影响可以惠及政治、外交、经贸、教育文化、科技、社会等几乎所有的领域，其作用具有基础性、综合性和一定的先导性，与其他领域相比，其投入产出比之大是令人振奋的，并且持续不断、长期存在。也正因为此，世界主要大国无不不遗余力地向世界传播自己的语言。所以，推动汉语的国际传播不仅是适应和满足世界各国急速增长的对汉语的需求，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语言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其本身就应该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中国语言的发展，需要和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已经和将要作出的贡献相称。孔子学院在全世界的建立就是实施国际传播“走出去”的战略工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