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研究广播电视媒介主要有如下的主题：
（1）广播电视的社会化与社会的广播电视化
广播电视媒介的社会化是指在当代社会中，广播电视媒介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定的社会组织。一方面，它们是整个社会运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听广播和看电视成为当代都市人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情景戏剧、体育运动、谋杀案审理、快餐商业广告、遥远地方发生的战争等等都通过广播电视源源不断地进入我们的家庭。广播电视媒介像空气一样弥散在我们的文化之中，它们的渗透面之广、影响力之深，极大地作用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甚至指出，电视媒介在虚构一个我们认为真实、其实却并不存在的“超真实”。比如很多年轻观众在看过电视剧《士兵突击》后，相信中国军队就像电视剧里塑造的那样，以至于提到中国军队，他们就会想到《士兵突击》，至于军队是否真的如此，一般是不会去想的，因为声画语言将人塑造得太逼真了。事实上，《士兵突击》播出后，曾有军人对剧中的一些失真细节提出批评，认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实情况存在不少相冲突的地方。其实，观众对这些细节的虚假是无所谓或者说是没有感觉的，因为电视声像语言的逼真性遮蔽了它。这就是鲍德里亚所批判的，大众在接收电视传媒的内容时，只是要求获得其中的娱乐性场面，因为电视的画面冲击力太强，导致观众拒斥和消除了电视信息中的意义，从而进一步消除了传媒资讯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同时电视传媒迎合着大众的心理，通过娱乐性的“狂欢文化”场面，“复制”着大众的口味、兴趣、幻想、生活方式，传媒的操纵实际上是从外部控制了大众的意识，从而造就出当代社会中的电视观众。
在特殊的社会事件中，广播电视的作用就更加不容忽视了。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里氏8.0级地震。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夺取了数万人的生命，也造成了地震灾区电力、通讯中断和道路阻塞。在这种情况下，广播成为了实现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最有效的媒介。在震感强烈的成都，第一个发布具体的地震消息的是电台，第一个发布都江堰市受灾严重的也是电台。在灾区，政府空投数万部收音机，为还处在封闭状态的灾区打开了一扇“天窗”。灾区群众通过广播，及时了解到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抗灾救灾的安排部署；基层的干部通过广播，安抚群众情绪，组织生产自救。当手机、电视等常规通讯设备都失去作用时，广播不但成为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更是将各方面的社会力量集结在一起：从中央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到救援部队，从卫生防疫部门到当地政府，从救灾的交通、电力、通讯等部门到救灾志愿者和普通听众，这些部门和力量都是通过广播第一时间通报和接收各类信息，再加上广播记者深入前线，通过海事卫星电话回传的“现场播报”，这种立体的集结方式，构筑了抗震救灾的“集结号”，所产生的社会整合与行动能力空前强大与高效。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出，由于广播电视媒介在运作过程中和其他社会系统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所谓的媒介“客观公正”和“独立性”将越来越不可能。任何广播电视媒介都是在一定的政府机构管理下，在相应的经济机构支持下，同时与作为传播内容资源的各种文化部门保持着密切联系方能有效运作，任何一个社会组织的动作，都会对广播电视媒介的顺利运作产生影响。如此，我们更需要用一种系统论的视野，理解和研究广播电视媒介，即研究与广播电视媒介相关的社会关系——广播电视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部门，以及受众之间的关系。
社会的广播电视化，是指当代社会中个人和公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生活，越来越紧密地与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联系起来并通过它们来实现。媒介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离开了媒介，人和社会是不能想象的。曾经有个笑话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某会议即将开始，主办方和所有嘉宾都已落座，报社记者也准备妥当，但会议却迟迟不开始，原因是在等电视台记者，因为会议如果不在电视上被报道，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就等于白忙一场。可见，广播电视，尤其是电视的社会功能不容忽视。其实，类似的事例在现代社会中司空见惯，比如在所谓的公共关系策略中，媒介曝光被看做是十分重要的、必须实施的策略之一。我们看到一些演艺界明星为了增加自己的人气，常常通过炒作的方式保持一定的媒体曝光度。当某一社会事件发生时，如果政府官员对媒体的态度是开放和透明的，那么就会减少媒体的猜测，很多不实的言论就不会冒出来，政府也就会在与媒体的博弈中占据主动，而不至于陷入不断向媒体和公众解释的恶性循环。当然，要彻底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了解广播电视的社会功能。
（2）广播电视的社会功能
理解广播电视的功能，就是掌握广播电视媒介对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关于广播电视的社会功能，诸多的媒介功能学说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
拉斯韦尔在1948年提出，传播媒介具有三大功能，即：监视环境、整合社会和继承社会遗产。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认为，媒介可以授予人或事以地位、促进社会准则之实行、宣传社会目标、组织社会行动、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麻醉受众精神、助长社会顺从主义以及导致大众审美与鉴赏力的退化等等。丹尼斯·麦奎尔认为媒介的功能包括：“窗口”功能——帮助人们拓展视野，认知外部世界；“镜子”功能——折射社会进程；“把关人”功能——媒介决定人们将接受什么样的信息；“论坛（平台）”功能——作为大家都能发言的“公共领域”而存在。麦克卢汉干脆说“媒介就是信息”，他大力强调的是媒介技术的功能，即新技术导致的新媒体会给人们带来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
上述学者所总结的媒介功能大都适合我们理解广播电视的社会功能，但值得注意的是，特定的媒介功能是特定时空的产物，它和广播电视所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性质是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广播电视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因此，要理解广播电视媒介的社会功能，必须将其纳入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考察才有意义。
比如在我国，由于实施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以比较强调广播电视的宣传功能、舆论引导功能和社会动员功能，尤其是在社会发生重大危机事件的时候。上文所述的在2008年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央向地方空投和下发收音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样，在1998年抗击洪水的过程中、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战斗中、在2008年初抗击冰雪的斗争中，我国的广播电视媒介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同的功能西方媒介也同样具备，但是性质和特色却不同。比如，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中，总统候选人常常通过媒介动员为自己多拉选票，这是广播电视的社会动员功能在美国社会中的体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第九套节目，担负着向海外介绍和宣传中国的任务，因此，它们理所当然要具有全球化的视野，或者说文化全球化的功能；但是，同样是这一功能，美国三大广播公司是依附着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路径完成自己全球化的过程，相对于中国广播电视的对外传播，具有明显的霸权性质。
（3）广播电视与人的社会化
所谓的社会化是人逐渐适应社会并和社会逐步融合的过程，“对于社会，社会化是使新的个人适应有组织的生活方式，并教给他们那社会的文化传统的过程。社会化把人这样的动物变成人（社会意义上的人——作者注），变成社会的成员。由于这种转变，大多数幼儿成长为完全的社会人，能够使用其父母的语言，能够适应他们社会的文化”。所以，社会化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是个人意义上的，即社会化首先是个人自我发展的过程。从孩提时代开始，我们通过不断地与社会中的其他人发生关系，进而获得了某种身份，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价值观和欲望，最终开掘和运用出自己的潜力，完成了有意义的一生；第二个层面是社会意义上的，即社会化是社会对个人的整合，它是通过一定的规范，把个人整合到社会的系统中去，把不愿意社会化的个人排斥出这个系统，这样便保持了社会自身的稳定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化”的力量是一种外在于个人本性欲望的力量，是对人本性中和社会发展不相符合的那一部分的规范。
广播电视对于人的社会化具有特别突出的意义，尤其是对儿童和青少年，影响更为巨大。西方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逐渐进入了所谓的电视时代，诸多的社会学家开始关注电视对人的影响。这其中，“电视暴力”对儿童的影响是他们关注的核心之一。比如安德森搜集了1956～1976年20年间67项关于电视暴力和儿童攻击性行为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其中3/4的研究结果表明，电视暴力与儿童攻击性行为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只有3％的结果显示观看暴力镜头会减少儿童的攻击性行为。还有研究发现，尽管儿童自身的社会化过程没有完成，但他们也绝不是单纯地被动接受电视信息，而是有自己独特的解读方式，所以，豪爵和奇普认为电视对待暴力的态度（如何制作和传播暴力的信息）对个人的成长具有真正的影响。总之，电视的传播会对儿童的成长产生重要的影响。
不仅仅是儿童，广播电视媒介对成年人的“再社会化”也有重要意义。例如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经济结构的转型，许多原国有企业职工面临下岗，下岗再就业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面对剧烈的社会转型，下岗职工们固有的劳动技能、思维方式乃至人生观、价值观可能落伍了。他们虽然是成年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对变动中的社会并不了解，就像儿童面对自己所不熟悉的社会一样。所以，这些成年人必须要经过再学习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而此刻，电视新闻就可以在这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