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要注意关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关于广播电视传播特色的报道，这些往往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广播电视文化现象。比如《南方周末》专门开设过关于电视的专版。2004年，这个版面推出了“亮点——2004年度电视表现”，盘点了当年热门的电视节目《超级女声》、《1860新闻眼》、《雾都夜话》等，分析了节目内容及其取得的社会效果；2006年，推出“2006年电视剧5大现象”专题报道，陈述这一年中广泛存在的涉案题材、古装武侠、军事题材等电视剧的发展状况。2005年，新华网报道了沈阳电视台举办所谓的“少儿格格”大赛，在比赛中，学龄前的小女孩身着比基尼上台模仿成人的各种姿态，在网络上引起了种种争论。这些争论有的涉及电视伦理问题，有的则涉及幼儿教育和健康成长问题。从中可以看出，这些电视以外的媒介报道，一方面讲述了电视传播的热点现象，另一方面也多少表达了自己媒介的立场，了解这些电视现象的内涵和本质也是理解广播电视媒介发展不可或缺的。
如果我们把“直观”上升到学理层面，那么它无非是一种观察社会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尽可能地将这种观察变成所谓“介入式的观察”，即尽可能地进入广播电视媒介运作的过程——从媒介生产到媒介接受。当我们开始有意识地观察一种现象时，其实已经把我们自己从这种现象中脱离了出来，以一种“他者”的眼光来看待它，这就是一种研究者的态度。无论是观察广播电视工作者的工作状态，还是研究广播电视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这种态度都是必需的。这能保证我们将自己浸润于广播电视媒介中的时候仍然保持独立自省的意识。菲利普·休辛格对英国广播公司就做过这样的观察。他花了90天的时间在BBC位于伦敦的播音馆和电视中心（Broadcasting House and Television Center）待着，深深进入BBC的文化氛围中。然后，他和其中的95位工作人员进行了交谈，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整合现实：BBC的新闻报道》，非常有说服力。
对广播电视媒介的理解，仅仅有直观还是不够的。直观是任何人都能够做的事情，而研究则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这种专业知识的基础就是相应的理论背景。休辛格的上述著作并不仅仅是记录他所观察到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反思这些现象的结果——“休辛格运用新闻生产（news production）的理论，并观察多大程度上这些理论在其研究对象的行为中被体现出来”，“每当观察告一段落，他都必然要思考自己的观察所得”。这说明，在直观之后一定要有反思意识，而反思就需要有相应的理论工具，比如休辛格所使用的“新闻生产理论”。可见，理解广播电视媒介还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总的来看，和理解广播电视媒介相关的理论还有几种范式，下面分别介绍。
2．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路径
之所以我们首先要理解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是因为广播电视的所有运作都可以还原成符号的传播，从这个角度来观照广播电视媒介，可以更清晰地透视广播电视传播的本源。
提到符号学就要提到被誉为“符号学之父”的索绪尔，他是公认的符号学先驱。他提出的所指与能指的区别，标志着符号学的诞生。他认为，符号，或者说语言单位，是概念与音响形象的结合，比如汉字“树”是“shu”（音响）和“树”的字形（形象）与概念（生长在土地上的具有躯干的植物）结合在一起的产物；而英语中的“树”也是“tree”（音响）和“生长在土地上的具有躯干的植物”（概念）的结合。这里，概念是所指，音响、形象是能指，两者的结合就称为符号。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发展了索绪尔的观点，他着重探讨符号意义是如何产生的，接受者又是如何解读意义的，因为读者解读的意义并不一定总是与制作者的意义相一致。这就涉及符号所构成的社会认知结构的问题。
结构主义认为人类自创的语言、文字、图像等种种“符号”被人类自己用来表征所处社会中的某些意义与价值，正是因为大家都认可一套统一的符号接受体系，人们才能彼此沟通、相互理解。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的“符号体系”就是人们认知世界的结构，或者说，是“结构”赋予了“符号”的意义。脱离了这个符号所构成的结构体系，人们就无法沟通，世界的交往、文明的传承就无法实现。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说“秋天到了，树叶变黄了”，这似乎是在陈述一个客观的自然现象。但如果没有一个符号的先验结构，那么我们就无法进行这句话的表述。比如，一个中国人要想说明或者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必须先掌握“秋天”、“到了”、“树”、“叶”、“变”、“黄”这些词汇，而词汇及其含义的掌握是在人的成长（社会化）过程中一步步被教授的，他们和自然界中的对应物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确定的。换一个文化系统，这种确定就需要另外一套符号体系，比如，美国人要表达同样的意思就必须先掌握“leaf”、“tree”、“autumn”、“fall”，尽管这些词汇从形态到发音都和中文完全不同，但表达的意思却别无二致。这就是说，中国人和美国人在表达同一个意思时，要经过不同的符号管道。
从结构主义和符号的立场来看，任何广播电视节目的传播背后都有意识形态因素的支配，这就是所谓广播电视语言符号背后的“结构”。这要求我们必须透过广播电视媒介的文本，对广播电视媒介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进而知道符号背后的意义。
在有关广播电视的研究中，这种符号学方法的使用有时非常有效。比如，巴特运用意识形态的方法进行符号隐含意义的分析。他的路径是先分析符号的字面意义（denotation），然后再分析它的言外之意（connotation），而“言外之意”才是符号传播的最终目的。他在分析一种名叫“潘泽尼”的意大利食品的广告中得出：这则广告暗示着所谓的“意大利性”。首先，公司名字听上去很意大利，广告中出现的面条和调味汁都是意大利本土的产品，广告所表现的农产品是红、黄、绿三种颜色，这三种颜色正好是意大利国旗的颜色等等。所以这则广告貌似在推广食品，实际上是在推广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形象。
再比如ABC（美国广播公司）在1987年一则关于暴风雪的报道中，同期声是一位参议员正在抱怨政府已经花了纳税人大量的金钱抵制雪灾造成的损害，但同时摄像机却向观众展示了他所说的纳税人正享受着不受工作和经济规则束缚的自由。于是菲斯克就此揭示了这则电视新闻的真正含义：政府在夸自己——我在努力救灾，但公众们却在享受难得的自由。
但是，单纯的符号学研究是完全不足以还原广播电视媒介本质的，因为对广播电视符号的解读是完全站在研究者（解读者）个人的立场上的，这种立场使得相应的理解显得过于主观。简·斯托克斯（Jane Stocks）曾经如此评判过单纯的文本研究（也是符号研究）的局限如此，我们就必须把研究的对象进一步拓展开来，不是从文本和文化的角度考察广播电视的传播，而是从媒介生产的角度进行研究和理解，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引入。
3．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
之所以要引入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观照广播电视媒介，是因为政治、经济因素是广播电视存在和运作的原始动因之一。比如美国作为世界广播电视事业的发源地，其广播电视媒介的诞生与经济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上第一家广播电台KDKA的成立，其动因是为了推销收音机——无线电运营商希望人们为了能够收听节目而去购买收音机。后来，在与报纸媒介的竞争中，电台的经营者又逐渐意识到广告的作用，广播广告开始出现，给广播电台带来了滚滚的财源。我国广播诞生的情况亦是如此。20世纪20年代，一些外国的广播器材经营商为了在中国推销无线电器材，率先在上海、天津等中国大城市开办了广播电台，比如美国商人奥斯邦1923年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家电台——中国无线电广播公司，其初衷就是为了在中国推销收音机。可见经济效益是广播电视事业诞生之初就着力追求的目标。
政治因素同样是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动力性因素。典型的莫过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1940年12月30日，在距延安西北19公里的王皮湾村，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标志着我国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立足于解放区，以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军官为主要宣传对象，开展了富有战斗性和说服力的革命宣传，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1958年5月1日，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建立。同年，播出了我国的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这部剧通过剧中人物“姐姐”的倒叙，回忆了“旧中国”人们缺衣少食的穷苦经历，教育“弟弟”要懂得珍惜粮食。显然，这部电视剧是为了配合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忆苦思甜”、“节约粮食”的宣传精神而制作的政治教材。应该说，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广播电视作品，都具有明确的政治教育主题，是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宣传性演绎。
传播学的一个分支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更为直接地进入对广播电视媒介的政治经济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是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这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下，广播电视媒介像整个资本社会一样，是完全遵循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运作逻辑，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对其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在社会学中，人们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群体或机构的成员存在，所以，社会学存在的前提就是认可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大众传媒的传播现象贯穿了整个传播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传播学诞生伊始，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就是其研究的重要借鉴对象。尤其是社会学的试验和社会调查方法的使用，这典型地反映在拉扎斯菲尔德和霍夫兰的“媒介效果研究”中。时至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传播批判学派开始在广义的社会学意义上借用各种社会批判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和对各种反叛思潮的社会学分析，来探讨媒介与社会大系统之间的关系。他们所追求的是关于媒介“组织和职业的社会学研究”，其研究中心是考察“媒介的生产关系、内部组织结构、职业分工、内部权力结构以及在与社会各行业、阶级的关系中所扮演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角色”。简言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就是要将这两种媒介看成是社会的子系统，考察其内在结构和运作规律，同时也考察它们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最终使我们能够透视出广播电视媒介对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