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声音的社会属性
在物理属性和心理属性的基础上，声音还具备相应的社会属性，也就是说，声音会和社会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功能。
1．声音的政治属性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说，30年代是人类社会的“广播时代”，就是因为很多重要的声音通过广播、唱片等媒介传播出来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不仅引导人民走出大萧条的恐惧，而且还激励起他们反抗法西斯的勇气；希特勒歇斯底里的演讲将德国人民带入了纳粹的深渊；同样，当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大多数中国人都会知道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舞台上完全当家做主的宣言；听到“I have a dream……”就能联想到美国黑人人权运动那残酷而悲壮的历程。事实上，自广播诞生以来，声音凭借着这种电子传媒，起到了巨大的社会动员的功能，声音和政治、历史联系在了一起。
2．声音的经济属性
声音还具有经济功能。声音可以成为商品进入市场领域换取相应的利润，典型的就是流行音乐产业的运作。我们知道，从理论上说，音乐是将人类听觉认可和喜欢的“乐音”加以抽象凝练，而音乐产业——唱片产业就是将这些音乐规模生产、批量销售，一方面获取了大量的利润，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支脉之一流行音乐文化。
广播电台播送音乐也能获得良好的收益。不同类型的音乐在广播系统中其商业价值是不一样的。美国学者按照美国流行音乐的标准划分了5类可以赚钱的音乐，它们可以组成一个系统在广播的不同时段予以组合播出，分别吸引自己的目标听众，带来利润各异的营销效果，这种搭配被称为“热门的音乐系统”。
我们分别来分析这5个系统的音乐的性质及其编排原则，这对理解我国流行音乐的市场营销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力量（power）型音乐
所谓的力量是指“最佳的市场效果”。这类音乐是指当下最流行、听众最多的音乐。在美国，主要是指排行榜排名前10位的歌曲。由于它们热烈的受欢迎程度，所以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要大规模播出，比如“每小时4～7次的播放”，但是，这要避免一首歌连续几天在同一时间播放，以保证最多的听众都能听到这些歌曲。由于这些歌曲和音乐是当下最流行的，所以一般听众在调台的过程中一旦听到这样的乐曲往往不会调台，从而保证了有这样的歌曲就会有较高的收听率，同时带来较好的广告收益。
电台要随时监测这些音乐的市场销售情况，比如可以同唱片店联系以获得销售量的信息，也可以通过测量（电话、来信、网络、短信）点播的量来确定一首乐曲的受欢迎程度，以随时调整它们在节目中的编排。
流行（current）型音乐
这类歌曲是指“近期非常流行”的歌曲。它们以每小时3～4次的频率播放（在没有广告的1小时中可能播放5次）。这类歌曲的火爆程度不如力量型音乐，但受欢迎程度也很高。这两类音乐大概构成电台近期播出音乐的主流。
再流行（recurrent）型音乐
这类音乐是指“在过去两年中它们曾经是非常热门的歌曲……这些歌曲以每小时2～4次的频率播放”。经过了广泛流行之后的音乐一般会被划到这一层次中来，但它们是经过了一定淘汰以后的，有一些歌曲被听众从记忆中删除，比如“那些放‘滥’的新唱片（听众实在是听够了）和‘僵硬’的唱片（在排行榜上停滞不前，无力成为真正的热门歌曲）”。
力量经典型音乐
这类音乐是指过去3～10年间流行的音乐。这些歌曲隔一段时间就要拿出来重放，它们是所谓“不死”的歌曲。目标听众一听就明白这是什么歌曲，而且会立刻进入一种欣赏音乐的状态，说明这些音乐在听众心目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刻板印象”。这种歌曲在广播中每小时要播2～3次。
经典型音乐
这一类型包括过去10～15年的歌曲，它们不再属于流行或力量型的范围。为了确保这些歌曲还能吸引电台的目标听众，而且不令人厌倦，这组歌曲是经过仔细研究确定的，通常使用音乐厅测量所谓音乐厅测量是一种通过试验观察法的方式测量音乐传播效果的方法。通常请一些目标听众在音乐厅收听某些音乐，然后由专门的测量人员在旁边或者在观察室观测听众的反应，或者在他们收听完音乐之后请他们填写问卷以测量他们的收听效果。的方法，保证在历史上曾经的经典还能够拥有一定的收听效果。
音乐电台所遵循的收听率法则其实就是一种商业法则。一首音乐如果还有听众喜欢听，那么就说明这一音乐具有一定的商业效果。一首歌曲拥有的听众越多，它的商业价值就越大。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能发现，从“力量型音乐”到“经典型”音乐，它们所拥有的听众数量是逐渐减少的，因此它们在广播中播出的单位时间的次数也是逐渐减少的，也就意味着它们的商业价值是逐渐减少的。
除了流行音乐以外，声音的商业属性还可以很多种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广播电台知名节目主持人的声音也具有良好的市场价值。广播节目主持人依靠声音建构自己的形象，听众喜欢一个节目主持人，其实是喜欢他的声音。因为有这种声音，他（她）主持的节目才有可能拥有高收听率，因此他们说话的声音也成为高收听率的保证。再比如在广播、影视作品的制作拍摄过程中，制作人经常会喜欢找所谓的“名嘴”即明星来配音，因为“明星”的声音也是其流行价值的一部分，具有很高的社会公众注意力，也就意味着很高的商业价值。
3．声音的文化属性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代表性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仅成为一定时期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它们本身也就成为塑造文化的一种重要力量。麦克卢汉这样评价过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对美国人的心灵的塑造作用，他说，当罗斯福总统逝世以后，美国人悲痛得像失去了父亲。因为美国人大多是通过声音来认识这位总统的，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传播方式导致美国人民像是始终处于他的“教诲”之下（相反，当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以后，美国人民就像失去了邻居家的儿子一样，因为人们是通过电视认识的肯尼迪，没有神秘感，更没有被教诲的感觉）。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内地的收音机开始普及。广播声音开始塑造人们的精神生活，传承文化，起到重要的文化功能，其中最重要的是评书和相声，这两种声音艺术成为当时最大规模的流行文化。
197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出由著名播音员曹灿、纪维时等人演播的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同时播出的还有已故评书演员杨田荣演播的新编评书《李自成》。这两部作品由许多电台交互播出，形成长篇小说广播的轰动效应，通过广播听故事成为一种新的时尚。随之而来的1980年被称为“评书年”，这一年，河北电台先后推出三部长篇评书——《岳飞传》、《杨家将》和《隋唐演义》，前两部由著名评书演员刘兰芳演播，后一部由单田芳演播。随后，这三部评书参加了由鞍山电台牵头组织的长篇评书节目交换会，通过交换给全国60多家电台播出，轰动全国。作为一种民间文化，评书的主要功能在于运用语言艺术虚构了中国传统英雄的形象和功绩，以此打动听者感觉，让他们产生一种认同感。我们可以将评书看成是中国人的英雄史诗，而千家万户的收音机就像一个满肚子故事和智慧的“吟游诗人”。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它能够唤起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心理归属感，同时，它也间接地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相声也一样。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曲艺界走向复兴。老相声艺术家如侯宝林、马三立等重返艺术舞台，一些经典的相声段落被重新开掘整理；同时，像姜昆、赵炎等相声新秀也崭露头角。和评书不同的是，相声艺术是通过讽刺等手段让人发笑。这种艺术在20世纪70年代末担负起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功能——从日常生活的细节抨击“四人帮”造成的种种社会现象的荒谬性。比如，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相声《照相》。相声中说到一对新人去照相馆拍结婚照，却被要求背诵“文革”语录、不许笑、摆出革命姿势等极端荒谬的做法，听众在哈哈大笑中深切地感受到“四人帮”横行的那个时代种种政策的罪恶和反人性。可以说，这样的相声用“笑”起到了一定的社会批判的功能。
最具（大众）文化功能的声音还是流行音乐，流行音乐和现代都市人的身份认同有着直接的联系。每一个时代都有独特的流行音乐、歌曲和歌手，而广播是传播流行音乐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比如，在流行音乐发展史上，我国台湾著名歌手邓丽君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因为她的歌声参与塑造了一个时代的人听觉的“情感结构”。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人来说，邓丽君的歌声是“人性的复苏”的文化标志。作家王朔曾经说过，听到邓丽君的歌曲，“感到人性一面在复苏，一种结了壳的东西被软化和溶解”。类似的效果想必也出现在80年代初李谷一演唱的《乡恋》的歌声中，她用所谓的“气声”方法来唱歌，一改过去那种严肃、说教和宣传的面孔，和人们内心的那种本真的感情合拍。这些歌曲和20世纪80年代“人性论”的复苏想呼应，和理论界引进萨特等西方哲学家的“存在主义思潮”相呼应，和对“文革”的反思相呼应，塑造着那个时代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情感结构”。
第二节音乐性的声音及其在广播电视传播中的使用
一般看来，广播声音由三个重要部分构成：语言、音乐和音响。
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传播信息、表情达意的工具，广播新闻主要靠语言来叙事、分析和评论，广播剧要靠语言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音乐节目也要靠语言来表述DJ的观点、看法，广播中使用的语言即广播语言具有独特的传播规律。
音乐是通过有组织的乐音（人耳感觉舒适的音）所形成的艺术形象来表达思想情感的艺术，它的传播优势在于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音响主要是指自然界和社会中除了语言、音乐以外的声音，比如风吹树叶的声音、机器的轰鸣、夏夜的蛙鸣、人的动作发出的各种声音等，在广播中，音响又被称为音响效果。
在广播节目制作过程中，语言以足够的信息量表达事物的明确含义；音乐诉诸人们的情感，呼应人们在收听广播时候的情绪波动；音响可以起到音乐的作用，也能起到语言的作用。比如，音响同样可以渲染情绪：在离别的场景中配上轮船的汽笛、海鸥的叫声，更增加了离愁别绪的深度；音响也能叙事，比如若干公鸡的叫声就会说明早晨已经来临，这是一种典型的音响对于时间的描述。
如果再仔细分析，我们能发现，语言、音乐、音响三者的功能其实很难截然分开。比如，有的语言也具有音乐的功能，诗朗诵就是典型的例子。诗之所以为诗，就是因为诗歌的内部有一种韵律，这种韵律的高下决定了诗歌的质量。作家王小波说这样的诗句是好诗：“朝雾初生，落叶飘零，让我们把美酒斟满”，因为“这里面有一种永难忘记的韵律，这就是诗啊”。而这样的诗句是质量次一等的：“我爱你彼得的营造，我爱你庄严的外貌”，因为这样的诗句里面的韵律是“东北二人转的调子”。关于后一句诗，王小波认为查良铮先生译得好：“我爱你，彼得建造的大城；我爱你，庄严、匀整的面容；涅瓦河的流水多么庄严，大理石平铺在它的两岸……”查的译诗中的韵律感和节奏感无疑更强。“追求韵律”也恰恰是音乐传播的原则，这意味着某些语言的传播具有音乐的效果。比如，很多听众喜欢某一个节目主持人，说他的声音好听，听到他说话就感到舒适，至于他在说什么并不重要。此时，节目主持人的语言吸引听众的其实是音色、节奏、韵律等形式的因素，这和音乐传播吸引人的道理是一样的；有些音乐具有语言的作用，比如充当广播电台和节目标志的开始曲。一听到这些开始曲，听众就知道哪个节目、哪个频率在播音了。
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广播声音的三要素，即用“语言性的声音”和“音乐性的声音”重新规划语言、音乐和音响。如前所述，声音的物理属性只是保证声音的纯客观存在，而声音之所以有魅力是因为声音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影响，它能够改变人们的精神世界。声音塑造人们的精神世界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声音可以成为信息的载体而指涉一定的客观事物，即它可以成为符号的能指而表征相应的所指。换言之，人就此可以通过声音认知客观世界。这是声音在认识论上的意义。第二，响度、音调和音色会凝聚起声音特有的旋律，而这种旋律和人的心灵节奏、情感节奏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和相关性。所以，声音的音色品质和节奏起伏会引起人们喜怒哀乐等的情感变化。这是声音在美学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