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事业早期的发展和当时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密切合作是分不开的。中国最早的电视发射机等电视核心设备是仿照捷克式样设计制造的，北京电视台最初的节目设置体系也是当时的正副台长罗东、孟启予在出访苏联和东欧的时候学习来的。天津712厂仿照苏联的“旗帜”牌电视机制造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电视机——北京牌电视机。在节目来源方面，当时也是和国际合作分不开的。北京电视台建台伊始，就建立了与国外交流节目的通道。当时，除了和社会主义国家交换新闻节目以外，北京电视台还和英国维斯新闻有限公司以及日本电波新闻社签订了节目交换协议。
按照协议，维斯新闻有限公司向北京电视台寄送全套的世界新闻影片和新闻背景影片，每周共计约4250尺的16毫米影片，供北京台在中国国内使用。而北京电视台则需每月挑选15条时事影片，寄给维斯新闻有限公司，每年寄送时事影片的总数大致不少于180条。与日本电波新闻社的协议也基本类似。在这种情况下，电视新闻节目是肩负着政治使命来制作的，拍摄电视成为一种国家行为。当时，北京台关于中国国内的重点报道和关系到国际政治的报道都需要周恩来总理亲自审看并同意方能通过。当时中国电视新闻最主要的功能不是在于国内传播，而是在于国际宣传，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新闻纪录片方面，制作编辑出了《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美国黑人在觉醒》、《河南人民争学焦裕禄》等作品；对于国庆大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第一颗导弹发射成功等重大事件，也能给予及时的报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9月5日，周恩来总理会见英国记者格林，首次利用电视发表谈话，向世界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电视媒介上的首次亮相。
在电视综艺节目方面，这一时期有一个亮点，就是北京台在60年代初期制作播出的三辑《笑的晚会》。当时，“大跃进”的恶果已经显现，中国共产党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还对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台制订了一个“非跃进”的工作发展计划，强调要扩大取材范围，不仅仅要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结合起来，而且还要突出趣味性，以健康的笑声活跃群众生活。这一指导思想直接促成了中国最早的电视文艺娱乐节目的诞生。
第一次《笑的晚会》是1961年8月30日播出的，内容完全是相声。播出后收到100多封来信，表示支持，要求再办。考虑到中国当时有限的电视机数量，说明当时的传播效果是非常好的。北京台再接再厉，于1962年1月20日播出了第二次《笑的晚会》，这次晚会由后来蜚声中国电视界的著名导演王扶林担任总导演，节目内容依旧以相声为主，但大大拓展了节目形式，话剧片段、独角戏、讲故事等节目形式穿插在节目中，给了观众更大的乐趣，引起了普遍赞誉。在这种形势的鼓励下，北京台于当年的国庆节又推出了第三次《笑的晚会》。这次晚会节目形式更加多元丰富，而且广泛邀请了文艺界的著名人士参加，比如晚会的艺术指导是电影导演谢添和相声演员侯宝林，特邀导演是青年艺术剧院的杜澎。这次晚会相对于前两次最大的突破是增加了“形象性”，可以说，这正是当时的电视工作者有意识地发挥电视传播优势的努力，节目以小品表演为主，减少说唱。但是节目播出后，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主要批评焦点在于很多人认为这台晚会过于庸俗，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在“以廉价的方式向小市民讨好”，缺乏思想性，为笑而笑。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一缺点显得非常严重。加上后来政治环境的变化，《笑的晚会》终于被叫停，随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文艺气氛更不利于这样的晚会的发展。
不过，《笑的晚会》的历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郭镇之如此总结：《笑的晚会》的影响是抹煞不了的。80年代后以相声、小品等喜剧节目为骨干的春节联欢晚会，从形式到内容都遗留着《笑的晚会》的痕迹。自然，《笑的晚会》所提示的“正确对待观众趣味，恰当估量观众水平”的教训，对创作和表演，从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值得后来者深思的。1961年春天，中国政府第一次承办世界级的大型运动会——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北京电视台对一些重要的比赛做了现场直播。这次比赛甚至引发了北京城一个短暂的电视热，电视屏幕上很多精彩的扣球场面长久地留在人们心中，尤其是庄则栋最后获得冠军的那场比赛，许多年之后依旧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总的来说，中国电视在起步阶段其节目还是比较粗糙和简单的。和世界电视发展的初期阶段一样，电视要依赖其他的媒介和艺术形式来支持自己的节目播出。在新闻传播方面，当时北京台主要依靠力量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新影”），当时的新影是中国最重要的视觉宣传机构，北京台包括地方电视台播出的很多新闻纪录片都是由新影提供的。而在娱乐节目方面，当时的电视传播主要依赖电影，电视也因此获得“微缩影剧院”的别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在1979年中央电视台每晚2～2.5小时的节目播出中，一部电影就要占去1.5～2个小时，真正属于电视自己的文艺节目其实很少。这种情况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真正改观。
二、“文革”时期广播电视事业的挫折和曲折发展
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我国广播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不仅仅在硬件建设、机构设立等方面鲜有建树，甚至还有所退步，更重要的是，极“左”思想影响了中国广播电视人的节目制作理念，拉大了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和发达国家的距离。但中国广播电视人在动荡的环境下出于爱国精神、职业精神和那个时代特有的热情，在特有的政治空间内，还是在某些方面推动了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
1．广播对“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的宣传
在“文革”期间，由于广播电台被江青等人所控制，所以从客观上说，广播对“文革”的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泽东也利用广播号令天下，将自己的一些讲话、意见和指示及时传达到全国。此时，经过十几年建设的广播网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是遍布中国农村的有线广播站，使得“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的指示迅速传遍到中国社会的基层，使得“文革”的灾难真正能遍布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乡村，守在喇叭前等候所谓的“最高指示”，然后迅速将消息传递给普通农民，大家于是敲锣打鼓迎接“最高指示”，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发动“文革”的一系列重要文告也是通过广播传播得到大范围普及的。
在节目设置方面，各级广播电台也配合“文革”需要，对原有的广播设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动，其宗旨就是“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文革”开始后，广播政治内容急剧增加，知识性内容大幅减少，文艺节目几乎消失，没有任何服务类节目。
在新闻节目方面，完全实施“政治挂帅”的方针政策。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规定：“凡广播电台（中央和地方）的宣传，均应以毛主席审定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社论和消息为标准”，“凡与中央口径不一致的，凡中央报刊不发表的，电台一律不得广播。”在对外宣传中，“必须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指示和中央规定的统一口径，绝对遵守，不许各地方与中央口径相抵触，自由乱发乱播”。在这种情况下，广播节目只能照搬所谓“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全文照搬，以免犯“政治性错误”。听众讽刺“文革”期间中央台的广播节目是“早上报摘，晚上报摘”，而各地方台基本上没有自办节目，只是机械地转播中央台的节目。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期间的中国广播被剥夺了采访、编辑的权力，作为一种新闻媒体已经名存实亡。
由于“政治挂帅”理念的钳制，广播文艺节目也变得政治化和单调枯燥。1966年1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取消了主要播文艺节目的第三套节目，因为第三套所播送的文艺节目不论从内容到风格都与“革命的形势”太不相适宜了。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对地方广播电台实行军管，责令停止播出自办文艺节目，只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1969年，中央台增加“革命样板戏”播出时间，占全天播出文艺节目时间的85%以上。除此以外，中央台只能播放《国际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过改词的革命历史歌曲《毕业歌》、《工农一家人》、《抗日战歌》、《大刀进行曲》等八首歌，以及《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三部电影录音剪辑。其他文艺节目也纷纷强化“政治因素”。比如中央台的《每周一歌》改为《每周一首革命歌曲》，《讲故事》改为《讲革命故事》，《歌曲》改为《革命歌曲》，增加《毛主席语录节目》、《毛主席语录歌曲》、《老三篇天天读》和《毛主席著作选读》等专栏。
“文革”一开始，整个文艺界就掀起了对“资产阶级文艺”的大批判，广播电台也未能幸免。在这场批判中，外国音乐首当其冲。1966年8月，中央台重新制定了播出外国音乐节目的方针，提出“面向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播送“反映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等内容。随着“文革”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外国音乐节目被划入“资产阶级音乐”的范畴。1966年9月，外国音乐节目由每周的505分钟锐减108分钟，后来又减至60分钟，平均每天10分钟都不到。7―8月，中央台清理外国音乐库存，将90％的外国音乐消磁，因为这些音乐（包括很多的世界经典作品）都不符合“民族文艺发展”（其实是不符合“文革”精神）。留下来的少量作品也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歌曲，比如朝鲜、越南的“抗击美帝”歌曲。1969年4月，在“文革”如火如荼的背景下，中央台停止了外国音乐的播出。
广播的管理机构也受到冲击，正常运作秩序被完全打乱。尤其是在“文革”初期，遵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从中央台到地方台都开展了普遍的“夺权”运动。1966年7月，中国广播事业局局长、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人梅益受到批判，被停止职务，“靠边站”了。随后，中央台和广播事业局的日常运作开始失序。尽管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再指示，新华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社等宣传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外面的群众不能干扰他们的工作，不能“影响传播毛主席的声音”，但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造反派还是对这些新闻机构进行了猛烈的冲击。1966年7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王力等人先后到北京广播学院煽风点火，号召他们去中央台等电子媒介机构夺权。到了12月，广播局的造反派进驻总编室，宣布正式夺权。1967年1月14日清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广播学院造反派强行进入广播电台技术区，播出“夺权声明”，此事引起中国社会乃至国际上的巨大反响。美联社、法新社等都发布了消息。同日，造反派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夺权，并在对内广播和对台广播中播放了“接管声明”。这种混乱的状况，在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面对如此混乱的情况，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决定对广播电台实行军事管制，即由中央派出的军队干部接管广播电台和广播事业局，从此全国各地广播系统无序的状况才有所改善。但广播事业经此挫折后元气大伤，尤其是各地方台，已经基本失去了自办节目的可能。此后一直到“文革”结束，各地方台只能以转播中央台节目为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