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lk show”是对谈话节目的英文表述，港台通常音义结合，巧妙地译作“脱口秀”，正符合其没有脚本、脱口而出、即兴表述的特点。一般认为，第一个媒体谈话节目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WBZ广播电台在1921年播出的，谈话的内容是有关农业耕作的问题。自20世纪30年代起，嘉宾和观众的参与使得这类节目的形式日益丰富起来，至今已进入谈话节目的黄金时代。据统计，一个美国人在一周中可选择的各种类型的谈话节目多达五百个以上。
也许正是因为港台巧妙的音义结合，加之传统大众传播理念的作用，使人很容易误将“脱口秀”理解为是节目主持人的专用“秀场”，即所谓“脱口秀”也只是节目主持人的个人才艺展示，麻木地将嘉宾和观众视为“陪衬”和“看客”，事实上，这恰恰忽略了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本质和其个性化的人际传播方式。
白岩松曾这样形容电视谈话类节目中主持人与被访者的关系：“访谈进程中，主持人是‘月亮’而嘉宾是‘太阳’，我们之所以看到‘月亮’也很光亮，那也只不过是在借光而已。”同时，我们根据最早的谈话类节目侧重谈话内容的事实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talk show”事实上是谈论“场”中所有参与者的共同舞台，是一个群体在“show”，所“show”的内容也集中指向中心议题，而主持人完全是以配合的角色出现的。所以，除“控制”以外，主持人与嘉宾、观众间进行“调适”同等重要。传播实践也告诉我们，主持人在作为控制者引领话题的同时，如果注意一种自我的“弱化意识”（抑或“适度地淡出观念”）将会有助于凸显节目本身话题的力量，展示一种公开、公正的传播形象，有利于实现最大化的传播效果。“调适观”下，主持人的角色定位将显现出对以下两种角色的认识：
（一）隐者
在主持人角色转换和调适的讨论中，有著名学者、诗人叶延滨先生“从倾诉者到倾听者”的呼唤；有美国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拉里·金开出的健谈处方“只要愿意聆听，就会成为交谈大师”；有杨博一在《美国的脱口秀》中介绍的卡耐基脱口秀艺术的成功之道：给人发言机会，不要唱独角戏。
高明的“领者”往往是以“隐者”的角色出现的。一旦话题被领入，谈话良好氛围和角度得以营造和引出，主持人就要明智地选择“隐者”的身份，只在话题走向和话题深度等关键处把握住控制的力量，在与嘉宾和观众的对话中寻找亮点，做点睛之笔。
1.隐言——隐去评论话语，“此时无声胜有声”
主持人访谈中，有时运用合理的、适度的停顿或沉默是必需的，其中有的是情绪的反馈，有的是同情的回味，有的是话轮的过渡，有的则是无言的默许。2001年9月8日，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生命的企盼》节目中，主持人董倩访谈的对象是一位下肢高位截瘫而怀孕的农村女青年刘大英。刘大英在这种情况下生孩子很危险，可能母亲和孩子都会死亡。刘大英充满对丈夫和未来孩子的爱，在谈自己的想法时，她常常动情地哭泣。
董倩好几回都等刘大英哭泣过，抹掉眼泪后提问题。中间停顿时，配合上刘大英一心想要小孩以及董倩自己深情倾听的面部表情，访谈把握得非常符合情理，非常感人。可以这么说，董倩充分地把握了停顿后再问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主持艺术。此时的隐者角色不仅隐出了震撼力，也隐出了一种美学效应。
2.隐“身”——淡化主持人的职业角色，构造谈话双方“一见如故”的心理效应
关于此，水均益无疑是位“隐身”的高手。一次在采访加利时考虑到对方是联合国秘书长，“陌生感”很可能构成谈话进程的大碍，所以，他首先用阿拉伯语向加利问好，加利很惊讶，马上问“你会讲阿拉伯语？”水均益告诉加利，自己曾在埃及当过记者，并且曾两次采访过他。加利的表情渐渐由惊讶变成亲切，不住地点头，偶尔还为他纠正开罗某个街道的发音。通过屏幕，观众并没有感觉到秘书长的威严，仿佛是小水在和朋友聊天，在自然、轻松、随意的一问一答中，我们认识了秘书长的另一面，也看到了中国记者的风采，难怪水均益被誉为“具有外交家风度的记者”。
（二）和者
美国传播学者唐·库什曼认为：“一个人要想进入人际沟通，不需要首肯对方的每个想法，但必须把对方作为一个独特自我或一个重要的个人加以支持，积极的尊重对这种互动来说是最基本的。”
谈话节目进行中，主持人应调动被访谈者及观众，引出与中心话题关联的方方面面，从各个角度展开访谈，使之更为丰富充实。鉴于现场氛围和嘉宾类型的不同，当所期待的现场氛围出现时，主持人就要适时地从“隐者”转换为“和者”的角色来强化这种方向和氛围，甚至以此作为整个节目的落脚点。“和者”角色寻找的是否及时和精当，对强化节目的力量、引导节目的走向，能起到重要的作用。某种意义上，“和者”就是“主动”、“积极”、“敏锐”的发现者——以彼之口代我之口，传播效果自然事半功倍。
1.有声之“和”——借助有声语言符号及时应和，彰显主题
通过崔永元在节目中的一些随声附和，观众就能立刻品出话语深层的味道。比如《父女之间》中女儿谈到自己故意跟爸爸拧着劲时，崔永元插话说：“哦，没事找事。”听者都会心一笑，女儿也不好意思地笑了，想来她心里的疙瘩也在慢慢化解。《现代人文景观》的讨论中，一位女士就人造景点的浪费和文物保护经费不足发表了较为激烈的意见，崔永远接茬说：“与其拿那么多钱搞人造景点，还不如给兵马俑修修腿脚呢！”闻者都忍俊不禁。同样的观点有这一庄一谐的表述，不必特别着力就加深了人们的印象。这些寻常百姓的大实话，崔永元似信手拈来，和得是地方，和得合分寸，和得亲切平易，却又意味深长。
2.无声之“和”——借用非语言符号，强化情绪，延长意味
2000年7月14日《新闻调查》播出了《羊泉村记忆》，万爱花、刘面焕等几名50年前遭受侵华日军性暴力侵害的山西妇女，勇敢地站出来揭露日本鬼子的野蛮行径。当万爱花老太太叙述到伤心之处，情绪激动地哭泣起来时，也许在这种场合，有的记者会手足无措；而董倩却表现出极好的涵养。节目中，万爱花抑制不住悲愤，眼泪慢慢渗出来，老人掏手绢擦了一下。董倩没有打断老人的情绪，而是伸出手轻轻抚摸老人布满老茧的手……（这一段电视画面长达40秒）
羊泉村是万爱花等老人长大的地方，也是蒙受耻辱的地方，她们当然不愿重提这段屈辱的历史。但是，记者得体的非语言符号（抚摸动作）使老人真实自然地打开了封闭的心扉。
三、控制与调适的辩证观
将传播分为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及大众传播几种形式，这主要是根据国际传播学者麦奎尔的划分理论而提出的。传播学者赫莱特1996年提出了一个建立在符号互动基础上的传播模式，它至少给了我们两点启示：（1）大众传播不能脱离人际传播而孤立存在；（2）在大众传播全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心理和行为的互动，而这种互动正是大众传播心理学的核心问题。无独有偶，美国学者斯蒂文·小约翰所著的《传播理论》中也提出：“尽管层次概念提供了一些理论组织起来的便利手段，但不应将它们视为实质上有什么差异。把这一领域分成这几个层次——尤其是对大众传播和其他传播的区分——引起了争议，有人做过研究，认为应把这两块连接起来。”书中还作图显示，每个层次都既包含其他层次的某些因素，同时又拥有自己的东西。
本来大众传播就包含人际传播的成分，谈话节目的出现又及时地印证了这一原则，传播学几种形式的辩证统一，似乎也向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定位中“控制观”与“调适观”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事实上，“控制观”与“调适观”下，节目主持人不同的几种角色之间，本身就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借助，相互生发的辩证统一关系。倘若抽取每一个个案来考察，都难以将这几种角色截然分开。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使之在不同的节目、同一节目的不同阶段，体现出“度”的差异，与主持人具体的个性特点和人格魅力相得益彰，从而使电视谈话类节目走向成功？对主持人角色定位论述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21世纪是对话的时代”，谈话的发展是传媒对时代精神的一种感悟，也是人们对自己、对媒体的一种感悟，从这个意义上讲，谈话出现的意义已远大于谈话内容本身。
做了一番看似完全可做技术操控的角色定位的浅析，只担心自己被其所惑，陷入“唯技术崇拜”的泥淖，从而忽略了“理性和真诚”才是作为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角色行为真正的终极审美特征和追求的真理。愿我们心怀一份真诚，为人类在电视谈话类节目——这一任心灵自由放飞的空间里插上双翅。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