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实话实说》开办伊始的节目，当时节目的类型、定位、主持人的说话方式等都还处于试验阶段，但是，主持人崔永远领题的明确性和把握的得体性，使得节目一开始便以尊重个性、尊重回答者职业特性的方式进行下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一个相对来说大而空泛的话题，要想得到个性化的回答就必须使主持人领入主题的提问方式与所提问问题有针对性且具体化，但是过于具体的提问又往往会使回答者以极简略的“是”或“否”回答，使主持人成了被访者的代言人。如何把一个大、笼统、容易习以为常的话题，问得鲜明精当、兴味盎然，领题的设计是关键。主持人事先对回答者背景了解充分，可以以个性化的提问方式领起主题。这是节目主持人作为领者角色从容开场，获得“碰头彩”的一例。
关于领立话题的巧妙设计有时也会在不经意间凭灵感偶然拾得。浙江电视台《视频点击》栏目有一期是关于“朋友”的话题，对于节目的开场，主持人觉得一开始所准备的内容太落俗套，苦苦思索之时，望着演播室背景吐绿的柳枝，突然有了这样一段开场：“观众朋友，今天对我来说是个很高兴的日子。第一，春天来了；第二，又一个周末来了；第三，有朋自远方来了。好，首先就让我们来共同认识一下吧，这位是……”几位嘉宾会心而笑。
如此一来，开场显得活泼，富有信息量和感染力，又使得节目话题蕴含其中，一举几得，岂不妙哉？
2.领情绪——注意因势利导，自然熨帖
情绪是一种随感觉而来的心理现象。德国心理学家冯特提出一个“情感三维说”，即：“一面是愉快与否，一面是兴奋与否，一面是紧张与否”，等于说，情绪也有三度空间。适合的情绪对应适合的话题会使谈话节目进行的深度与广度都大为拓展。
电视谈话类节目现场视每次话题的不同，谈话者所应具有的具体情绪也不同，主持人此时的领者角色担负着这样的任务：在确立话题的同时，将嘉宾与观众快速领入适当的情绪中，以利谈话的尽快展开。
美国广播公司的《夜线》是一档风格锐利的深度报道节目，为了营造一种直接深入、快速准确的话语情境，主持人科佩尔经常会以一种严密推理、尖锐犀利的风格领题，使被访者不得不由其节奏所左右，坦言以对。有一次科佩尔在与一位伊拉克外交官的访谈中，发现对方总是闪烁其词，不愿正面回答问题，科佩尔便马上转变提问方式，追问道：“汉姆都大使……我不是外交官，我不明白你刚才那番话是什么意思，你说的到底是‘是’还是‘否’？”——以话语制造情境，影响对方情绪，迫使对方直接进入话题。因此美国著名的电视评论家汤姆·谢勒斯说科佩尔是“一个举止优雅的人，也是一枚火箭”。
莱特曼也是一位善于营造情绪、领入情绪的高手，为了采访第一夫人希拉里，他提前好多天就在节目内外放风说希拉里不敢到他的节目里做嘉宾，此招果真好用，没多久，希拉里就坐到了他的那张著名的沙发上。为了给希拉里来个下马威，莱特曼一张嘴就扔出一根“带刺的骨头”——
莱特曼：你现在搬到了纽约，住进了豪宅，有没有发现每天都有傻瓜开车路过你家门口，冲你的房子大喊大叫啊？
希拉里：有啊，可是我想知道，那个人是不是你呀？
莱特曼：（松领带、扭脖子、吐舌头、摇头）……
莱特曼知道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便不再造次，谈话也回到了正轨。希拉里则真正感受到莱特曼这盏不省油的灯的“刁蛮”，打心眼儿里不敢怠慢，回答问题和发表见解都拿出十二分的精神，这正是莱特曼所期望的。
（二）引者
话题一经领入，主持人就应调动被访谈者及观众的兴奋点，引出与中心话题关联的方方面面，从各个角度“全息式交流”地展开访谈。随现场氛围和嘉宾类型的不同，主持人切入角度的别开生面和灵活多样，常常会在不经意间使得整台节目“亮点”频出。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引者角色的担当，往往是贯穿节目始终的。一台好的谈话节目中的“闪光的语言”、“爆彩的情节”也往往得益于节目主持人烘云托月、牵虹引霞般“循循善诱”的引者角色。
1.引发
采用横向引导的方法，给谈话现场及主题多方位、多角度的启发，以求话题的丰富性。
《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以引者角色出现时，不仅注意话题内容的关联，还顾及参与者之间的关联和沟通，能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各抒己见，同时也拓宽了话题讨论的思路。如《不文明的背后》的讨论中有一个片断，我们能够看到崔永元是如何引发现场观众、嘉宾谈话的：
女观众：社会文明并没有失范，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文明素质可能不如文化低的农民……
崔永元：今天来了几位农民工朋友，听听他们的意见（走过去）……
嘉宾杨：我在想，今天我们为什么讨论这个话题？是因为物质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我们有条件来谈了……
崔永元：您是说现在进步了，人们把文明放在心上了。刚才您说的时候，两位老先生在交谈，听听他们说些什么。（边说边走到老人身旁，伸过话筒）
老年观众：哪一方面抓不到也不行……
崔永元：嗯，文明建设是个系统工程。
嘉宾李：现在大家也注重教育，但重点在数理化上，从小文明习惯差……
崔永元：李先生说应有文明行为规范。讲大道理不如有人具体示范，听一些具体的例子，也许其中有解决的办法。（转向观众征询发言人）
2.引申
采用纵向引导的方法，给现场受众及主题深层次、高品位的启示，以求话题的深度。
仍以《实话实说》为例。1997年《实话实说》特别节目《特别心愿》中，一个小女孩说：“我不想长大。”崔永元依次问道：“爸爸对你好吗？妈妈对你好吗？老师、同学……”小女孩都点头肯定，崔永元追问：“为什么不想长大？”女孩没有回答，崔永元进一步问：“长大了会怎么样？”女孩仍说不出，这时，崔永元面向大家说：“她不知道长大了怎么样，所以不想长大，（转向女孩）是吗？”女孩子说：“是。”崔永元又面向大家感慨道：“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不想长大的时候，因为童年有童年的欢乐，突然一天感受到童年的友谊和真诚，就不想长大。”这里，崔永元不是简单地“打圆场”，而是引申出其中蕴含的具有普遍性的感性体验，使这个原本要冷场的片断又有了一种更深的隽永的意韵。
二、以谈话参与者及观众为中心的调适观
从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方便理解“调适观”形成的必然。
首先，回顾20世纪传播学的发展脉络，我们会发现从“枪弹论”→“有限效果论”→“受众中心论”的衍变，将大众传播的研究引入更为宽广的范畴，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理论”和罗杰斯·休梅克的“创新扩散论”尽管也显瑕疵，但它们都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这一衍变的实质：“即从传播对大众或受众集合体具有的直接的普遍的影响之理论，转向承认人际交往在传递和证实由媒介产生的信息和观念中扮演了中介角色。”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结合，不仅是利用人际传播来补充、强化大众媒介的传播，而且也是利用大众传播来辅助、扩大个人传播，以检验个人传播和媒介传播的共同效果。理解这一点，必然有助于我们领悟施拉姆“最典型的和最频繁的传播格局是一种扩大了的双向关系”如此质朴之语中所蕴涵的深义。
传播学理论的突破带来的主持人媒介角色功能向着交流状态调适更新。以前是高高在上，施以“高台教化”的“舆论领袖”，而今是以平民视野关注生活，追求大众的认同和参与，折射出人文精神“理性传播”的光辉。CBS的费克兰·斯坦顿在1960年就曾说过：“我们感谢我们的观众，如同感谢我们自己，我们建立起了一种系统方法以邀请公众参与到我们在传播活动中的所作所为当中。”从实践上看，电视谈话类节目越来越多，形式日益丰富，受众素质及其“主权参与意识”也不断提高，活跃的嘉宾与“演播室受众”（Studio Audience）从普通受众的社会情境出发，参与到电视节目活动中，通过对有关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推动节目的发展，电视机外的受众则很容易在他们中找到与自己的认知、感受的契合点——这种认知上的契合使得电视谈话类节目更易于达成传受双方的共识，并产生社会影响，最终造成具有实际意义的传播效能。与发展中的传播理念相适应，与发展中的受众角色相适应，媒体节目的设置，尤其是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定位，也势必在“控制观”中进行反思，以灵活的“调适观”与之匹配，进而优化传播形态，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这便是此类电视节目主持人角色定位中“调适观”得以确立的根源。
其次，通过对“talk show”的重新审视，思考究竟是谁在“show”，在“show”什么？肯定“调适观”引入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