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逊教授对中国的“三农”经济问题也进行了分析。尽管他否认农业会威胁中国的经济增长，但也指出，对快速增长的经济如果管理失误，农业不仅会对农民的福利构成主要威胁，同时也会威胁整个中国的经济及其增长。而当信用过度扩张并引发货币供给的增加，从而导致的通货膨胀超过了政治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时，就表明对快速增长经济的管理出现了失误。中国农业在过去十几年取得较好的成绩主要是由于劳动投入和生产管理及其效率的提高，这些均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结果。因此约翰逊教授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经济改革中最彻底的。约翰逊教授指出政府必须认真对待未来的农业生产。在“中国农村与农业改革的成效和问题”一文中，他明确指出1979年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成功之处远多于失败之处。通过对比改革前后农业生产的几个主要指标，显示了改革的巨大成功。由于采用家庭责任制，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人均收入得到了提高，同时通过改革，农村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农村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当然，改革的缺陷也是比较明显的，首先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扩大，同时并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粮食市场。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将会对未来的社会和经济稳定造成严重的威胁，同时他认为，地区间不平等主要源于经济机遇的差别，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则更多的是主观政策的结果，而中国当时的政策极大地偏向城镇。关于中国农业的未来，约翰逊教授指出，今后几十年，农业部门和农村地区的就业调整将会成为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困难。调整问题来自于大幅降低农业就业水平的需要，同时，还要找到劳动力的有效替代品，使得农业产出以和农产品需求相同的比率增长。他同时指出，当经济增长发生时，农业必然要变革。变革的一部分与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关，另一部分内容与农民对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需求相关。农业变革的标志是生产率的全面提高，尤其是土地与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是通过新知识的运用以及对土地与劳动力的替代品的发现而实现的。随着经济增长，农业所需做出的主要调整是改变它所使用的资源数量和结构。为此，约翰逊教授提出要使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受教育的机会，同时还要使农村地区成为在生活与工作上更具吸引力的场所，这涉及对农村基础设施包括道路、电力、通信以及社会与文化活动设施追加大量的投资，加大对机器、设备和厂房方面的投资及扩大农场的规模，强调继续对农业科研给予高度优先的投资。
针对中国是否存在粮食问题，约翰逊教授认为中国没有粮食问题，但中国存在与粮食问题相关的一系列与粮食收购、储藏和购销有关的政策问题，包括现行粮食收购系统的低效率以及降低成本和减少浪费在保证粮食安全方面的巨大潜力。要更多地允许私人买卖粮食，放开粮食收购和零售价格，允许所有粮食价格季节浮动，把国内的粮食贸易融入世界粮食市场。他认为，现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缺陷，不应成为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采用更大的集体农场制度的理由，也不应成为压制单个家庭的积极性、创造性，强行提供各种社会化服务的理由。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下生产力还可以继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政府必须提供对土地使用权的保护，允许土地使用权资源转让，通过有效、灵活的市场提供投入要素和服务；而不是回到业已失败的公社体系。尽管政府决定粮食生产和购销政策的做法在相当程度上是成功的。但他在对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的整个过程跟踪中也发现了一些影响粮食生产、定价和购销的政策变动呈现出倒退的迹象，对粮食的生产、销售和农民的福利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主要包括：一是严重的政策失误，造成1992—1993年粮食市场化改革进程遭到挫折；二是粮食的国际贸易决策失误，造成1995年和1996年两个大丰收年的年份却进口了大量的粮食，而如果按照市场环境决策的话，这两年应是出口粮食；三是现行的粮食价格扶持政策对中国粮食贸易的影响，对于减轻农村人口将要面临的调整负担没有太大作用。
在谈及人口问题时，约翰逊教授通过“制度和政策对农村人口增长的影响——以中国为例”一文，阐明影响人们生活的制度和政策对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影响，而政策和制度的适当结合可以使得生育率迅速下降；他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以达到且保持低生育率水平，同时允许每个家庭拥有的孩子数量达到他们所期望的水平。他认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中国的人口规模对食物供应或人均收入仅有非常轻微的影响。一些政策包括迁移限制的改变，土地长期使用权，加强农村社保体系，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具有积极影响。他认为合理的人口政策是：为家庭提供帮助，使其达到期望的子女数，同时引导家庭生育水平最终达到在自愿基础上的可持久的人口替代水平。为此需要：（1）显著改善农村中小学质量，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2）建立农村养老金计划，确保农村居民参与这项制度能得到收益；（3）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或永久使用权；（4）改变限制人口迁移的政策和制度，以使农村家庭能够向城镇地区迁移。约翰逊教授指出影响一个国家财富和福利的主要因素是知识、适宜的社会经济政策以及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如今只具有次要的作用，因为知识已经使我们能够寻找到自然资源的有效替代物。中国实践经验已充分说明，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来说，经济政策具有比任何其他变量（包括以往认为对经济增长速度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口增长率）都大得多的作用。人们相信人口增长对人类的财富和福利有不利的影响，但历史的事实反驳了此类观点：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人口翻了一番而人民生活却在提高。世界现在并没有拥有比以前更多的自然资源，但有的是更多的知识，正是知识才使自然资源的生产率提高，并找到更有效的替代品。知识的巨大增长使农业生产率和全部人类活动的生产率的增长成为可能，而知识的增长一部分应归因于人口的增长。世界人口的增长从两个方面导致知识的增加。首先，人口越大，既定的知识进步所能带来的利益也越大，因此，把知识和精力投资于创造新知识的动力增加。其次，有更多的人口时，就有更多有能力做出巨大发现或者增加知识的个人。
约翰逊教授也分析了人口与食物的关系。在“人口、食物与知识”一文中，约翰逊教授指出，世界人口福利的改进不仅表现在世界产出价值的巨大增加，还表现在：饥荒次数下降，热量摄入增加，儿童和婴儿死亡率下降，预期寿命延长，工作时间极大缩小，以及有知识的人口比例的大幅增加。他指出，在过去两三个世纪里，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归因于：第一，18世纪和19世纪农业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使得城市的发展成为可能，进而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增长的中心；第二，18世纪中叶以来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人口增长和真实人均收入的提高，从而使知识的巨大增长成为可能；第三，当人们的福利不再受限于食物供应后，家庭并没有随之增加生育率，这与通常的假设相反。在上两个世纪，尤其在20世纪，人类知识有了巨大的增加，这些知识被转化成技术以及使我们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的手段。不仅知识的生产有了快速增长，而且有效传播知识的手段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使得获得知识在世界各地都变得更容易。知识的迅速增长，既得益于世界人口的增长，也得益于有时间和精力来创造知识的人口的不断增加。
3.前社会主义国家农业经济转轨问题
在本书中，约翰逊教授还用了三篇论文来讨论关于苏联、东欧的农业问题。他认为，尽管“二战”后苏联农业产出的增长率保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平，但其表现出来的绩效是“令人失望的”，苏联农业在产出增长方面的一个最基本的缺陷是：不能满足当时为了保持政治的稳定而制定的价格下消费者需求的增长。在相关绩效方面，农业投资占了社会总投资的大部分；农产品成本高；农业产出不稳定。对于这些缺陷，约翰逊教授认为，苏联农业绩效差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可以用集体农场制度和这一制度的某些固有特征来解释。通过建立集体农场的分析模型，根据模型的假设与苏联当时的实际条件的对比，给出了一些基本解释：农产品价格体系向农庄提供了不恰当的信号和激励，以致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生产、销售和运输农业要素投入的体系不能及时地保质保量地提供合适的要素投入；农场缺乏自主权，妨碍了资源的有效利用等。在对比分析了苏联和东欧农业的历史经验后，约翰逊教授提出集体化农业并没有通过从农业向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转移的资源而促进经济发展。“前苏联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向市场经济转轨”一文论述了苏联解体以来艰难的转轨问题，指出前苏联在私有化能够为土地交易和信贷市场奠定基础之前，还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土地的买卖和大农场土地的分割仍受到限制，农业和农村地区还需要大量的投资等问题。
四、简要述评
本书对中国农村的改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其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人们认识到了改革前政策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指出，中国未来的改革将更为困难。本书将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扩展性阅读文献
[1]Justin Yifu Lin.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2（March1992）：34-51.
[2]梁小民.舒尔茨及其《改造传统农业》[J].世界经济，1985（11）.
[3]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M].上海：三联书店，2005.
[4]Scott Rozelle，Johan Swinnen.Success and Failure of Reform：Insights from the Transition of Agriculture.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XLII（June2004）：404-456.
（作者：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曾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