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艺文论苑(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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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接龙吹打乐的发生、发展历史

胡天成

接龙地处重庆近郊巴南区边沿山区的巴(南)、綦(江)、南(川)的结合部,离区治所61公里。作为重庆近郊的乡镇,开发甚早,从现存的167处2000余座东汉岩墓和岩墓遗迹可以判定,至迟在约2000年前,此地就有人类居住。至明、清时期,此地人口相当稠密,仅原接龙所属的凉水乡仙鹤村就有明墓700余座、清墓1000余座,便是佐证。清康熙年间,此地建场,有石梁龙脉被打断,后建石桥接之,故名接龙场。其行政区划虽多有变更,场名一直沿用至今。

接龙一直隶属巴南。巴南原为巴县,其旧治所在今重庆市渝中区,古名江州,系古代巴国的首都。巴渝文化对其有一定的影响。此地的吹打乐不仅与作为巴渝乐舞文化遗响的巴渝吹打乐融为一体,而且有的专家还认为,它是巴渝吹打乐的缩影。因此,接龙吹打乐发生、发展的历史应与巴渝吹打乐的发生、发展历史同步。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接龙就已得到较好的开发。在鼓吹乐已经相当发达的汉唐和以后的宋元时期,接龙也应当有相应的器乐演奏,但因为至今尚未找到足够的文献或其他依据,不能轻率地妄下断语。现在,我们即从已经发现的明代末年的几件吹打乐器和其他文献着眼,对接龙吹打乐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以下概略的探讨。

一、明代末年的产生、形成期

据《蜀龟鉴》载,明末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六月,张献忠破涪州后,“坐大船鼓吹上”取重庆。这鼓吹便是吹唢呐与击鼓等演奏的吹打乐,说明这时的重庆地区已经不仅有了吹打乐,而且有了一定的规模。

在接龙地区,此时也有了唢呐、锣、钵等乐器。据吹打乐传承人王文君讲,他的家住石滩乡的谢元臣师傅,曾于1950年从他人手里收藏有明代的唢呐、锣、钵各一件,系石滩乡一位农民从明墓里挖出的。因为谢元臣是该乡的擅长教仪调吹打乐的大掌坛师,那位农民就将那几件已经朽坏的乐器送给了他。王文君亲眼见到并吹奏过那把唢呐。唢呐的管杆是当地制作唢呐用的最好的木料苏木,管杆上端的铳尖(俗称叫口)处系锃亮的铜质,管杆下端的喇叭原系竹篾编制后再上漆,已经朽损,由谢元臣重新用竹篾仿制。

谢元臣收藏的唢呐等乐器,系一位吹打乐手的陪葬物。由此也可以证实,至迟在明代末年,接龙已经有了吹打乐手,以唢呐主奏的吹打乐也已经产生并正式形成。

二、清中至民国的成熟、兴盛期

明末,四川天灾连年,战乱频仍,人口锐减。接龙也不例外。吹打乐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留存下来的少数民众,仅保留了当地先民创造的“并无腔调”亦无名称的少量乐曲(后人依此地之丫溪河将其起名为“丫溪调”)。

清初,大量移民人川。湖北、江苏、江西、陕西、贵州等地民众到接龙“插占为业”,其中湖北麻城县孝感乡来的为最多。外来民间音乐,通过艺人们的长期实践,大多人乡随俗,并又相互交融影响,得到发展,有格有调,有牌有曲的民间吹打逐渐成形。就是丫溪调也改变了原来的样子,学习它乐之长,克服了自身“并无腔调”之短,而出现了[将军令]、[大开门]、[粉蝶]、[宫堂]等曲牌曲目,从而使接龙民间吹打乐得到了大的发展。

这一时期,接龙吹打乐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昆词”的传人。

昆词,系元末明初产生,于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经魏良甫等人改革而大放异彩的江苏戏曲昆山腔传入重庆后的吹打坐唱相结合的吹打乐种。这种新型乐种于清同治年间(公元1861-1874年)由江苏籍的四川总督吴棠引进人川,后由祖籍江苏、世居巴县石庙乡的徐善堂引人重庆,再由徐之徒孙何丙周传至接龙,成为接龙吹打乐的颇具特色的稀有乐种。

与此同时,接龙地区的以演唱阳戏、庆坛、打延生和各种贺神的祭祀而祈求消灾纳福为主要内容的宗教信仰民俗活动十分兴盛,以这些民俗祭祀活动为载体的教仪调吹打乐亦十分盛行,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

民国17年(公元1928年),政府颁布了新的礼俗制度,将“奏乐”纳人其中。如“丧礼”规定,受吊、祭祀、别灵、出殡、葬仪都必须奏乐。民间吹打乐本来就与婚丧等民俗活动紧密相联,这一制度的出台,恰如炉火添薪,使接龙民间吹打乐成熊熊之势,以致无论怎样的贫家,凡遇这些礼俗活动,也要请吹打乐班演奏乐曲。

这种繁荣兴盛的吹打乐活动,促使一些乐手努力提高技艺,有的则积极出外学他人之长。如石龙乡吹打乐手甘国正就到巴县姜家区太和乡学习下河调。这样,不但使接龙民间吹打乐丰富了曲调曲目,而且也扩大了队伍,吹打乐活动的规模也有了大的发展。一般丧家举行葬礼,都要请十几个或几十个乐班,个别葬礼乐班上百,如1949年小观乡伪乡长徐洪由死后举行葬礼,参加的吹打乐班竟达102个。这就足以说明当时接龙吹打乐已经发展到成熟、兴盛的阶段。

三、建国初至“文革”的新生、转折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民庆土改分田地翻身获解放,演奏民间吹打乐为主要欢庆形式之一。之后,兴办互助组,初级社,人民生活安定,传统和新的民俗兼融发展,民间吹打乐得到新生,演奏活动十分活跃。特别是1958年的“大跃进”,需要大吹大擂,大造声势,接龙民间吹打乐特别派上了用场,上了县、市参加众多的演奏活动,受到好评,使接龙民间吹打乐的影响也得到扩大。

尤其是1958年秋开始的全民土法炼钢运动,接龙横贯南北长达20公里,因地下蕴藏铁矿而得名的大矿山,便成为巴县甚至当时整个江津地区的大炼钢铁主战场。指挥部电话会议一声令下,3天之后,接龙、界石、跳石、鱼洞、木洞、长生、姜家、白市驿等区,组织了20万钢铁大军,按师、团、营、连、排、班的军事化编制,浩浩荡荡地开进接龙山区,分别奔赴建炉、采矿、伐木、运输、烧炭、炼铁等岗位。不到一个月,就建起了大约2000个土高炉。每个师、团,都有吹打乐班。高炉建起了,高奏吹打乐向指挥部报喜;高炉出铁了,更是吹打得热火朝天;其他某项任务完成了,报喜邀功也离不开吹打乐。吹打乐震动了接龙山乡,吹打乐阵势盛况空前。

1959年至1961年,发生了3年自然灾害,再加上1958年开始的极“左”路线瞎指挥,接龙地区经济损失惨重,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衣食不足,何谈礼仪!婚、丧、寿庆活动或简或停,吹打乐失去了载体,很难听到吹打乐声。1962年后,经济开始复苏,衣食问题有所解决,吹打乐班又有了一些活动。由于地理因素,接龙处于“山高皇帝远”位置,再加上大炼钢铁留下的阵痛,极“左”路线的贯彻不如周边地区彻底,农民可以多挖点边边角角,多栽些红苕,生活真比周边一些地方“好”一点。这就为万盛金桥乡的著名吹打乐手向紫钦等人看好,想尽千方百计溜到接龙,以传吹打乐技艺为手段,以饱口福求生存。这样,现接龙第二大调门“青山调”就传人接龙,使接龙吹打乐得到了丰富。

四、“文革”期间的冷落、沉寂期

在长达10余年的“文革”浩劫及其阴影笼罩中,接龙吹打乐受到空前摧残。吹打乐被视为封、资毒草,大量的乐手被游街示众,手抄谱本被焚毁,吹打乐器被没收。直到80年代初,存放在接龙区公所当破铜处理的锣、钹、镲尚有近百件。10余年间,在幅员320平方公里的整个接龙山区,除了每天上、下午能听到指挥社员出工、收工的4次锣声信号外,根本听不到演奏吹打乐曲声。虽然有个别“顽固的”教仪调吹打乐手,在应个别“落后”民众之请举行葬礼习俗活动时,拔下门闩当卦,手拍巴掌当锣,也只能使吹打乐处于“地下”活动态势,吹打乐那种自身特有的铿锵嘹亮之声完全冷落沉寂了!

五、修纂集成的抢救、复苏期

1979年,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发起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整理、编辑出版《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1983年,重庆市成立了器乐曲集成办公室。1985年,市集成办派员去接龙采集民间器乐曲资料,使接龙吹打乐得到抢救、整理和复苏。

此前不久,接龙地区根据国务院21号文件精神,区和乡先后于1984年7月和12月建立了文化站,配备了文化专干,各村建立了文化室。区里决定,将抢救、弘扬吹打乐列人区、乡文化站的重要工作,以参与集成修纂为契机,对各乡、村吹打乐进行普查,摸清各乡、村乐班、乐手和吹打曲目等基本情况,将吹打乐手纳人文化市场管理,加强吹打乐理论研究,搞好整理、编纂工作。

通过上述工作,一是摸清了家底,完成了接龙吹打乐种的分类事宜。根据各乐班演奏乐曲的特点和老乐手的口碑,将全区吹打乐归类为“丫溪调”、“下河调”、“昆词”、“青山调”、“教仪调”、“戏曲调”、“架子锣鼓”和“伴舞锣鼓”8大乐种,被专家、乐手和文化主管部门认可(后经深人研究,将乐手们在仪式戏剧中吹打唱的戏曲调归人教仪调,将架子锣鼓定名将军锣鼓)。二是有11首接龙吹打乐曲收人《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重庆市卷》。三是吹打乐得到了复苏。

2002年10月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巴县志》(1986-1994)对此一时期接龙吹打乐作了总结式的记述:“巴县民间吹打乐历史悠久,遍及各乡镇。每个乡镇至少能组织一二个乐班,皆为农民业余所事,每逢节日、庆典或乡民红白喜事有邀者,则由领头人临时召集组合。尤以接龙地区的吹打乐为突出,有的乡多达20多个乐班,其形式多、曲调多,形成了当地独有的文化特色。1985年后,将唢呐吹奏和唢呐吹打锣鼓加以创新,加进新曲和管弦乐,既丰富了表现形式,又增强了时代感。1988年,全区吹打乐班有500余个,乐手3000余人。又以乐班为主体,组织起文艺宣传队,将民间吹打推上文艺舞台。”

六、实施“民保工程”的弘扬、振兴期

此一时期分为两个时段:20世纪90年代以创建“民间吹打乐之乡”和“巴渝吹打”为标志的初步弘扬、振兴,此时段虽未明确提出实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但其实质是保护、弘扬民间传统文化;新千年以来,主要是2004年以来,以争创国家级品牌为标志的进一步弘扬、振兴,此时段在全国实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推动下,接龙吹打乐发生了质的飞跃。

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筹备,于1991年2月6日,接龙区成立了拥有1000名会员的吹打乐协会。协会以活跃全区吹打乐活动,提高吹打乐艺术水平,繁荣地区文化艺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建设有巴渝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为宗旨,进行吹打乐艺术交流,开展积极、文明的社会服务活动,为山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按照上述宗旨,以协会为中心,主要开展了4项工作:一是提高区乡干部和吹打乐手对吹打乐的认识。协会编印了包括接龙吹打乐历史、现状、乐班、乐器、乐种、乐曲、特点和弘扬措施等内容的小册子3000余册,分发区乡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乐手和部分热心吹打乐的群众。又与此配套印发了“接龙吹打乐基础知识问卷”40题,让干部职工和协会会员解答。二是开展多种赛演活动。一类是自办型赛演,即以区、乡、村等带有行政行为举办的各种表演性质或比赛性质的以吹打乐为主体内容的文艺活动,也有少数自然人以个人行为主办的上述赛事活动。前者一般在元旦、春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或“五四青年节”、国庆节等传统和现代节日里举行,层层选拔,展开竞争,在赛事活动中提高演奏水平;后者如花石乡天台村七孔穴处居住的,勤劳致富的张(贤臣)李(显臣)2家,为展示其收藏旧时匾额等上百件文物,便邀请凉水乡竹林村、花石乡天台村、石滩乡万能村、接龙中学、巴县师范学校5个单位近百人参加的文体比赛活动,有4支吹打乐队参加了比赛,《西部之乐》拍摄组为其摄像,先后在四川省、重庆市和中央电视台播放。另一类是对外型赛演,即应邀参加上级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举办的赛演活动,先后参加了市、县政府组织的春节、国庆等庆祝活动和“6.25”国土宣传活动,阳光旅业集团主办的春节阳光文艺展演,宗申集团主办的宗申杯龙舟赛等约40场(次)。三是改进、创新传统乐器、乐曲。在乐器方面,主要创制了造型美观、定音准确的唢呐,将全区过去定音不准的唢呐全部换代;在乐曲方面,主要采用改编、创作等多种方法,或对传统乐曲进行适当改进,或借用传统乐曲主弦律或精彩乐段改编出新乐曲,或完全创作具有接龙吹打乐格调的新乐曲,或综合创作大型吹打乐节目,《闹春》、《笑声飞遍接龙山》、《送亲》、《黄土魂》等吹打乐节目先后问世,并频频获奖。四是成立接龙镇民间吹打乐艺术团,建立一支比较稳定的吹打乐骨干队伍,以便更好地提高接龙吹打乐演奏水平。

通过这些努力,接龙吹打乐得到初步弘扬、振兴,重庆、四川、中央等数十家报刊发表了约200篇文章予以肯定,12家省级电视台摄制的民间音乐国际文化交流片《西部之乐》、中国台湾摄制的民俗专题片《海棠风情》等,将接龙民间吹打乐展现在中国大陆、台湾和世界民众眼前,使之大放异彩。

正因为接龙吹打乐得到了初步弘扬、振兴,重庆市广大民众才在1991年由市文化局命名接龙区为“民间吹打乐之乡”之后,又于1999年11月投票认定接龙吹打乐为“巴渝吹打”(还包括万盛金桥吹打乐),使之成为与大足石刻、铜梁龙、川江号子、酉阳摆手舞等齐名的巴渝十大民间艺术之一。

新千年伊始,接龙吹打乐乘“巴渝吹打”的劲风扬帆启航,向进一步弘扬、振兴的彼岸行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