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林（四川）
套用“庾信文章老更成”来评价张中行的创作特别是散文创作，实在太恰如其分了。其见解之深邃，运思之从容，文笔之老到，可谓炉火纯青。解读张老的系列人文知识分子散文（以下称系列散文），对于我们认识那批人文知识分子精英的人格精神，不啻是一面方正光洁的镜子，章太炎、胡适、熊十力、周作人、刘半农、朱自清、叶圣陶等文化前驱，因了张老的散文而形神俱活。
人物散文写什么的问题不难回答，无非写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并由此通向人物的精神世界。但人物散文怎么写的问题却值得深究，教科书上的答案也不尽如人意。张老30年代就读于北大，或聆听过文化先驱们的谆谆教诲，或与他们相识相知，甚至成为忘年交（与叶圣陶），应当说张老早就有资格写一写关于他们的文章了，为什么几十年后才为我们捧出系列散文呢？这种情形岂止张老独有，鲁迅先生在三·一八惨案过去一周年后才写出散文名篇《记念刘和珍君》，朱自清许多年以后才去回顾父亲的“背影”，贾平凹成名多年后才写出父爱的散文绝唱《喝酒》，其间需要多少沦肌浃髓的感受和铭心刻骨的追忆。王尧先生的一番话似乎可以作为这种现象的注脚：“外在的人与事在深层意义上只是作者人生体验的一种载体或对应物，表现人生的体验是散文重要的审美意义。只有当一切都心灵化、人格化以后，散文才不沾匠气，而成为人的精神世界的美的存在。”（《乡关何处》，东方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由此可见，真正优秀的人物散文仅仅依靠所谓灵感和才气是无法写出的，人物散文中的人物更不同于新闻人物，仅依靠采访就能获得对人物的基本占有。散文作者与笔下人物的关系非同寻常，凭一鳞半爪似的了解和认识写出的人物多半是有形无神，乃至形神皆无。只有依靠深厚的生活积淀和漫长的“内化”，对人物了然于心，才能外摹人物状貌，内写人物精神。支撑这个“内化”过程的是作家的人格涵养和学识修养。思想浮躁，见识肤浅，不可能全面而真实地把握人物的精神特质，在人物塑造上往往走向两个极端：或流于机械摹写，如同照相似的实录人物；或感情用事而人为地拔高和贬损人物，从而使人物失去真实感和可信度。张老的系列散文对这一分寸的把握可谓恰到好处，他自始至终对人物保持一种不温不火，客观公允的态度，而不是凭一己之喜好和头脑之冷热对人物评头论足。张老对人物的理解和把握是立体的，既能人乎其内，以自己与人物交往的经历来展示人物的精神风貌；更能出乎其外，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去深刻观照人物的昨天。张老笔下的人文知识分子便是一个个鲜活的，大写的人。如：为人正直倔强的章太炎，以忠恕之道待人的马幼渔，言行一致、以诚待人的熊十力，博学儒雅、风流倜傥的胡适，大事糊涂小事认真的周作人，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刘半农，多情宽厚的朱自清，偏执自信的废名，迂阔心傲、悲天悯人的梁漱溟，宽厚躬行、幽默自谦的叶圣陶……这些形象是任何文学史都不曾或无法表现的。
人物散文既要讲述人物的有关事迹，又要说明一些必要的背景材料，还要对人物作价值评判，有时还得抒发某种情感。因此，任何语言表达方式都可能用上。于是，语言美也毫不例外地成为人物散文美质的重要构成元素。对于一个成熟的散文家，他在散文中的语言表述既能准确地传达出他的思想，同时又折射出他的学识与人格涵养。张老的系列散文在语言上的总体风貌是从容儒雅，就像一位年迈的智者在不紧不慢，不惊不诧地讲述一个个悠远的故事，又像和老朋友在林中散步，在灯下漫谈一样。具体而言，张老的系列散文在叙事上的特点是于平和中见婉曲，朴素中见雅致。平和，是指节奏上的不徐不疾，稳健持重。朴素，是指布局上的随意，张老的随意是去掉了一切人工斧凿之后的自然，是散文文体美的本然状态。婉曲与雅致，则是张老学识通达的外化形式，体现出学者的智慧和风范。试读《苦雨斋》的篇首：“北宋初年，有个大官，姓吕名端，字易直，作到平章事，同富郑公，韩魏公相比，他不算有名，可是关于他有个有趣的评语，而且出自太宗皇帝之口，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本写周作人，却先写吕端，貌似节外生枝，实则指向人物的精神内核，周氏的性格在类比中得到了很好的凸现，在阅读上又给人一种旁逸斜出，曲径通幽的审美享受。又如写章太炎性格之“怪”，却先写明朝大画家徐文长：“比如明朝的徐文长，提起青藤山人的画，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爱，可是他自己评论，却是书法第一、诗第二、画第三。”由此说明章太炎的“怪”在于“自知”与“他”的迥然不同。有时，张老还从人名的拆解评析中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最绝妙的是写朱自清：“有些历史人物，如霍去病，看名字应该长寿，却不到三十岁就死了；王安石，看名字，应该稳重，可是常常失之躁急。朱先生名自清，一生自我检束，确是能够始终维持一个‘清’字。”写废名也是如此写法（恕不例举），这种写法于活泼中见雅致，属智者之机巧而非庸人之伎俩。
张老的系列散文几乎没有赤裸裸的评论语言，自己的观点与见解总是在叙述和描写中自然流露。如写章太炎：“老人满头白发，穿长绸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这段文字可谓轻描淡写，人物的风骨却一览无余。又如写胡适：“胡博士1917年来北大，到我上学时期，论资历，已经是老人物了，可是年岁并不很大，不过是‘四十而不惑’，看外貌更年轻，像是三十岁多一些。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头发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这是典型的以形写神的方法，寥寥数语，胡适那才华横溢，年轻潇洒，学贯中西的形象便呼之欲出了。在对待笔下人物的态度上，张老的语言更显得沉着老到，请看《两位美学家》的最末一段文字：
“只好避难就易，只说内外。朱先生和宗先生是美学家，毕生跟美打交道，应该说，知道什么是美，以及美之所以为美，可是看外表，尤其是宗先生，像是离美很远，这是只顾内而忘了外。这样是否可取，又是很难说。只好且不评论，看看实际。据我所知，实际是有不少人，走的是相反的路，只顾外而忘了内。外是什么？多得很，时装，系列化妆品，然后是杂色灯光闪闪之下，诉诸目的跳，诉诸耳的唱；再然后就扩大到身外，只说门内，是组合家具，家用电器，等等。当然，发展科技，有了成果，增加些六根享受也是意中事。但杞人忧天，我只怕在这个领域内，也是内外不能兼顾，甚至互为消长，比如时装太时，系列化妆品太系列，因而看到了芥子就不能想到须弥，有生命树上的花就不能使之变成小诗，那就所得太少，所失太多了。本于这样的杞忧，我是希望，尤其迷恋时装和化妆品的人，无妨于装妆之余，也想想朱自清先生和宗白华先生，如果有所会或有所悟，那就可以减少一点外而增加一点内，也就是可以接近比较实在的美了吧？”
这哪像是在评析人物，分明是在给我们娓娓讲授一堂生动的美学课，其情真，其理实，如和风般摇人心旌，如春雨般沁人心田。
在人物散文中，作家不可避免地要贯注自己的主观情愫，只是因作家个性气质的差异而表现各殊而已。有的激情奔涌如春江潮水，有的含蓄委婉如幽泉出谷，有的粗放，有的细腻。而张老对笔下人物的情感放送非常独到，你看他这样写马幼渔：“……大概耐到1944年的年尾或下年年初，我们有些日子没去，忽然传来消息，马先生得病，很快作古了。人死如灯灭早晚难免这一关，所谓达人知命，也就罢了。遗憾的是，他朝夕盼望胜利之来，七年多过去了，终于没有看到就下世了。他不能瞩目是可想见的，真的胜利了，‘家祭无忘告乃翁’，他还能听见吗？”这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充溢着对马幼渔先生爱国精神的无限崇敬，读罢让人缱绻低徊，怀想不已。又如写叶圣陶：“闲话说了不少，应该总括一下，是与叶老交往近四十年，受到的教益太多了。惭愧的是感激而未能躬行，甚至望道而未之见。勉强可以自慰的也许只是，还知道望，还知道感激；并且写了纪念文章，不是一篇，而是两篇。”这段文字既是对叶老人格精神的高度概括，又是对自己的勉励，貌似漫不经心，其实字字句句无不关涉一个情字。
人物难写，名人更难写，关于名人的文章太多，在有关名人的材料上炒冷饭的情形屡见不鲜。张老在系列散文中几乎没有运用一则既往材料，而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选取那些貌似寻常，却最能体现人物精神品格的材料，并用自己深刻的见解深邃的思想统摄起来，真正达到了“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的审美效果。比如写叶圣陶知行合一，严于律己的精神，张老只写了两件小事：一写叶老非常拥护推广普通话，尽管自己难改吴侬软语，但跟人交往还是努力尝试用普通话。二写叶老常将文章交与自己修改（主要是文字方面的修改，张老是北方人，语言更符合语法规范），将所得稿酬分与自己（尽管张老坚决推辞，还是拗不过叶老的认真与诚恳）。又如写周作人行事的一丝不苟：“书籍总是整整齐齐的，给人写信，八行信笺用毛笔写，总是最后一行署名，恰好写满。结束，用纸包书付邮，一定棱棱角角，整整齐齐。甚至给友人选个图章，他也要糊个方方正正的纸盒，把图章装在里边。”写的是琐屑小事，而人物的精神风貌却跃然纸上。再如写熊十力待人之严，先讲熊十力对弟子之严是“很少称许，稍有不合意就训斥”，然后用第一人称讲述：“一次，是热天的过午，他到我家来了，妻恭敬地伺候，他忽然看见窗外遮着苇帘，严厉地对妻说：‘看你还聪明，原来糊涂。’这突如其来的训斥使妻一愣，听下去，原来是阳光对人有益云云。”这类琐碎细小的材料在张老的笔下总是那般生动传神，让人过目难忘，既仰仗张老纯熟的文字驱遣工夫，更仰仗张老对笔下人物的深刻理解和整体观照。许多作者一写人物散文，立刻想到的便是大材料和所谓典型材料。其实，这正是人物散文写作的误区。材料无大小之别，关键看所用材料是否能充分展示人物的个性特征与思想风貌。我们从张老系列散文的取材特点上也许能得到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