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初，内务部领导人莫尔恰诺夫召集40位“机关”工作人员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他宣布：发现了一个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反对派首领为头目的阴谋集团。阴谋集团的目标是杀害斯大林和所有的政治局委员，最后夺取国家政权。该阴谋组织的秘密活动已连续几年了，它领导的恐怖小组几乎遍布全国所有的大城市。莫尔恰诺夫扼要介绍了阴谋集团的活动特点之后，向与会者传达了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的命令：除各局正副局长外，其余的与会者都要暂时放下各自手中的工作，听从内务部秘密政工局的统一分配，参加侦讯工作。他告诫大家，斯大林将亲自抓这项工作，中央书记叶若夫当斯大林的助手，协助具体督促调查工作的进行。这项任务的责任极其重大，要求参加侦讯的全体同志在工作过程中始终不忘记自己既是一个契卡（前内务部名称）工作人员，又是一名党员。
莫尔恰诺夫明确指出，斯大林和政治局已经确认，指控这个阴谋集团头目们的所有罪行都是铁证如山。侦讯工作者的全部任务只在于取得被告人彻底坦白的口供。
莫尔恰诺夫把参加会议的人分为若干个侦讯小组，向他们交代了一些技术性细节和协调整个工作的程序。最后他还煞有介事地宣读了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的密令：警告侦讯机关不得对被告人施用任何非法的刑讯手段，如威胁、许诺或恫吓。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都很纳闷：这样大的阴谋组织居然在没有他们这些专职人员的直接参与下就被揭露出来了，是真的吗？内务部的全部活动和整个监视反对派分子一切行动的秘密情报网，一直都在他们亲自掌管之下。他们居然放过了这么大一个阴谋组织，却未受到任何批评和指责。这又怎么解释呢？？？
按照内务部的计划，应该先把流放的和关在各地监狱里的近300名反对派成员弄到莫斯科来进行“加工”培训。这样算下来，将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囚犯会承认自己参与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阴谋。然后，再从这50——60个人中选出几个来交给审判的组织者，让审判组织者利用这些人的口供将审判矛头直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迫使这两个大人物承认自己在领导阴谋集团反对斯大林和苏联政府。
为了尽快实现这个计划，内务部决定把手下几个人送进监狱去冒充被告人。这几个人将在预审中和法庭上承认自己是阴谋的参与者，并指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他们的头目。侦讯领导人的手中早已有一个“人才储备库”，其中有瓦连京·奥利别尔格（内务部秘密特务）、伊萨克·赖因霍尔德（苏维埃高级官员，与加米涅夫有过私交）、里哈德·皮克尔（曾当过季诺维也夫的秘书处负责人）。这三人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侦讯准备工作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1936年初，当第一次审判的准备工作开始时，莫尔恰诺夫就让奥利别尔格充当内应，让他在扮演被告角色时，做出假口供，以陷害列夫·托洛茨基和那些被捕的老布尔什维克们。
要奥利别尔格充当这个角色，比较顺利。给他讲的道理很简单：他曾在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中表现突出，因而信任他，所以才给他机会来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同时，让奥利别尔格放心，无论法庭给他判什么罪，都不会要他去服刑，而是要派他到远东地区去担任一个重要职务。
在内务部认为有用的全部“审讯笔录”上奥利别尔格签了名。他甚至签字承认他是由谢多夫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派遣来苏联组织谋杀斯大林的恐怖活动的；他在高尔基市当教师时就与其他托派分子建立有联系，他们共同制订了谋杀斯大林的计划。奥利别尔格凭空捏造说，原计划派一个由托派分子组成的学生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五一”游行，趁斯大林站在列宁墓上的时候，杀死斯大林。奥利别尔格还供认自己是法西斯德国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间谍，连托洛茨基也知道这件事。
伊萨克·赖因霍尔德是内务部手中的另一件颇有威力的武器。他33岁，身材魁伟，衣着考究。赖因霍尔德凭借着与财政人民委员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的亲戚关系，再加上他自己那投机钻营的能力，在政界里青云直上。29岁时，他就成了苏联经济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与法国政府的谈判。在索科利尼科夫的别墅里，赖因霍尔德结识了许多老的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加米涅夫。赖因霍尔德起初倾向于反对派，但很快就离开了，置身于党内斗争之外，他把全部精力用去搞行政工作。被捕前，他已是棉纺工业管理总局局长。
赖因霍尔德被选中的原因很简单：他与加米涅夫和索科利尼科夫有私交，正好可以被利用作证人来加害这两人；赖因霍尔德还曾支持过反对派，这又恰好是可以利用的把柄。
赖因霍尔德被逮捕后，侦讯人员向他宣布：内务部掌握着加米涅夫拉拢他加入恐怖组织的材料，所以希望他同内务部配合，证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阴谋反对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头目。莫尔恰诺夫要赖因霍尔德相信，只要他揭发这些人，就可以保住他的生命。然而，赖因霍尔德却坚决否认参加过任何阴谋活动，并极力证明，在1929年以前他还不认识加米涅夫。
莫尔恰诺夫对赖因霍尔德无计可施，就把他交给了内务部行动局切尔托克负责的审讯小组。切尔托克是个出了名的无赖和迫害狂。他和他小组的人对赖因霍尔德实行车轮战术。有时，一连两天两夜不休息不吃饭不睡觉连轴转地审讯。有时，他们又利用他对家庭的感情，故意当着他的面，签署要逮捕他全家人的拘票。可是，这些手段都未能见效。于是莫尔恰诺夫按叶若夫的旨意，设了一个圈套：他们让赖因霍尔德安宁了几天，然后在一天夜里，突然把他从床上喊起来送到审讯员面前。他看到一份判决书，称伊萨克·赖因霍尔德因参加托季阴谋集团的活动被判处死刑，其家人全部流放西伯利亚。这当然是假判决书。就在这时，莫尔恰诺夫以赖因霍尔德的老熟人老朋友的身份，出面劝他向党中央书记叶若夫写一份请求宽恕的申请书。他说，这样叶若夫就会下令推迟死刑执行日期，并将案子复审一次。面临死亡的赖因霍尔德听从劝告，马上写了一份申请。
第二天夜里，莫尔恰诺夫将赖因霍尔德叫去，说叶若夫已看过他的申请，并同意下令撤销特别委员会的判决，但赖因霍尔德必须答应密切配合“揭露托季匪帮的罪行”的侦讯工作。赖因霍尔德面临的选择是：为了活命，他就必须违心地招供。莫尔恰诺夫深信，受到死亡威胁的赖因霍尔德肯定会屈服。可是，赖因霍尔德的表现超出了莫尔恰诺夫的想象。他表示同意在任何供认上签字，不管那些供认是污蔑自己或是诽谤别人的，但必须由党中央书记叶若夫亲自向他宣布，党认为他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是党的利益需要他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下签字。莫尔恰诺夫警告他说，提出任何要求的企图都可能被看做是拒绝接受叶若夫的条件，这样做不会有好下场。可是，赖因霍尔德坚持己见，不肯让步。
第二天，由莫尔恰诺夫将赖因霍尔德的情况向亚果达作了汇报。莫尔恰诺夫急于弄到一些有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罪证的证明，所以倾向于接受赖因霍尔德提出的条件。但亚果达却坚决禁止莫尔恰诺夫与赖因霍尔德“做交易”，他深信如果再让赖因霍尔德在死亡线上挣扎一段时间，无须让步，他也会缴械投降。
时间拖得太久了，上面迫不及待地等着侦讯结果，可审讯员手上只有一份可作为证据用来指控托派被告人的供诉，而且在上面签字的只是内务部充当奸细的奥利别尔格。况且，这份供诉中没有任何可以危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声誉的材料。因此，他们决定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使侦讯工作摆脱困境。
叶若夫决定亲自抓一抓此事。他对内务部只知道“走正门”感到不满。叶若夫以中央名义亲自向赖因霍尔德宣布，他赖因霍尔德只要帮助内务部揭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能证明自己的无罪和对党的忠诚。这次谈话之后，赖因霍尔德果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变。他原来一直同审讯员切尔托克对着干，现在却一反常态积极热情地帮助他。审讯机关要求他在什么供诉上面签字，他就在什么上面签字，甚至还帮助侦讯人员修改自己的假供诉。
审判组织者的手中还有另一件武器，那就是里哈德·皮克尔。侦讯工作之所以需要这个人，仅仅因为他担任过季诺维也夫的秘书处负责人。叶若夫和亚果达认为，皮克尔的身份肯定会使诬陷季诺维也夫的供诉具有说服力。
皮克尔曾参加国内战争，是第16军政治处主任。他也加入过反对派，但时间很短。被捕前，他是莫斯科室内剧团的经理兼党委书记。皮克尔爱好戏剧，非常满意自己的工作。他远离政治活动，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来搞文艺创作，也常常同一些女演员搞些风流韵事。他还是个扑克迷，他的牌友主要是内务部的一些身居要职的干部。这个圈子里的人及他们的家属都很喜欢他。节假日里，皮克尔经常在他们的郊外别墅里进进出出，并随时可享用他们的专用汽车和其他生活福利。1931年整个夏天，他就是在莫斯科州内务分局局长的别墅里度过的。
皮克尔的朋友们得知叶若夫和亚果达决定要把他作为被告送上审判台时，都为他感到难过。他们极力为他求情，但毫无用处。不过，当亚果达告诉他们皮克尔不会去集中营服刑之后，他们也就心安理得了。
皮克尔突然被捕后吓得魂不附体。尽管他生性脆弱，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不肯屈服。亚果达决定利用那些同皮克尔友好的人，如盖伊、沙宁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几位内务部的处长们。从那以后，审讯在皮克尔看来就像是在朋友们的家里作客一样。再也听不到“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参加反对派有多长时间？”之类生硬的问题了。他完全可以随随便便地叫他们，如果再往桌上放一副扑克，那一切就跟从前没有什么两样了。
他们坦率地告诉皮克尔，他们无力救他出狱，因为这是“上面的要求”，但如果他能够揭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阴谋”，他们就敢为他担保：无论法庭判他什么刑，都不会送他去集中营，而保他到伏尔加河边一个大工地去当主任。皮克尔终于顺从了。他只请求让他见见亚果达，以证实这一许诺。亚果达同意与皮克尔见面，并十分慷慨地保证将兑现许诺。
皮克尔被送到米罗诺夫手下，后者为他拟了一篇供诉，要他签字。在米罗诺夫的办公室里，皮克尔还同以前的老朋友赖因霍尔德见了面。他们都在后来的审判闹剧中担任了一定的角色。
瓦连京·奥利别尔格、伊萨克·赖因霍尔德、里哈德·皮克尔三个人的假供诉，为内务部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巴卡耶夫等人的起诉提供了必要的材料。审判组织者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利用这些假供诉来讹诈反对派的首领，让他们写出有关参加过反政府阴谋的“认罪书”。
仅有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的证词还是远远不够充分的。为了达到既除掉反对派领袖，又镇压反对派一般成员的目的，斯大林要求在审判大厅内让人民看到，反对派的活动范围遍布全国，无所不在。
几乎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反对派成员从外地的监狱和集中营被押解到莫斯科。按照上面的意图，这些人应由内务部侦讯人员事先“加工”培训成恐怖小组的成员，让他们在审判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但侦讯人员在“加工”培训这批恐怖小组的普通成员的过程中挖空了心思也没取得期望得到的结果。这批犯人坚决否认他们参加过恐怖活动，因为他们这些年来一直被关在监狱、集中营里或是被流放在偏远地区，不可能有作案的机会。
莫尔恰诺夫在一次例行会议上对其下属缺乏强有力的手段使“被告屈服”感到不满。大家提出，该如何执行亚果达那条禁止使用威胁和许诺的密令呢？莫尔恰诺夫疑惑不解地反问在座的：你们都是有着多年“机关”实际工作丰富经验的人，怎么能如此机械死板地理解人民委员的命令？！接着，他故弄玄虚地说：“应该善于判断什么与他有关，什么与他无关，什么是他必须执行的，什么是出自于最上层人物的理想而一时不能执行的。”
“那该怎么判断呢？”有侦讯员问：“命令是人民委员亲笔签发的，而且是专门发给我们的！”
“您马上就会明白该怎么判断！”莫尔恰诺夫打断了他的话。“我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命令您：去找您的受审人，把他们好好收拾一顿！把他们踢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直到他们坦白交代为止！”
那次例行会议以后，侦讯人员们就心领神会地开始“补上这一课”。一开始并未立即见成效。整整两个星期过去了，他们好不容易才从一个被告的口中挤出一份“坦白”。心急如焚的莫尔恰诺夫同亚果达商量，再一次召开侦讯人员开会，并请中央书记叶若夫亲自出席。
叶若夫在会上首先强调，将要举行的审判对全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他号召侦讯人员对党的敌人应该更强硬，更无情。叶若夫的发言不乏慷慨激昂的口号，如“布尔什维克面前没有攻不破的堡垒！”等，但是给这些有着多年侦讯实际工作丰富经验的人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发言中那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暗示：“如果你们中间有谁感到疑虑和不安，如果有人由于某种原因感到自己无力战胜托季匪帮，那就请他说出来，我们可以不安排他再搞侦讯工作。”所有与会者都明白这么做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此后的审讯很快就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尤日内是内务部特别行政局的一个处长，他能一次让5个被告作出坦白，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可是，有5个来自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后改名为伏尔加格勒）的马列主义教员，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反对派。这5人被捕，只是因为在他们学校里发现有非法的托洛茨基小组在活动。尤日内得知头头们是如何对付赖因霍尔德等人以后，马上就对可怜的教师们采取了同样的简单易行的手段。
莫尔恰诺夫得知此事后，立即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严厉批评尤日内及其助手们的做法。他们不允许在审讯中用“为党的利益”这种说法劝说被告去揭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必须强迫他们认识到自己罪大恶极，并愿意悔改。
在酷刑折磨下，一个叫哥尔茨曼的被告“招认”自己在1932年11月因公出差到德国柏林时，曾秘密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在一家名为布利斯托里的饭店里，“当面”接受托洛茨基的指示：“必须除掉斯大林，必须挑选合适的人去完成任务。”苏联政府公布这一罪证后，丹麦政府的官方报纸《社会民主报》却说：“布利斯托里饭店已于1917年因大楼拆除而关闭了。”接着，全世界各大新闻社都转载了这一消息。苏联当局再也没有提起此事。
那段时间里，亚果达一直密切注视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情况，同时又不放松对叶若夫的警惕，叶若夫的插手使亚果达不快。他不能容忍胜利果实让叶若夫抢去。他亚果达应当是斯大林眼中永远不可取代的人物。他必须抢先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投降，保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审判顺利开场。亚果达把自己的整个前程都押在这张牌上了。他知道，政治局委员们既恨他又怕他。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斯大林曾在1931年把中央委员阿库洛夫送进“机关”，目的就是让此人以后取代亚果达成为国家政治保安机关的头头。而亚果达很快就巧妙而成功地毁掉了阿库洛夫的威信，并在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后，把他赶出了机关。眼下这个叶若夫则是斯大林的宠臣，对他亚果达构成了真正的巨大威胁。
亚果达给助手下令，要求他们一旦发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丝毫动摇的迹象，就立即向他汇报。1936年7月的一天，季诺维也夫同叶若夫和莫尔恰诺夫进行了一次通宵达旦的谈话。当季诺维也夫回到囚室后，突然又请监狱长让他再去见莫尔恰诺夫。季诺维也夫要求允许他同加米涅夫单独面谈一次。这是他第一次向侦讯人员提出这种请求。莫尔恰诺夫估计季诺维也夫已打算投降，只是想先同加米涅夫商量一下。
亚果达得知后，马上下令把季诺维也夫带到他的办公室。他答应季诺维也夫提出的与加米涅夫见面的请求。亚果达这次用的是尊称：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而不是像对犯人用的“季诺维也夫公民”。他直截了当说出了自己的希望：季加两位在认识了自己的处境后，能得出惟一合理的结论：不能不屈服于政治局的意志。亚果达已吩咐下属在季加两个即将会面的房间里安上录音机。
在单独面谈时，季诺维也夫告诉加米涅夫，他认为应当提出一个条件：必须让斯大林亲自证实叶若夫许下的诺言。加米涅夫同意他的看法，还进一步提出：斯大林必须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证实自己的诺言。
不久，亚果达和两名内务部人员“陪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来到斯大林办公室。除斯大林外，在场的只有伏罗希洛夫是政治局委员。坐在斯大林左边的是叶若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走进来站在办公室的中间。
“喂，你们要说什么？”斯大林问。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交换了一下眼色。“我们听说，我们的案子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加米涅夫说。
“坐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政治局的专案委员会，有权听取你们的全部意见。”斯大林回答道。加米涅夫耸耸肩，疑惑不解地望了季诺维也夫一眼。
季诺维也夫从许诺的事谈起，说近几年来他和加米涅夫听到不少许诺，可一个也没能兑现。他问，他们怎么能再相信新的许诺呢。基洛夫被害死后，就强迫他们承认对凶杀案承担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亚果达当时就曾向他们转达过，斯大林亲口允诺那是他们最后一次作出牺牲。可是现在又要准备最卑鄙的公开审判来迫害他们。这个公开审判不仅要给他们抹黑，而且还会玷污全党。
季诺维也夫想让斯大林明白，公开审判必定会使苏联蒙受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想想吧，”季诺维也夫声泪俱下“您想把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和列宁的私人朋友诬陷为背叛原则的匪徒，而把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一无产阶级政党弄成专搞阴谋、背叛和暗杀的毒蛇窝，您？？假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活着，假如他看到这一切！？？”季诺维也夫呐喊了几声，便嚎啕大哭起来。
斯大林等他稍微平静了一些之后说道：“现在哭也晚了。你们以前起来反对党中央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党中央多次警告你们，说你们搞这种派别斗争到头来只有落得哭鼻子的下场。现在我们又对你们说：要服从党的意志，你们以及被你们拖下水的人才能保住性命，可你们又不想听。这样发展下去，事情的结局将使你们哭得更伤心，使你们落到惨得不能再惨的下场。到那时你们就只能感谢你们自己了。”
“那您的保证呢？您不是保证不枪毙我们吗？”加米涅夫天真地问道。
“保证？”斯大林反问道。“说真的，这还能怎么保证？简直太可笑了，您是想要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宣告解散。）出具一份正式担保协议？”斯大林嘲讽地笑了起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显然忘记了他们这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局里，而不是在市场上就偷来的马讨价还价。如果他们对政治局的担保还嫌不够，同志们，那我就不知道继续同他们谈话还有没有意义了。”
斯大林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起步来。他说：“曾有一段时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以思维明晰而闻名于世，并能辩证地分析问题。可现在，他们分析问题时就像市民一样，是的，同志们，就像一批最落后无知的小市民。他们庸人自扰，以为我们组织审判是专门为了枪毙他们。这太愚蠢了！仿佛我们非得经过审判就不能把他们统统枪毙似的。如果我们认为非枪毙他们不可，审判又有多大意义呢。他们忘记了三件东西：
第一，法庭审判不是针对他们的，而是针对我们党的死敌托洛茨基的；
第二，既然他们反党最猖狂的时候我们没枪毙他们，那么，在他们肯帮助中央与托洛茨基作斗争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枪毙他们呢？
第三，这两位同志忘记了，我们布尔什维克都是列宁的学生和继承者，我们不想让老党员流血，不管他们对党有多大的罪过。”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彼此意味深长地交换了目光。然后，加米涅夫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声明：如果不枪毙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不迫害他们的亲人，并且今后也不再因为这些人曾加入过反对派而判他们死刑，那他们两人就将出庭。
“这是不言而喻的。”斯大林回答道，声音里带着一种威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很快就被转送到又宽敞又凉爽的囚室。让他们洗了淋浴，又发给他们一套干净衣服，他们还可以自由读书。专为季诺维也夫派的医生，开始认认真真给他治病。亚果达吩咐给他们两人开营养伙食。总之，要尽全力使他们不要在法庭上显出病恹恹的样子。监狱卫队也得到指示，对他们二人要礼貌、殷勤，原来令人可怕的牢房好像一下子变成了季加两位的舒适疗养所。
自从他们去过克里姆林宫之后，叶若夫就开始要他们亲手起草几份给其追随者的密令，并把日期倒填上去，因为检察长在开庭时需要有证明阴谋的确存在的物证。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决拒绝提供这些为叶若夫及其手下的伪造专家所急需的假证，他们声明，他们仅限于履行在克里姆林宫内承诺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