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日，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潜入斯莫尔尼宫，用左轮手枪一枪击毙了列宁格勒（即彼得堡）党组织头号人物、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凶手被当场抓获。
在两周多一点的时间里，苏联政府先后公布了有关基洛夫被杀的两种完全矛盾的说法：起先指控从国外潜入的白卫分子，后又指控原反对派首领。
政府的第一个公报断言，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是从芬兰、立陶宛和波兰窜入苏联的恐怖分子。几天后，苏联报刊又报道，内务部已经逮捕并处决了104名白卫恐怖分子。
然而，在凶杀案发生后的第16天，比利时报刊则将谋杀基洛夫的罪责推到党内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头上。某些外国报纸传言，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已被秘密处死。为了辟谣，苏联当局于12月22日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鉴于证据不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案将不交法庭审理，而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受理。
这种做法的依据是什么呢？
在基洛夫遇害的当天晚上，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亚果达、日丹诺夫等专程从莫斯科赶到列宁格勒，斯大林亲自对凶手进行了审讯。同时根据斯大林的提议，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名义通过了《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决议》，其中写道：“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侦察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⑴有关这些案件的侦察工作不能超过10天。⑵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⑶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⑷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修改意味着它可以越过政府、越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它还剥夺了被告的申诉权利，也为非法大搞逼供信，制造冤假错案打开了绿灯。
12月28日，正式公布起诉书，称尼古拉耶夫与其他13人是谋杀的参与者。次日，各报报道说，这14人已在内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而且死刑已经执行。起诉书和判决书都没有提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参与暗杀基洛夫的事。
对尼古拉耶夫的秘密审判及政府前后两个完全不同的公报，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疑团。
了解一下这之前所发生的一些事，也许对解疑会有帮助。
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是在1934年初召开的。大会前的准备工作十分周密，连代表们欢迎领袖人物的鼓掌也有严格的安排。每个政治局委员上主席台时，鼓掌时间规定为2分钟，欢迎斯大林的掌声则长达10分钟。然而，当基洛夫出现在大会主席团时，全场顿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列宁格勒代表团欢迎他的热情，带动了整个会场，基洛夫所赢得的掌声之久，是其他政治局委员连想都没有想到的。
1934年春夏之交，基洛夫开始与其他政治局委员发生冲突。他在政治局里属温和派。他主张对闹饥荒的农村实行温和的政策。基洛夫还建议不要强制文学艺术家们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意志，要创造一种信任知识分子的气氛。基洛夫同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也有意见分歧。不过，基洛夫也歌颂过斯大林。他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说：“我们的党从来没有这样团结一致，从来没有这样坚定地团结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和自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周围。”
基洛夫的性格直率。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批评曾经庇护过他的奥尔忠尼启则，说他乱发一些有关列宁格勒州工业建设的前后矛盾的指示。政治局候补委员米高扬也因扰乱列宁格勒的食品供应而受到基洛夫的指责。有一次，基洛夫直接动用了列宁格勒军区贮存库的部分食品。当时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对基洛夫这一行为非常不满，认为他越权干涉了军队的事务。基洛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解释说，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配给工人的食品储备已全部用光。况且，他是向军区暂时借用，一定会归还的。然而，有斯大林支持的伏罗希洛夫不满意这种解释，甚至说，基洛夫拿军队的食品给工厂，是为了“在工人中赚得廉价的声誉”。这一下激起了基洛夫的火暴脾气：“如果政治局想要工人提供产品，那首先就要让工人填饱肚子！”接着又说：“任何一个庄稼汉都知道，不给马吃草，马儿就跑不了！”这时，米高扬起来反驳说，据他掌握的材料，列宁格勒工人们得到的供给已超过国内中等水平。基洛夫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列举了列宁格勒工人不断创造的工业产品的增长数字，然后指出，以这些成绩来换取工人的那一点补充食品是完全应该的。
“可是为什么列宁格勒的工人就应该比其他地区的工人吃得好些呢？”斯大林这时插话。基洛夫一时按捺不住地说：“我认为，早就该取消配给制了，应该让我们的工人吃得像样儿些！”基洛夫的火爆脾气冒犯了斯大林的尊严。自从斯大林独揽大权之后，就已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没有斯大林的允许，谁也无权提出问题让政治局讨论。基洛夫显然破坏了这条规矩。
1934年夏，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召集列宁格勒执委会主席和几位工业领导人去莫斯科开会。这些人在重工业人民委员的接待室里等了整整两天，见不到奥尔忠尼启则，会议一再推迟。第三天，列宁格勒执委会主席跟基洛夫通了电话，向他汇报了他们在莫斯科遇到的情况。基洛夫果断地说：“如果奥尔忠尼启则今天还不接见你，那你就坐火车回家！”列宁格勒执委会主席照这样做了。
奥尔忠尼启则在政治局会议上通报了这个情况。基洛夫的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唆使列宁格勒的干部养成游击习气和不服从中央”。基洛夫极力对此进行解释，但无人听他的。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基洛夫宣布说：“我今后仍将照此办理。我在列宁格勒工作，就需要我的人在我的身边。他们没有必要在奥尔忠尼启则的接待室里坐冷板凳！”
就这样，基洛夫与政治局的关系十分紧张。他开始尽量少往莫斯科跑。但是令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最感到不安和恼恨的是，基洛夫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不断提高。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政治局委员中，没有一个是密切联系群众并受群众欢迎的人，而基洛夫却恰恰相反，他懂得如何接近群众，他的精彩演讲深受群众的欢迎。政治局委员中敢于到工厂去向工人发表演说的，只有他一人。他曾经是个工人，所以很了解工人群众，也很善于倾听工人们的呼声，并且总是想方设法帮助群众。许多在其他城市工作的党员和工业战线上的高级干部，都想调到列宁格勒基洛夫身边去工作，他们听说，基洛夫鼓励部下提倡议、搞创新，并重视提拔有能力的人。他在列宁格勒的威信是很高的。
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基洛夫的名声越来越大。基洛夫的桀骜不驯和在群众中日益增高的威望，是斯大林所不能容忍的。他决定将基洛夫调离列宁格勒，调令上说，在莫斯科的中央组织部里有一个重要领导职务正等着他上任。
但基洛夫却不急于去莫斯科，他拖了一个月又一个月，理由是他要把列宁格勒的一系列重要事务处理完毕。不仅如此，他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当然，基洛夫每次到莫斯科，斯大林都可以找借口留下他，不让他再回列宁格勒。但这样做势必引起公开冲突。难道不可以逮捕他吗？不行。在1934年，还不能随心所欲地对一个政治局委员采取类似的行动。开除一个政治局委员，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为达到这一目的，先要列出基洛夫的罪名，并在全党开展一场批判他的运动。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种办法是不可取的。在粉碎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之后，斯大林已经多次发表文章和口头声明，说什么异端已被清洗干净，党已十分巩固，党“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而一旦开展反基洛夫的运动，斯大林自己势必会陷入尴尬境地。而且政治局的意见也不一致。
就是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1934年12月1日晚，正在斯莫尔尼宫主持召开州委员会的基洛夫被人叫出去接一个电话。就在他离开座位准备出去接电话，刚打开门的一瞬间，枪声响了。与会者纷纷冲向门口，可怎么也推不开门：被击毙躺在地上的基洛夫抵住了门。地上还躺着一个人，他就是失去知觉的凶手尼古拉耶夫。他的身旁是他的手枪和公文包。除死者和凶手外，走廊上没有别的人。就连基洛夫的贴身警卫也不见了。州委成员们感到非常吃惊。过了一会儿，内务部的工作人员才赶来逮捕尼古拉耶夫。
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立刻就知道了基洛夫被杀的情况。亚果达打电话给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梅德韦季说，他将陪同斯大林来列宁格勒。
斯大林亲自审问了凶手尼古拉耶夫，并命令内务部组织秘密审判，将尼古拉耶夫悄悄处死。与此同时，基洛夫的警卫鲍里索夫也消失得毫无踪影。
关于基洛夫被杀的事，总得有个说法。于是有了把杀人凶手尼古拉耶夫说成是白俄反革命分子爪牙的公报。
斯大林用专车将基洛夫的遗体运到莫斯科，盛放尸体的棺木按历来规矩安放在苏维埃之家的大厅中央。斯大林为基洛夫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1934年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原反对派10多名成员被捕。季诺维也夫等人在审讯中坚决否认同基洛夫的暗杀事件有牵连，还严厉谴责了恐怖行动。在法庭上，他们被迫承认过去对斯大林的批评，可能在客观上助长恐怖主义倾向。按这样的逻辑推理，他们对尼古拉耶夫的罪行起码负有间接的责任。因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及其他被告被判处10年、5年或其他不同期限的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