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墓碑很奇特。半块黑色大理石和半块白色大理石镶成一个对比鲜明的框架矗立在两块灰色大理石之上，正中的上方是赫鲁晓夫的头像。
这位名噪一时的大国领袖究竟属于黑色的还是白色的，无人能说明白。在他生前，人们就为他行事的是非议论纷纷，而死后就更为他的功过争吵得难解难分。多少年过去了，赫鲁晓夫依然处于是非不清、功过难明的黑白包围之中。
这黑白两色的墓碑是他一生最恰当的写照。然而，这墓碑却是和他就艺术问题的黑白进行过激烈争论的苏联著名雕塑家涅伊兹韦斯内雕塑的。那是1971年9月13日，赫鲁晓夫的葬礼结束后，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在米高扬的儿子陪同下去拜访这位雕塑家，请他为赫鲁晓夫雕塑墓碑。涅伊兹韦斯内回答说：若是要我雕塑，“我就要按我认为合适的去做”。谢尔盖同意了。涅伊兹韦斯内问：“为什么你们认为我会接受这项工作？”谢尔盖不假思索地说：“这是家父的遗愿。”
赫鲁晓夫生前在台上时，他所最信任的政治家把他拉下了马，下台后，那些人避瘟疫一样回避他。然而，赫鲁晓夫执政时最讨厌的文人竟然在他下台后成为他的常客。甚至1962年在列宁山（即麻雀山）上的宾馆宴会上被赫鲁晓夫侮辱至极的著名雕塑家涅伊兹韦斯内还前往农村别墅去看望赫鲁晓夫。此举当然令赫鲁晓夫非常感动。涅伊兹韦斯内在接受委托之后说：“死者当众侮辱我，使我在几年之内心情郁闷。但我还是决定为他立碑，因为他值得我这么做。”
在曾任《真理报》总编辑的谢皮洛夫眼里，赫鲁晓夫是个不读书、不看报、不能起草文件的不学无术之辈。赫鲁晓夫执政期间的全部讲话稿都是靠他身边的秀才们起草的。而当别人起草的文字一经他的口说出来，那里面的一切知识、智慧、判断和预见就都变成他赫鲁晓夫的了。他的权力越大，他也就认为自己的学问越来越大。几乎人间没有什么东西他赫鲁晓夫不知道。按照他的逻辑，权力就等于知识。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有一个显著特点：他敢于和一切知识分子对话，敢于在一切知识领域中发表意见。1962年是赫鲁晓夫的权力的鼎盛时期，所以这时期他会见各种艺术门类的知识分子最频繁，最敢于对自己本一窍不通的诗歌和小说、绘画和雕塑大加评论和褒贬。
1962年12月1日，赫鲁晓夫去马涅什展览馆观看绘画和雕塑作品展。半个月后，他在列宁山上和著名艺术家和作家会过一次面。当时，他和抽象派雕塑家涅伊兹韦斯内的争吵、和诗人叶甫图申科的对话就是这种典型的会见。著名画家鲍利斯·朱托夫斯基当年参加了这些会见，并作了详细的记录。据他的记录，赫鲁晓夫在参观展览时，把涅伊兹韦斯内的作品说得一钱不值，认为“一头毛驴用尾巴也能涂得比这好”。涅伊兹韦斯内当然接受不了这样的评价，马上直言相问：“您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评论家，您有什么根据说这样的话？”他的话大大触犯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当即反驳说：“我当矿工那会儿是不懂。我当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可我现在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了，难道我还不懂吗？”
赫鲁晓夫的话是鲁莽的，但却具有极大的威胁力量。涅伊兹韦斯内面对此情此景哑口无言，其他在场的画家们谁也不敢吭声。
赫鲁晓夫确实是鲁莽的。他执政后的一切行动都具有这种鲁莽性质。他想在这种鲁莽中表现他个人的睿智和正确，他从没有想到自己的言行会有失误。他把鲁莽看成是果敢，把轻率看成是决断。其实，这不止是赫鲁晓夫个人的鲁莽和荒唐。这里还有着无法回避的历史继承。在苏联的历史发展中有个现在的人看起来很不正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就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权力加权威，这就是万能和万知。领袖的一句话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最高执政者的一个字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
赫鲁晓夫执政之后，对玉米情有独钟。他整天叫嚷要种玉米。在苏联各地，到处都要种包谷。赫鲁晓夫成了种植玉米的专家权威。那些追随他、吹捧他，整天也跟着叫喊种玉米的人转瞬间就成了专家、教授、科学院院士。而那些对此举持怀疑态度，甚至反对到处种玉米的真正的专家、教授、院士立刻被斥责为无知，说他们搞假科学、伪科学，甚至被剥夺了专家、教授、院士的称号。
一时间，赫鲁晓夫成了惟一的农业权威。最后呢？玉米并没有能拯救苏联和赫鲁晓夫；虚假的、吹捧起来的知识和知识分子也没有能拯救苏联和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还着了迷似地号召开垦荒地。他到处讲垦荒，似乎只有垦荒才能保证充足的粮食，才能有牛肉吃有牛奶喝，才能有发达的农业。赫鲁晓夫又成了开垦荒地的专家权威。他说让荒地长多少粮食，荒地就得长多少粮食。赫鲁晓夫用权力和权威支撑起一个虚假的“知识和科学体系”。结果怎样呢？荒地只给了赫鲁晓夫一年的粮食。从第二年开始，被毁掉的草地和植被、被怠慢了的大自然就给了赫鲁晓夫以毁灭性的打击。
赫鲁晓夫是被他忠实的战友和学生密谋撵下台的。那时，他正在黑海边的皮聪大别墅逍遥自在、踌躇满志地休息。直到他执掌苏联最高权力的最后一瞬间，他也没有弄明白是什么使他从辉煌的顶峰跌落至凄惨的深渊。赫鲁晓夫死后甚至不能葬于苏联国家领导人安葬的克里姆林宫的墙角下。赫鲁晓夫的惨败有许多因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太迷信权力，太迷信权力就等于知识这种思维和行事准则。
如果说赫鲁晓夫在农业领域还有那么一点发言权的话，那他在艺术领域就是十足的外行。有人说他是“甚至都没有进过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没有听过《卡门》”和没有起码文化艺术教养的人。赫鲁晓夫在和知识分子打交道时，本应慎之又慎，可他偏要见作家谈小说（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是他在听秘书读了几页后下令出版的），见诗人谈诗（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焦尔金游地府》历经出版的磨难，只是在诗人亲自在皮聪大别墅给他朗诵了几节后，他才首肯发表的），见画家谈画，见雕塑家谈雕塑，可谓见什么谈什么，见什么批评什么，似乎只有他才是文化、艺术、戏剧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主宰。然而，知识分子不像玉米和荒地那样沉默不语，却往往是头角峥嵘的。所以，他们或者把这位最高统治者的言论当成耳旁风，或者是当面反对他的意见。
在与赫鲁晓夫的对话中，叶甫图申科建议要对知识分子宽容，要容许各种艺术流派。叶甫图申科对赫鲁晓夫说：“抽象派艺术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样都可能有好有坏。以毕加索为例吧。难道我们能把他排除在外吗？在古巴就有抽象派艺术家，可他们都是忠于革命的人。恩斯特（即抽象派雕塑家涅伊兹韦斯内）是个有杰出才华的人。怎么能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呢！”赫鲁晓夫听了之后气得只说了一句话：“那就发护照，让他们到古巴去！”不过，赫鲁晓夫虽然在口头上这样大张挞伐，可并没有在实际上去重复历史的错误，他对知识分子也就是骂骂而已。
赫鲁晓夫干了不少惊天动地的事，其中有些事，如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和为无数遭镇压的人平反，更是前无古人的勇敢行为。然而，在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政策上，他却和斯大林没有多大差别，都是把知识分子视为必须听话的工具的。
赫鲁晓夫是1971年9月11日因心力衰竭悄然死在自留地的树下的。他在新圣女修道院公墓下葬的那一天，警卫森严，但却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和他生前的“战友”来参加。然而，赫鲁晓夫的墓前并不萧瑟，在最初的那些年代前来拜祭他的人还是不少的，墓碑前总是放满了鲜花。不过，随着岁月的消逝，墓碑前的花毕竟是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