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期的重庆散文
散文在古代最初与骈文、韵文相对，“非骈即散”、“无韵即散”，范围非常宽泛，又被称为“文学的母体”。后来逐步发展，范围渐渐明确，被称为“小品文”。20世纪以来，现代散文的兴起与白话文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逐渐形成现代白话散文。文学性散文常常被称作“美文”，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渐渐成为与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四大文学体裁之一。现代散文往往在形式上不拘一格，活泼多样，但一般都包含着真情实感，不事虚构，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其中部分散文作品在今天看来实际上超出了所谓“美文”的范围，有的甚至类似政论文的散体作品以及论辩、杂著等，因其富有文采和艺术感染力，以及在当时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也包含在本章“散文”范畴内。
第一节 20世纪初期重庆散文的兴起与发展
清朝末期的中国，正处于一场何去何从的民族危机的旋涡中。西方文化的撞击与列强瓜分的危机，震动着无数人四处奔号，寻求出路，各种思潮迭起。重庆虽身处内地，但开埠之后在“西风东渐”和维新思潮的双重影响下，救国图存的思想与活动仍然风起云涌，热血的社会活动家作文、呼号，创办不少刊物，变革维新的散文随之而涌现。许多新思想的探讨与传播，都是通过白话散文来实现的。除了部分公开出版的著作外，更多的散文见于本土报刊之上，尤其是本地报纸刊物，成为散文最为集中的阵地。
在重庆20世纪初的散文史上，散文刊发阵地以“巴蜀报业第一人”宋育仁于1897年11月在重庆创办的《渝报》为代表，而散文作品以邹容的《革命军》产生的影响最为巨大。
《革命军》在上海出版之后，当时正在上海的重庆著名革命党人、进步青年卞小吾，深感重庆地处内陆边陲，交通不便，民智未开，于是及时将《革命军》、《警世钟》等革命读物数百本带回重庆，与杨庶堪等人一起，广泛宣传革命精神，唤醒民众，开启民智，并积极创办报刊。
1903年，杨庶堪、朱蕴章等人在重庆创办《广益丛报》，以“树新风，振民气”为宗旨，刊发大量文章，在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传递国内外信息、推动重庆辛亥革命的发展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04年10月，卞小吾创办《重庆日报》。这是重庆及四川第一家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真正意义上的报纸。该报致力于宣传西学和民主思想，成为重庆又一文化阵地。卞小吾时常亲自撰写文章，提倡“妇女天足及男女平权”等新思想，并不断针对当时清政府的恶行发表尖锐评论进行抨击。但是1905年4月29日，卞小吾在《重庆日报》上发表的《老妓颐和园之淫行》一文，影射慈禧的荒淫无道，激怒了慈禧；6月1日，《重庆日报》被查封，卞小吾被捕入狱。
1904年，重庆总商会成立，并于10月17日创办《重庆商会公报》，很快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报刊之一。该报兼容性较强，虽然是重庆总商会的机关报，但却不是一个纯商业性报纸。它宣传改良，宣传科学技术，揭露专制腐败，宣扬爱国精神，所刊发的不少散文杂文在当时广大市民中引起强烈共鸣。
1916年同样由重庆总商会创办的《商务日报》亦以其思想内容的进步性成为重庆一家发行量大影响力强的报纸，尤其是“艺林”这一文艺副刊阵地，刊载大量文艺作品。胡适、钱穆等均在上面发表过散文，介绍新文化，传递新思想，成为重庆又一重要文化阵地。大量文章都在当时引起民众的反响，如董亦湘《介绍一个印度农民的率导者摩达逻》系列、胡梦华《整理旧文学与新文学运动》、钱穆《伊壁鸠鲁与庄子》、子生《中国今日大多数青年们底通病》、洪瑞钊《月的罪恶》、老梅《男女问题讨论》系列、周灵均《近代文学的思潮》以及《自然与神秘》、《科学谈》、《细菌和人生的关系》、《罗素论中国之将来》等等篇章，无不在介绍和交流新文化新思想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重庆商务日报》至1950年1月停刊。
1921年2月1日，《新蜀报》在重庆创刊。社长陈愚生，总编辑刘泗英。1922年，重庆巴县人周钦岳与陈毅以及革命先驱肖楚女等人都曾被聘为该报主笔，发表大量文章宣传新思想，使《新蜀报》成为革命者的喉舌。后来陈毅去北京以后，仍然将10多万字的杂文、小说等寄回来发表。一时间，《新蜀报》成为重庆地区宣传救国救民、拥护共产党、大造革命舆论的阵地。1935年后周钦岳出任《新蜀报》社长，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整顿措施更是使《新蜀报》以言论正确、内容丰富享誉报坛。《新蜀报》副刊还专门开辟《辨论舞台》专栏，以供自由发表议论，《关于谩骂与批评的讨论》、《揭开“幽默文体”的面具》等展开的一系列的讨论一度如火如荼。1945年6月，《新蜀报》被国民党政府霸占版面，周钦岳愤而离职。
上述这些报刊是20世纪初叶重庆本土的主要报刊，也是重庆早期白话散文的主要集中地。虽然它们风格各有不同，但是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却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议论性强。大量评论性文章旗帜鲜明地针砭时弊，传递新思想，唤醒民众。同时在继承《渝报》的办报风格基础上，还强调了新闻传递功能、政治宣传功能、娱乐消遣功能以及教育功能。如《商务日报》在民国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起刊发的北大教授陈启修由莫斯科寄来的《游俄报告》，介绍了当时俄国教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实际是今天的新闻通讯。又如《重庆商会公报》，所设栏目除了商情、商史、物价等商业信息之外，还包括有余谈、拾遗、小说、调查、纪实等，使得很多富有生活气息和文化气息的散文作品也普及至人心。还有《广益丛报》的栏目设置，也囊括了政治、文化、外交等众多领域，在信息量和对民众的影响上也是深远广阔，极大开阔和丰富了当时民众的视野和生活，促进了重庆近代文化的发展。
除了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散文类作品外，20世纪初期还有一些其他类型散文值得关注。比如实用型散文。疏启类、书信类的一些作品，均可以成为反映当时政治风云与时代风潮的一面镜子。余栋臣（1851―1912，今重庆大足人）的《起义军檄文》、《起义军告示》是反洋教斗争的号角；张培爵（1876―1915，今重庆荣昌人）的《通告统一蜀军书》是审时度势的肺腑之言；杨庶堪（1881―1942，今重庆巴南人）的《办团治匪布告》是精练表达治省治匪思想的公文……这些公文作品亦当属20世纪初期大散文的范畴。书信类的散文作品则有吴芳吉（1896―1932，今重庆江津人）的《答某生》，以长者身份给“某生”的复信，谆谆教诲，循循善诱；杨庶堪的《致熊克武书》、《致廖仲恺书》，与友人的论事交流，推心置腹，细述忧思；张森凯（1858―1928，今重庆合川人）的《致杨沧白书》，与沧白共诉悲愤之情，由衷之曲……这些当时的书信文体皆成为20世纪初期重庆散文发展文库中的重要篇章。
虽然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的散文主要体现为杂文、政论文与实用文体，以及介绍新文化新思想的论著文章，且较为庞杂散乱，不如诗歌与小说、戏剧那般殷实夺目，但是仍有一些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在重庆现代散文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迹。
第二节 宋育仁与《渝报》
20世纪在重庆开新闻报刊业先河者，在重庆最早激荡维新思潮者，首推光绪朝进士宋育仁。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又字云岩，改良思想家、散文家，被人称为巴蜀大地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1894年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着意考察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积极策划维新大计。回国后，参加维新组织“强学会”。他于1897年11月在渝创办《渝报》。这是重庆历史上第一家爱国杂志，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最早创办的白话报纸之一，树起了维新宣传的旗帜，兴起了四川、重庆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该报为旬刊册报，每册约30页，设有上谕恭录、总署奏折、译文择要等栏目。今天看来，它不像新闻报纸更像是杂志刊物。它最大特色和贡献在于发表时论文章和译文，开阔巴渝人的视野，疾呼救亡图存，鼓吹维新变法，所发表《复古即维新论》、《经史之学与西学相为贯通》等文章，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用观维新改革，在当时的重庆思想界引起较大反响。这些散体文章均属广义上的散文，但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对传统文化有着较大突破，深受当时进步人士的欢迎，最多时发行量达到2500份。但1898年，随着宋育仁应聘离渝赴蓉，《渝报》出至16期即停刊，但对之后重庆散文的影响业已形成。
作为有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宋育仁自身的散文创作也具有鲜明特色。他大量宣传维新变法的著作多以散文形式出现，如《时务论》、《采风录》、《借筹记》等宣传维新变法的议论散文和考察报告，促进了巴蜀两地人的思想解放，也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这是宋育仁散文创作中影响最大的一类作品。例如在《时务论》中，他效仿欧洲君主立宪政体，提出“君民共治”的主张，并提倡以发展民族工业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宋育仁大胆的言论当时震惊朝野，也使他成为众官员中很惹眼的人物。1889年，光绪举行亲政、如冠、大婚三个大型典礼，宋育仁献上了一共两万多字的《三大礼赋》。光绪对他的文采称赞不已，官员们都在惊叹：“二百年安有此才？”而《采风录》，则是宋育仁出国考察之所得。1894年，在礼部尚书孙旒的推荐下，宋育仁出任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公使馆的参赞，也即是现在的外交官。宋育仁利用这个机会，往来于巴黎、伦敦等大都市之间，和西方的许多政治家、大学博士、记者交上了朋友。他细心考察西欧各国的情况，注意研究各地的政治模式、经济状况、教育水平和风土人情，并写成《采风录》四卷，详尽地记下考察所得。《借筹记》记录的是他曾经想筹备精良水师，直攻日本长崎，不想突然中日议和，而中途流产的这一事件过程和壮志未酬的无限憾叹。
另外，宋育仁也写下不少深含情韵的抒情序跋和文评诗话，如为其妾苏州女子绣丝而作的《悼绣姬诗序》，情真意切，凄婉悱恻，包含血泪，哀思不绝；骈散结合的句式和典故的运用，使文章富有节奏，内蕴丰富，极具感染力。而他评述唐代诗家诗作的《三唐诗品》，则言约意远，随意流畅，学味浓郁，不失为散文大家之作。
第三节 邹容与《革命军》
邹容（1885―1905），字蔚丹，重庆巴县人。幼时聪明好学，后入重庆经学院读书，因思想开化，常大胆抨击旧学，以致被除名。1901年夏，邹容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的名额，但由于思想激进，临行前被当局取消资格。次年他冲破重重阻力，自费前往日本，开始留学生涯。在日本期间，他大量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常以犀利悲壮的演讲言辞激励众人，被公认为革命分子。1903年回到上海后，他与章炳麟结为忘年交，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并且满怀革命激情，写下了“宣传革命之旨于天下”的战斗檄文《革命军》。1903年5月，《革命军》在上海出版，章炳麟为之作序。此书的出版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被当局称为“此书逆乱，从古所无”。《苏报》为之广为介绍，称为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在后来震惊中外的“苏报案”中，章炳麟被捕，而邹容勇敢地自投其案以求生死与共，后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年仅20岁。
《革命军》一书通篇体现出了邹容张扬的个性，独到的风格，犀利的语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刚毅勇猛的气势，极具感染力和战斗力。该书既是邹容思想意志的体现，是号召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斗檄文，同时也是一部闪现着激越光芒的新文体的议论散文。
在内容上，全书分为七章，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目的、意义”、“革命独立之大义”为全文重点，洋洋两万余言，尖锐、泼辣、全面抨击了满清王朝对内对外之政策，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热情洋溢地宣传了民主革命思想，并参照美国“独立宣言”提出了实施革命之大纲，描绘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宏伟蓝图，被文化界誉为是中国的《人权宣言》，在当时引起极大震动，“使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胀”；“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革命军》出版后不仅立即风行海内外，发行百万册，也迅速传到邹容的故乡重庆，为当时的重庆青年广为传阅，极大推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重庆的传播。
在艺术特色上，《革命军》情感热烈激越，气势恢弘磅礴，文辞华美，酣畅淋漓。作者大量运用排比反复的修辞手法和“呼号”手法，直抒胸臆，力透纸背，破嗓裂喉，呼天吁地，极具感染力。在当时的黯淡夜色下，《革命军》犹如一道闪电和亮光，激起无数人的激昂情绪。
同时，邹容以《革命军》鲜明的艺术特色洞开了新文体散文创作的新风尚。邹容明确主张散文创作要通俗化，以直抒胸臆、直抵民心为主。在他的倡导与实施下，继《革命军》之后，感情奔放、语言明晰流畅的新体散文逐步出现，对以往旧体散文形成较大冲击。因此，《革命军》一书不仅是在内容上对于中国历史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在散文创作上尤其是重庆散文史上同样具有界碑一样的重要意义。
除了以上作家作品在20世纪初重庆散文史上凸现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著名文学家与其散文作品在20世纪初期的重庆文坛产生过影响。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杨沧白、吴芳吉、何其芳、刘盛亚等。杨沧白（杨庶堪）在《广益丛报》任主笔时写过的一些宣传新思想的文章，以及《论诗绝句百首》等诗论作品。何其芳除了大量诗作之外，1936年也出版散文集《画梦录》，且因其散文精美的文笔而获得《大公报》的文艺奖金。何其芳抗战之后还有散文集《还乡杂记》、杂文集《星火集》、《星火集续编》等出版。出生于重庆巴县的著名作家陈翔鹤，主要著作以小说为主，他的散文作品则有《郁达夫琐记》、《关于沉钟社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等。后者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中。作家刘盛亚，1915年2月6日出生于重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5年去德国留学，目睹德国法西斯的现实罪行，异常愤怒，写了不少作品寄回国发表。如揭露德国法西斯的散文《？字旗下》等。后来刘盛亚成为重庆文坛一位专业作家。解放后在重庆文联从事专业创作，除了大量小说创作之外，还出版散文集《不自由的故事》等作品。
从20世纪初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这段不长的历史进程中，重庆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突破封建闭塞的文化，转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新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许多思想家文学家。而这些文学家思想家，利用新办的进步报刊等窗口，利用手中的笔，更重要的是利用散文这一自由宽泛的文体，传递思想的火炬，宣扬民主，鞭打丑恶，介绍新文化。虽然现在我们已不能更详尽地阅知那些篇章，虽然有些文章囿于时代原因有其历史局限，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散文在这一阶段对重庆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它所带进的新思想新文化对当时民众的冲击是巨大的，它成为重庆文化浪潮中跃动的浪花，记录着当时最鲜活的思想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