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的女人》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现代中国传奇。在南京，男方不仅以提琴家的狂热来追求外交官的女儿，而且又以医学家的冷静来处理这场感情波澜，因而在保留自己的旧式婚姻的同时，力图为女方找到自己的完美替身，从而保持个人的良心安定。这就从始至终都是把痴情的女方置于被动的地位，使其被迫埋名隐姓流落在西康，成为“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当下翻版。尽管男方以出家的方式来表示忏悔，可是，法号“觉空”的这个拉提琴的道士，实际上为女方建构了一座居于有形和无形之间的精神禁锢之塔。这塔基就是男尊女卑的悠长传统。“塔里的女人”，这无疑是读者更为熟悉的中国故事、中国生活、中国文化。它们居然能够在浪漫传奇之中完成三合一，因而读者阅读兴趣的普遍高涨，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对于中国文化的反思，巴金在《憩园》中是从大户人家开始的。在封建大家庭衰落之后，承袭其故园的所谓新式家庭，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来呢？小说中以重返大后方的家乡为契机，由“黎先生”的亲自出场，来目睹了新旧家庭之间，如果只是换汤不换药，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封建家族制度的传统阴影，就会导致所谓的新式家庭重蹈封建大家庭衰败的覆辙。如果《憩园》中现实生活的描写需要通过回忆的不时插入来显示小说叙事的深入，那么，陈瘦竹的《声价》则以“声价”取代固有的身价一词，来讽刺国人婚姻中的传统心态――通过对于战时生活的如实描写来扩大了小说叙事的开阔空间。《声价》写出了战时的“拉郎配”：由从重庆疏散到县城的人们的到来，引发了大户人家如何挑选女婿而又后悔不已的一幕幕喜剧。选女婿的传统“声价”，更看重的是权与钱，而不是现代“声价”的才与德，因而也就在已经“文明”过的中国将成为两难的选择。所以，一旦按照传统“声价”选错了女婿，固守传统婚姻规矩又不便轻易离婚，以免伤了旧式家长的面子，剩下的唯一感觉当然只能是“硬是撞到了鬼”。
较之成名作家对战时条件下个人情感生活与家庭生活的重视，新进作家更为关注战时生活中人的生存状况，尤其是女性的生存状态。在《遥远的爱》（郁茹）中，小说所要表达是一位现代女性将一己之爱升华到遍及人类的“遥远”高度，成为发自内心的对于人生理想的执著追求，即使要付出个人情感的沉痛代价。而在《饥饿的郭素娥》（路翎）中，小说所要表现的是一位传统女性的心理饥饿对生理饥饿的原始反叛，展现出面对苦难而源自灵魂的强烈生命力，尽管这样的个人反叛的结果是付出了生命的沉重代价。在这两部小说里，虽然都展现了男男女女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如何纠葛在一起的，并且保持着与重庆战时生活的紧密联系。但是，两者之间的主题意向是截然对立的。《遥远的爱》显示了对于女性生存的现代理想追求，而《饥饿的郭素娥》则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女性生存的传统形态，由此而展示出战时生活条件下中国女性从可能到现实的个人生存空间。
第三节 长篇小说
随着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重庆小说的发展也从抗战前期的短篇小说创作热潮的兴起，开始逐渐转向抗战后期中长篇小说创作的逐步繁荣。这样，抗战后期长篇小说的大量涌现，特别是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个人创作的出现，在显示着重庆小说从纪实性的文本叙事向着史诗性的文本叙事进行转向的同时，更是代表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时代高度。不仅成名作家进入了个人长篇小说的第二次创作高峰期，而且新进作家也开始了长篇小说的个人创作，因而共同促成了长篇小说创作的欣欣向荣。
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经过长期的战时生活个人体验与丰厚的小说创作个人积累，所有这些生活在陪都重庆的作家，都已经具备了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较之中篇小说，长篇小说能够展示出在抗日战争这一历史场景之中的战时生活全景，并且通过长篇小说的个人叙事来推动具有史诗性的小说文本的涌现，从而使现代史诗的审美理想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最大限度地由可能变为现实。这样，无论是沦陷区人民的奋力抗争，还是抗战区人民的浴血奋战，都将通过长篇小说的个人叙事来进行有关中国战时生活的文本显现，由此而揭示出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中，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和灵魂的蜕变，尤其是精神成长的心路历程，使长篇小说有可能成为有关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战时演变的史诗性文本。这样的史诗性文本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战时史诗，而有关战时史诗的个人叙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战争史诗。另一类是生活史诗。
企图进行战争史诗的个人叙事，往往会由于作家对于战争场面缺乏切身感受而没有可能进行史诗性的小说叙事，甚至也无法进行纪实性的小说叙事，最终失落了真实性这一艺术根基，直接导致小说文本在个人叙事之中的失败，即使是知名作家也难以避免这样的失败。所以，无论是《火》（巴金），还是《火葬》（老舍），均成为游离于艺术真实性之外的失败之作，也就不是偶然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战争史诗不需要虚构，恰恰相反，战争史诗必须在基于战争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趋向艺术真实的个人虚构。如果这样的艺术虚构，能够摆脱纪实性的叙事约束，也就有可能促成个人叙事向着战争史诗的方向转换。因而《春雷》（陈瘦竹）的出现，正好表明重庆作家已经开始进行这样的小说叙事转换，进而预示着在进行史诗性的叙事突围之中，战争史诗的个人创作可能即将转变成为长篇小说的个人创作现实。
事实上，为了冲破纪实性的叙事牢笼，有必要把艺术虚构的叙事功能加以大大地张扬。所以，这就需要进行传奇性的小说叙事，来促成战争史诗的尽快诞生，因而也就意味着重庆作家将通过战争传奇的个人叙事，来开拓战争史诗这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荒野。于是，也就有了徐□□的长篇小说《风萧萧》的问世。《风萧萧》不仅仅是作者个人叙事的传奇格调在战争史诗之中的延续，也是作者个人生活的战时体验在战争史诗之中的显现，由此而涉及到抗战时期在沦陷区所发生的间谍之战。这一秘密战线上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反复较量过程，一旦作为小说主导线索来推动小说情节的展开，也就在揭露日军及其间谍的残忍与阴险的同时，更是显现出中国人民与其同盟者的智慧与勇气。特别重要的是，《风萧萧》通过对间谍之战的小说叙事，充分地展示了男女主人公各自不同而又独特多彩的性格特征，进而将男主人公置于两个层面上的复杂男女关系之间，来分别表现出具有人性深度的激情奔涌与情感波澜：潜心于哲学研究而又“抱独身主义”的男主人公徐先生，在战争阴影笼罩下的上海，一方面与分属中美日三国的女间谍白苹、梅瀛子、宫间美子进行周旋，并且在周旋的过程之中激发民族感情，最后投入间谍之战而踏上抗战之途；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女郎海伦在彼此敬慕之中开始交往，并且在交往之中萌生恋情，最后不得不挥泪斩断情思。
在这里，离别泪显现出个人情感服从于民族大义的悲壮。作品中的徐先生以叙述者的“我”进入文本叙事，从民族情到男女情的两个层面，通过恨中有爱与爱中有憾的个人感受进行小说叙事的艺术缝合，从而促使有关战争传奇的个人叙事极大地拓展了艺术虚构的叙事功能。与此同时，《风萧萧》为了强化小说叙事的传奇性，采用了色香味交互的通感手法，来醇化中外女性的内外和谐之美，显现出艺术虚构所必需的想象张力，而艺术虚构的叙事功能的拓展，正是基于想象力之上的。合理的虚构与独特的想象自然而然地赋予《风萧萧》以动人心弦的阅读魅力，战争传奇的史诗性小说叙事对于习惯于纪实性小说叙事的小说阅读定势的读者来说，自然是在大力冲击之中开始动摇而后倾心，其阅读反响可想而知。这就难怪《风萧萧》出版的1943年会成为“徐年”。
不过，“徐年”的到来不是偶然的，除了徐的创作和战争传奇对小说阅读定势的动摇所引发的小说创作格局的分化之外，重庆作家在小说叙事之中对史诗性的追求更为自觉，进一步推动着长篇小说的大量涌现，促成从纪实性的个人叙事转向史诗性的个人叙事。
此外还应该看到，无论是沙汀《淘金记》中刻画出来的大后方乡镇上无耻而卑劣的土豪劣绅，还是碧野的《风沙之恋》和姚雪垠的《春暖花开的时候》中塑造出来的奔赴抗战前线的勇敢而浪漫的新女性，或者是偏于暴露而显得小说视野的偏狭，或者是偏向颂扬而显露小说虚构的偏颇，因而较多地显现出这一小说叙事史诗性转向过程中个人叙事的审美局限，在当时就被评论者称为小说艺术上的“潦草”这就表明，对于作家个人来说，进行长篇小说叙事的史诗性转向，不仅需要对战时生活，尤其是对战争生活的深入体验，更需要对小说虚构，特别是对想象空间的努力拓展。在这样的意义上，要完成长篇小说的史诗性叙事的个人转向，必须使创作的个人努力与创作的个人天赋融为一体，并不是任何一个作家都能够达到小说叙事的史诗性高度的。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能够使创作的个人努力与创作的个人天赋融为一体，也是要通过艰苦创作的个人过程来予以实现的。
与此同时，刘盛亚的《夜雾》中的女主人公，通过其从抗战前的北平到战时的大后方，再回到北平的流浪生涯，显现出京剧女演员的悲剧命运。而《地狱门》（刘盛亚）中的女主人公，则经历了从城市底层进入上层，最后又沦落到城市底层的坎坷人生，显现出市民女性的抗争本能。但该作品后来却被认为是脱离现实，仅仅在“描写下层民性民情”方面有“唯一可取之处”显而易见的是，长篇小说叙事的史诗性转向，固然不能离开战时生活这个最大的现实，却也不是非要以个人战斗的经历为描写对象。除了战争场面之外，战争过程中的个人生活无疑也为长篇小说的史诗性叙事所关注。这样，包括民风民情民俗在内的地方文化势必成为生活史诗的描写对象。所以，不仅需要战时生活的个人体验，而且也需要地方文化的个人感受。只有在两者不可偏废的状态下进行个人叙事，才有可能促使长篇小说叙事最终完成史诗性转向。
无论是在大后方，还是在沦陷区，较之战争场面，日常生活显然是与绝大多数人分不开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说，同为战时史诗两大构成的战争史诗与生活史诗，后者较之前者，无疑更能够显现出战时生活更为普遍而深刻的一面来，并且由此而延伸到战争前后的生活过程之中，呈现出生活史诗所能体现的历史整体感。这就意味着在重庆进行长篇小说叙事的史诗性转向，一方面需要作家通过个人的体验来拓展生活视野，另一方面需要作家基于创作个性来扩大想象空间，从而使作家能够以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双重文化眼光，打破战时生活的区域文化限制，发掘战时史诗赖以生长的丰厚文化底蕴。
1944年完成的《财主底儿女们》（路翎），就率先显现出长篇小说叙事进行史诗性转向的创作实绩来――“在这里，作者和他底人物们一道身在民族解放战争底伟大的风暴里，面对着这悲痛的然而伟大的现实，用惊人的力量执行了全面的追求也就是全面的批判”――出版之初胡风就作出如是说。《财主底儿女们》上卷于1945年8月由南天出版社出版，《财主底儿女们》下卷于1948年2月由上海希望社出版；不过，从整个小说叙事来看，抗日战争――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民族解放战争――仅仅是为整个小说叙事提供了时代背景，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界，小说分为上下卷，分别描写了苏州财主蒋氏家族的分崩离析和流亡旅途中蒋氏儿女的心灵呐喊，展示出从远离关外战火的封建世家的衰落，到硝烟弥漫的关内破落子弟的奋起这一全过程。主人公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贯穿和平日子与战争年代的叙事轨迹，从而演绎出一部完整的生活史诗。
更为重要的是，那个举起了自己的整个生命来呼喊的蒋纯祖，是《财主底儿女们》中最具叛逆性的人物。这一叛逆性不仅表现在他对于封建家族制度进行的家庭批判上，而且更表现在他对于整个中国封建文化意识进行的社会批判上。正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促成了蒋纯祖在从南京到重庆的颠沛流离之中，展开了从家庭转向了社会的反封建主义，将全面的追求置于全面的批判之中，也就需要将全面的批判寓于追求“人的觉醒”的国民性批判之中。在此可以看到作家凭借着过去生活的回忆与当下生活的亲历，在两者的相互交织之中来展示对于未来生活的向往。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财主底儿女们》已经成为抗日战争中一代新人成长的心灵史诗和灵魂磨难历程的小说写照：中国的又一代青年在战火燃烧的岁月里如何摆脱古老传统的因袭与缠绕，披挂着种种精神奴役的创伤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挣扎着前行。《财主底儿女们》显示出独特的文化蕴涵，仅仅由主人公蒋纯祖从苏州到南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的流亡生活，就可以看到长江文化显现出从下游的吴越文化，到中游的？楚文化，再到上游的巴蜀文化的区域分化，并且在小说叙事中得到详略不同的显露，尤其是蒋纯祖在重庆，经历了从演剧队到农村小学的生活场景转换，对于重庆的城市与乡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感受，由此而使得小说叙事能够透露出重庆文化的独特与局限来。尽管《财主底儿女们》对于重庆形象进行了一种批判性的揭示，但是，这样的文化批判正是进行文化追求所不可缺少的，不仅对于蒋纯祖们来说是如此，对于重庆文化来说更是如此。
如果说《财主底儿女们》所进行的文化批判经历了从家庭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变，那么，巴金在《寒夜》中所进行的文化批判仍然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不过，《寒夜》中出现了从封建大家庭到百姓小家庭这样值得重视的转换。一般说来，人们往往关注战时体制重压之下汪文宣一家的悲剧性解体，并且直接归罪于战时体制本身，而往往忽略了传统意识对人心的毒害与扭曲，才是这个家庭解体的内在原因，因而更是根本原因之所在。这是因为无数的家庭在战时体制之下都能够相濡以沫，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到来。而这一家人重演“孔雀东南飞”式的古老悲剧，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于中国反封建主义的思考，尤其是对于一贯坚持对不合理的制度进行“我控诉”的巴金小说来说，更是通过从《家》到《寒夜》的小说叙事将反封建主义的必要性从上流社会的大户人家推广到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家，由此可见生活史诗进行文化批判的重要性。
《寒夜》之中的重庆形象是以寒夜之中小巷寻觅的方式呈现出来：小说从汪文宣寻觅曾树生开始，到曾树生寻觅汪文宣结束，寒冷的冬夜寄寓着陪都气象在战时体制中的萧瑟气氛，而狭窄的小巷寓意着山城意象在难以沟通中的人心隔膜，为小说叙事设置了一种阴森森的文化氛围。人物的悲剧性也就得以在这样的氛围中逐渐得到充分展示，家破人亡的结局也就是人心冲突的必然结果。可以说，《寒夜》正是在对战时体制的负面进行揭露的同时，更加深入地暴露出国人心态固有的残缺与偏执，在战时生活中如何顽强地表现并影响到人的生死存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文化批判的锋芒不是仅仅对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是要同时对准所有那些不合理的制度与思想。这就是《寒夜》所讲述的重庆故事为什么能够成为生活史诗的最主要的原因。
小说在进行文化批判的同时，也在进行文化的重建。这两者应该是同时发生的，尽管在不同的作家那里各有所侧重。老舍1944年开始陆续发表《四世同堂》，将人放到沦陷区的放大镜下来见出“北平人”与“道地中国人”之间的巨大文化人格差异：前者苟安、忍隐、麻木，而后者抗争、不屈、清醒。所以，当前者安于亡国奴的现状之时，后者宁愿为国杀身成仁，由此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真正力量与巨大感召力。文化重建需要剥离出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来作为现实基础，承载这一传统的文化人格正是导致文化重建的个人前提。古都北京提供文化重建所需要的民族文化传统与个人文化人格，而沦陷区的存在促成了文化传统的剥离与文化人格的分野。显然，作品中的“小羊圈胡同”就是沦陷区北平的小说缩影，“祁家”的故事就是北平人的现实生活的小说写照。由此可见，《四世同堂》的史诗性主要表现在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的小说叙事之中。
《四世同堂》是北京作家居住在重庆回顾沦陷区北平生活的作品，而老舍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则是这个曾经在抗战时期在重庆生活过八年的作家，在美国写成的关于北平鼓书艺人方宝庆一家在陪都重庆生活的长篇小说。在《鼓书艺人》中，陪都重庆的战时生活通过北平来的鼓书艺人的外地人眼光，得到了较为完整的折射：一方面，从北平出逃到落脚重庆，大鼓仍旧唱得那么漂亮，艺人一家受到了芸芸众生的喜爱，而从卖艺为生到不忘爱国，鼓词振奋了抗战的意志，艺人一家得到了全社会的敬重；另一方面，从茶馆演唱到学校补习，在世人的白眼之中，艺人一家默默忍受屈辱。而从日机轰炸到官员横行，在权势的欺凌之下，艺人一家历经重重人祸，从而展现出陪都重庆战时生活的不同侧面。《鼓书艺人》正是通过对来自北平的鼓书艺人在陪都重庆的日常生活所进行的整体描写，来显现出进行文化重建的艰巨性。然而，文化重建的不可逆转的潮流，正如小说结尾，主人公在抗战胜利之时面对滚滚江水，所唱出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的心声。
抗战后期重庆长篇小说叙事的史诗性转向，正是通过从知名作家到新进作家的鼎力合作而实现的。尽管这些作家由于缺乏对于战争场面的亲身体验，而没有能够创作出有关抗日战争的战争史诗，但是，他们基于战时生活的个人体验，创作出了有关抗日战争的生活史诗。所有这些生活史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都占据了重要位置，所有这些生活史诗的创作都与陪都重庆的战时文化发展不可分离，从而也就奠定了抗战时期的重庆长篇小说从文学到文化的全国地位。
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散文
第一节 散文的战时写照
抗战军兴，随之出现了报告文学热，对战争进程进行迅速及时的文学纪实。报告文学通过即事而发的纪实性叙事，在及时传播的过程中跨越了散文叙事与新闻通讯之间的文类界限。因此，报告文学不仅促成其他文学样式中创作“报告化”现象的出现，而且促使散文创作难以保持与现实之间的审美距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叙事散文的体裁边界，致使对一些散文作品难以进行叙事散文与报告文学的体裁区分。所以，叙事散文创作的数量与影响在抗战前期无法与报告文学创作相比，从文类到体裁的越界，至少应当视为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进入抗战后期，散文创作在逐渐摆脱报告文学的创作影响的同时，逐渐回到了“美文”的发展轨道上，在散文的叙事性、抒情性、议论性的文学基点上，无论是以某一文学基点为主的叙事散文、抒情散文、杂文，还是立足于文学基点三位一体的小品散文，均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与此同时，报告文学也保持着自身发展的势头。所有这一切，在抗战以来重庆散文的发展中显得相当突出。陪都散文具有全民书写的战时特征，也就是社会公众都热衷于散文的个人书写，因而此时并没有涌现出纯粹文学意义上的散文家。对于这一陪都散文的战时书写现象，诚如有人曾经评说过的那样：“它们的作者，除散文家以外，还有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理论家和社会上许多行业的人们，大伙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散文作家群。”
随着全国各地的作家纷纷来到重庆，对于在国难之中辗转于战时旅途的作家来说，个人的所见所闻无疑成为进行散文叙事的创作对象，因而也就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游记这一叙事散文体裁来进行个人写作。这就需要作家对战时生活保持一种开放眼光，去更多地发现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并且在一种较为从容的写作姿态中来予以展现。
抗战之初，宋之的的《重庆到成都》中就传达出如此印象式的个人发现：“重庆看不见天，天被雾遮着。”不过，更为重要的发现是重庆的人：“一个老重庆这样告诉我：‘要是重庆人不爬山，一定会早夭十年！’这话，我是相信的。”不过，重庆人的好动是静中有动，既有坐茶馆的悠闲，更有跑警报的匆忙，毕竟这是生活在日机常常要轰炸的战时首都重庆。当然，重庆的街景也自然延伸进来：“重庆街上，甜食店特别的多，特别特别的多”。“‘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老重庆说，‘这是――为了瘾君子的需要。’”较之这样的重庆人，还有“救国”的重庆人，只不过，“女孩子是要比男孩子热情些”――“这是重庆的一个特殊现象，在街头讲演，以及各种集会上，女孩子确实是较为热烈一些。”离开重庆到了成都，也就发现成都的“马路很整洁，人也似乎很闲散，喝茶，在这地方乃是第一要事。”至于宣传抗战的人，“地方当局喜欢把他们作汉奸办，加以驱逐。”
在这里，可以看到此时的游记即使是在发现重庆与成都这两个城市的过程中，还是比较注意将这一发现与抗战联系起来。当然，这并不是说，游记也必须与抗战有关。在《新疆风土杂忆》（茅盾）中，一开始，就对新疆的“坎儿井”进行历史考察，其后又进行“新疆是一块高原”的地质考察。由此从新疆的维吾尔人的舞蹈和语言着眼，开始进行“风土”考察：从气候到水果，从城隍庙到各省会馆，从佛教、道教到伊斯兰教，从商务到旅游，从雪莲、雪蛆到马奶、麻烟，从农牧兼营的“新疆十四民族”到各个民族豢养的种类不同的狗。凡此种种，分别数来，其中不乏较有意味者，尽管更多地是浮光掠影似的速写印象。
不过，在对城市的发现中，“迪化是省会，饮食娱乐之事，自然是五花八门的了”，具体如何仍然是印象式的种种描写，也顺便谈到抗战对饮食娱乐的影响――如“各种海味因抗战后来源断绝”，而“国产片仅以抗战前的老片子偶有到者”。其中较为精彩的发现有二：一是“迪化人家，几乎家家有狗”，因而在从南郊到城中的一段路上，“群狗竟分段而‘治’。倘有他段之狗走过其‘地盘’，必群起而吠逐之，直至其垂尾逃出‘界线’而后已”；一是“一般民众尚重男女有别之封建的礼仪”，然而“汉族小市民之妇女，实已相当‘解放’”，除了“妇女上茶馆，交男友，视为故常”之外，离婚也相当自由，“《新疆日报》所登离婚启事，日有数则，法院判离婚案亦宽”。由此可见“风土杂忆”之中的城市发现不乏精细的一面。
从这些写于抗战前期的游记来看，印象式的速写断片居多，不是偶然的，毕竟只是匆匆忙忙地路过，难得深入地进行体味。随着进入抗战后期，作家对所到之地，不再是路过时的随意一瞥，而是观赏中的刻意一游，因而游记的文本特点显得格外鲜明：以游玩的路线为线索，对所见所闻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并且伴以旅游途中的所感所思。
老舍的《青蓉略记》首先记叙了从重庆出发到成都，前往灌县青城山一游。因为在灌县住了十天，所以从城中出现的新气象，上千的男女学生在此“举行夏令营”，“女学生也联系骑马，结队穿过街市”开始，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都江堰的水利工程，特别是“细细玩味”古来治水的格言，更是在“最有趣”的竹索桥上独自行走，故而感受到“我们的祖先确有不甘屈服而苦心焦虑的去克服困难的精神”。然后前往青城山，得出一个“游山玩水的诀窍：‘风景好的地方，虽无古迹，也值得来，风景不好的地方，纵有古迹，大可以不去’”。所以，该文略写天师洞与上清？的游玩经过，而大写“青城天下幽”之“青”――“这个笼罩全山的青色是竹叶，楠叶的嫩绿，是一种要滴落的，有些光泽的，要浮动的淡绿。这个青色使人心中轻快，可是不敢高声呼唤，仿佛怕把那似滴未滴，欲动未动的青翠惊坏了似的。这个青色是使人吸到心中去的，而不是只看一眼，夸赞一声便完事的。当这个青色在你周围，你便觉出一种恬静，一种说不出，也无须说出的舒适。”同时，青城山之幽不“使人生畏”，而是“令人能体会到‘悠然见南山’的那个‘悠然’”。关于青城山的“青”与“幽”，在此可谓已经达到游记当下写作的新境界。主人公在青城山流连了十几天以后，再回到蓉城成都，也住了半个多月，总算完成“青蓉”之旅。文中只是简单地交代了在蓉城与成都文协分会会员的聚会，看川剧、竹琴、洋琴，逛旧书摊儿的经过。全篇布局详略得当，尤其是结尾处别有一番意味：“因下雨，过至中秋前一日才动身返渝。中秋日下午五时到陈家桥，天还阴着。夜间没有月光，马马虎虎的也就忘了过节。这样也好，省得看月思乡，又是一番难过！”这就为整个游记提供了与抗战有关的进行个人想象的现实空间，使整个文本蕴涵丰厚起来。
在与战时生活直接相关的那些游记之中，《国难旅行――重庆、巫峡、三斗坪、洞庭湖、长沙》（李金发）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使人感受到“我们抗战了五年多，居然能在敌人火线不远的地方，建立交通孔道，这就是我们民族的伟大处”。这是一次从陪都重庆到战区为完成“派出的公事”而进行的报国之旅：从重庆朝天门上船沿江而下，为避免日机轰炸，轮船采取“昼伏夜出的政策”，而“我们又到街上去大嚼，看新嫁娘，游山涧，几忘人间何事”。等到“此船过巫峡。从床上惊起，想细看这个名胜，可是月色朦胧，波涛汹涌，只觉两岸狭窄险要，不能看到全景”。到凌晨三时半，由于连日轰炸中，轮船无法前行，只好高价租下木船到三斗坪，“冒着夜寒到江边，下弦月无限凄凉，这个旅程，就是象征人之一生”。然后从三斗坪七天步行到“洞庭湖口之津市”，“沿途贫瘠不堪，过着原始时代的生活，几乎没有文化的影子，也不见一所学校”。最后乘船到长沙，途中“亲历湘北大战的胜地”，于是随同“大家下船步行沙岸上，心旷神怡，拾得奇形蚌壳二只，以作纪念，又拾得鸿雁的大羽毛数根，预备做笔”。至此，游兴已尽，“平淡的旅程，也不打算再记了”。由此可见，艰难困苦的战时生活，仍然有着生意盎然的一面，而如何享受与感受这一面，无疑需要保持的一份内在的乐观，故而有此“国难旅行”。
在叙事散文中，对于重庆形象进行了集中描写，《长安寺》（萧红）中对于长安寺进行了动静结合的描写，从“忧郁的”众多佛像到虔诚的老太婆，从卖花生糖的到卖瓜子的，“尤其是那冲茶的红脸的老头”，在无意与有意之中营造出一个“安静得可喜的”好去处；而在《北泉日记》（凤子）中，同样以女性作家的细腻，写出了“一个有生气的地方”，不仅在连续三天轰炸之后，陪都依然生意盎然，而且北碚在历经轰炸之后，仍旧风景宜人，只有“多做点工作”是唯一的心愿。《夏日书简》（艾青）更是以诗意的“芜乱”写出了在北碚育才学校看到的“文学的，戏剧的，音乐的，以及绘画的青年”，与他们所要教导的学生，盼望着彼此成为“可以坦白相处的朋友”。
如果说山城意象已经开始在重庆形象的散文浮动之中不时闪烁，那么，直到抗战后期，在《雅舍》（梁实秋）中才闪亮登场：“‘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尽管“雅舍”不过是重庆房屋中“最是经济”的那种。在这战时生活中，重庆人的纯朴也最能令人感动，《春联儿》（叶圣陶）中写出了一个推鸡公车的车夫的丧子之痛，通过春联儿中“有子荷戈庶无愧，为人推毂亦复佳”的贴心抚慰，使得车夫为自己还有儿子“在前方打国仗”，并且靠“力气换饭吃”而快乐起来。由此展现出山城意象的文化底蕴来。
重庆形象中的陪都气象，有着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这正如《从轰炸中成长》（李华飞）中所写的那样：“尽管日寇会轰炸，我们却要从轰炸中成长”，“最令人感动的，是许多小学生也在抢救受伤的同胞，因为力气太小，乃由四五个人担一个，那种勇敢的精神实在叫人泪盈欲滴！青年的一代，是新中国的主人啊。”不过，在陪都气象的光明中也存在着阴影，《都会之余荫》（司马）就通过一个摄影家的镜头，来画出在地上酣睡的“一个小乞儿”，“一条瘦狗走拢来，闻了闻他那比大众食堂的鸭子更瘦的屁股，然后无所留恋地夹着尾巴走开了”，于是乎，发出“他莫非也有梦么？”的质疑。两种不同的重庆战时景象，一先一后构筑了同一个陪都气象的正负两极，从而增大了重庆形象的包容度。
进入抗战后期，陪都气象的两极性逐渐在文本中得到较为完整的展示：《控诉》（高兰）中凸现“由于快乐的生活我成为一个母亲，由于悲哀的日子我成为一个教师”的全过程，在流亡重庆的艰辛造成婚变后，从快乐向悲哀的滑落中逐渐坚强起来，个人的“控诉”所显现出来的，正是陪都气象对战时生活中个人精神的正向引导；《狂欢之夜》（徐迟）中展现出“全世界都在大庆祝”中国抗战胜利的时刻，住在重庆这“最庄严的城”中的诗人却连夜仓皇出逃的经过，直到最后朋友们找到他，他都还是弄不明白：“是胜利的狂欢，还是大屠杀的混乱？”“狂欢之夜”的个人出逃所显现出来的，不过是陪都气象对于战时生活中个人心态的反向扭曲。
较之叙事散文，抒情散文在陪都重庆的发展出现了这样的新动向：尽管群情振奋的战时生活更能够激起个人的情怀，不过，在散文抒情中已经开始注重个人的文本节制，无论是情感的个人澎湃，还是情绪的个人波动，都不是放任自流，而是通过散文的诗化来克制情感的文本奔涌与情绪的文本流淌。这一散文的诗化，在抗战前期主要是对于诗情抒发跳跃性的文本借用，使之有别于通常的抒情散文；而在抗战后期则主要对于诗情抒发意象性的文本仿拟，使之有别于通常的散文诗。
在《硕鼠篇》（尹雪曼）中，以“逝将去女/适彼乐土”起兴，从古老的《诗经？硕鼠》扩展为当下的“流浪的辛酸”中一波又一波的散文抒情：“到处烧着侵略者播下的烽火，狼烟弥漫着所有肥美的原野和村落”，“但是哪儿是乐土呢”；“走不了就干吧”，“我们是这肥美的中原地带里的主人”，“于是这些朴实的灵魂开始跳动了”；“一个冬天在残杀和混乱中过去了”，“于是便像远古的民族驱赶着黄牛，带着孩子和老婆到处的流浪着”；“只要我们，我们一起干呀，家还是我们的”，“九月带来了丰美的收获”――“高阔的晴空，远山，村庄，小河，房舍，晚风，炊烟，家乡是我们的了。”这样，狼烟下的惶惑、绝望中的怒吼、屠刀下的恐惧、团结中的振奋，成为对“乐土”进行抒情追寻的散文四部曲，而贯通其中的正是“岁月和艰苦把愉快带来了，胜利无异是属于我们的了”，这样的抗战到底信念。
在《火烧的都门》（无名氏）中，以“不死的凤鸟”作喻，从现代的《凤凰涅？》转向“你火烧的城哟，你应该有毁灭的大欢喜”中一章又一章的散文抒情――“啊，你火烧的城”、“生命的刹那”、“人性的尊严”、“花袖章与巨人”、“我的眼睛湿了”、“尸”、“生前与死后”、“灵魂颂”――日机大轰炸对于陪都重庆来说，不仅仅是城，更是人“在火焰中化为灰烬！又从灰烬中再生”的过程，证明着生命的价值、展现着人性的尊严、显示出忠于职守者那巨人般的崇高、揭示出一心保命者那行尸走肉似的渺小，这样，“忠于职守”的个人“用他可怕的尸身来证实敌人的罪恶”，而“黄帝子孙要用弹片与火焰装饰他的灵魂”来证实敌人的“愚蠢”，所有这一切，都出于这样一个“信仰”……“中华民族决不会亡！”这样的信仰，促成了在“我的眼睛湿了”状态下，来进行似断实连的散文抒情。
如果说抗战前期抒情散文对于诗情抒发跳跃性的文本借用，遏止了抒情的冗长与泛滥，那么，在抗战后期诗情抒发意象性的文本仿拟，则防止了抒情的单一与浅薄。散文抒情的文本仿拟，除了《江之歌》（一文）中陪都重庆诗歌中较为常见的“嘉陵江”这一意象，来表达对于“原始的力”的敬仰之外，《银杏》（郭沫若）中对集真、善、美于一身的“中国的国树”的银杏进行赞美，其根本也就在银杏“你这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而《冬树》（马国亮）中对冬天的树“没有虚饰的美乃是真正的美”，因而也是“更美丽的树”的倾慕，其根源也就在于冬树“每一根细枝全充满了那么矫健的生命力”，由此而显现出古老的诗歌意象对于抒情散文的影响来。
现代诗歌意象的影响也出现在抒情散文中：《蜜蜂》（刘北汜）中，打破“一切和谐、一切自然”的蜜蜂，爆发出“可怕愤怒”，以“狂暴的速度”向“残害它们的敌人”进行“报复”，这样，以牺牲的方式复仇正是源于对生命的无比珍惜；《萤》（靳以）中，“为人照亮了路边的深坑，也为人照出偃卧的毒蛇”的“成千上万的萤火虫”，“一直愉快地飘着”，“在黯黑的世界中穿行”，这样，所有那些为冲破人间黑暗的个人努力将赢得无上的崇敬；在《希望的花环》（陈敬容）中，女神们整整八年“从黑暗中采撷痛苦，辛勤地编织着希望的花环”，正是为了迎接黎明的到来，在这抗战胜利的时刻，“我底祖国呵，我祝福你用痛苦换来的新生，并愿你在充满希望的黎明里永莫忘记长夜的痛苦。”
在抒情散文中，重庆形象也随处闪现：《星星楼》（林谷）中对于“青春零星的割裂”进行沉重的反思；《嘉陵江的歌声》（高兰）如同“葬歌”唤起了无比的“悲哀”；《摆龙门阵》（冰心）显露出对重庆那些生活在“忙”和“挤”中“兴奋的人们”发自心底的喜欢。所有这些关于重庆形象的初步感受，随后在《重庆客》（司马）、《希望者――寄漓水边的友人们》（缪崇群）、《我遥望着北方》（王德龙）之中，化为引发故园情的此景此情与此情此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巴山夜雨》（味橄）中“雨水一样可以使我遭殃”化解了“巴山夜雨”的诗情画意，还是《月下渡江》（王平陵）中“在明月下泛一叶的孤舟”的惬意被喧闹的市声“无情地粉碎”，都同样显现出从历史记忆到现实生活的两重天来。
当战时生活在持久抗战中越来越显现出日常生活的一面，散文中的小品也随之出现，表达出基于个人生活的独特感受。《不朽的心和力》（S.M.）讲述着希腊神话中那些“有不死的心”的巨人们，从绝望处抗拒着神，也就在于“希望正从绝望产生；绝望愈残酷，希望愈强大”；而那些“自信”支撑着的巨人们，面对命运的重压而坚持不懈，也就在于“我不相信所给的命运；我还相信所有的力量”。从抗争的神话到战斗的现实，都同样需要“不朽的心和力”，因而《钟》（程铮）述说着“往昔悬挂在庙宇的就是现在听它发出警报的钟”的故事，在钟的震响中传来充满活力与坚信的心声：“一切镇压在‘历史’磐石之下的事物，迎着时代站起来，发挥它所有的力量！”
如果说这些写于抗战前期小品，无论是神话中的巨人，还是现实中的钟声，都或明或暗地展现了与抗战到底这一全民信念之间的精神联系，那么，进入抗战后期，小品对于战时条件下的日常生活予以了更多的关注。《结婚典礼》（子佳）中指出举行结婚典礼固然是从古至今地重要，不过，“典礼的隆重并不发生任何担保的价值”；《做客》（缪崇群）中认为做客与请客都是传统的“应酬”行为，结果无非是证明“虚荣和旧礼教，往往是一种糖衣的苦丸”。这就表明了古老传统对于日常生活的缠绕在战时条件下仍然在进行。
当然，这并不说战时生活失去了固有的个人情趣。《辣椒》（王了一）中对辣椒的如何“西来”与辣椒的诸多“功用”，都能娓娓道来，最后还不忘幽上一默，说是要把辣椒“郑重地介绍给西洋人”，因为，“至少得让西洋人知道中国人会吃好东西”。《戒茶》（老舍）中在戒掉烟酒之后再说戒茶，虽然透露出战时生活中几分的窘迫与无奈，不过，从“地道中国人”的眼光来看，烟酒有着男性的“粗莽、热烈”，“莫若茶之温柔，雅洁”而有如女性，所以，“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尽管最后还得自嘲一番，“想想看，茶也须戒！”
相对小品数量的少而言，杂文数量的多，在陪都重庆的散文创作中形成了两者之间的鲜明对照，因为毕竟是在全民抗战的战时氛围之中，直接针砭社会现实的杂文自然是大行其道。从杂文创作的整个情况来看，可以说，在针对社会现象进行的社会批评，与针对文化现象进行的文明批评之外，针对政治现象进行的政治批评显得格外突出。虽然在陪都重庆没有类似在桂林出版的《野草》那样的杂文刊物，但是，在各种刊物，尤其是报纸的副刊上，刊载了大量的杂文，《新华日报》上的杂文堪称陪都重庆杂文的代表。
在抗战前期的《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杂文里，《解衣衣战士》（纶）中进行了这样的对比：抗日军人在受伤之后缺少棉衣棉被御寒，而在酒楼上大吃大喝的食客却穿着皮大衣，最后“希望这些在后方享乐的人们”，“本着解衣衣人的大义，为伤兵们解除些苦痛”，由此而进行社会批评。在《“养肥了再杀”》（吉光）中通过养鸡的故事来揭示卫道者的官本位教义：肉食者们“不但要被吃者甘心供献自己的血肉，作为‘报恩’的礼品，还要自写供状，认为‘死’是对自己的栽培，求之不得”，由此进行文明批评。在《真理不是掩得住的》（吉）、《屠刀与金子》（汉）、《恨煞秦桧》（宰）、《拜伦的告诫》（企）等杂文中，主要是对抗战中出现的压制言论、消极抗战、卖国求荣、迷信强权这些政治现象进行批评的，而在《论“土地之盐”》（何其芳）中，则直接提出知识分子在抗战之中应该“是更容易走向革命一些的”，所以，“一个新的知识分子起码应该会正确地处理他的私人问题”，这就涉及到知识分子如何政治改造的现实问题。
进入抗战后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杂文，各种批评继续进行，其中政治批评的火力更为猛烈。《先知》（艾青）中认为俄国诗人普式庚是“民主政治的渴求者”，因而“在这新的世界上，作为先知的诗人普式庚，从千百万人民中，领受了和它的伟大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同样的永远的怀念，和至高的敬仰”。《两种迷信》（林乃英）中指出迷信以武力对付《新华日报》不能奏效之后，又求助于另外一种迷信：“说是如果还看《新华日报》，就要遭神谴，七孔流血而死云云。”由此可见，越是临近抗战的胜利，政治民主如何得到保障，也就越发是成为一个必须面对并且予以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二节 报告文学
较之其他散文体裁，报告文学主要对战时生活的焦点与热点进行及时描写，因而抗日战场上战况的进展成为报告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特别是抗战前期，通过主要战役的描写来尽可能地展示战争逐步扩大的实际进程，与此同时，后方对前方进行积极的支持也成为抗日战争全景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进入抗战后期，国内战场与国际战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正义之战中迎来最后的胜利。
《卢沟桥畔》（长江）对战斗场面与战斗过程进行了概括性的报告，之所以这样，也就在于对于整个战况的了解主要是通过采访完成的。不过，对我军在抗击日军进攻之前准备的不足，倒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报告，并进行了对比：“此次冲突，日方兴师动众，范围甚广，其后方为丰台、为天津、为沈阳、为高丽、为其本国，而迄今日止，我们之后方为宛平县之第六区，且此区区之一区亦非有组织有计划者。”在战争准备不足的情况，中国军队的忠勇精神与中国民众的牺牲精神，支持着卢沟桥畔抗战的继续进行，进而为全民抗战提供了精神导向。由此可见，报告文学在对战况进行纪实性描写的同时，也在发挥新闻评论的引导作用。
不过，报告文学毕竟是文学创作。继“七七”事变在北方的卢沟桥爆发以后，“八？一三”事变在南方的上海爆发，中国军民英勇抗击日军进犯的全过程，在S.M.的具有连续性的报告文学作品《闸北打了起来》、《从攻击到防御》、《斜交遭遇战》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展现。不过，这些报告文学作品的具体写法，由于描写的对象不同，因而是各有不同的。在《闸北打了起来》中，通过一个中国排长的亲自叙述，以“我”的视角来进行有关上海军民积极备战，直到最后与日军在“闸北打了起来”的纪实性描写，给人一种亲临战场的真实感。而在《从攻击到防御》中，以第三人称来讲述“闸北之战”的全面展开到最后撤出，充分体现了在敌强我弱的状态下，“战略上采取的是消耗战，战术上采取的是决战防御”的抗战原则，再加上“我们底空军，常给敌人夜袭”的陆空一体化作战，从而也就显现出中国抗日战争所具有的现代战争性质。在《斜交遭遇战》中出现了一位讲故事的军人，以具体的战例来解说什么是“斜交遭遇战”――敌我双方在运动状态中，进行不期而遇的遭遇战，其关键是如何把握战机。这个遭遇战的故事证明，要想取得胜利，把握战机的制胜前提就是高昂的士气，也就是要有“不要命”的勇气，在李连长带着弟兄们向日军发起冲锋之后，我军在遭遇战中战胜了日军。这就表明，“两军相逢勇者胜”的中国智慧正是“斜交遭遇战”的制胜根本。
《闸北打了起来》、《从攻击到防御》、《斜交遭遇战》，不仅以较长的篇幅来进行文学性的战场报告，这在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中是少见的；而且以其立足于文学的报告，与新闻的通讯区分开来，促使议论性的分析将被文学性的描写所取代。这一文本的示范作用是非常明显而直接的，所以在《台儿庄血战》（长江）中，就出现了对新闻通讯的文学偏离，开始对整个战役进行纪实性描写，并且避免大发议论，以战役胜利的事实来证明“以运动战为主，而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为辅的战术原则”――“我们第二期作战新战术思想新实验的大成功”。这就是以报告文学的方式来及时地显现出中国抗日战争在全面地发展。
前方的胜利与后方的大力支援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为了打破日军的封锁，争取国际援助，打通国际交通线的战役在云南与缅甸的接壤处展开。后方人民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血肉筑成的滇缅路》（萧乾）中提供了这样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九百七十三公里的汽车路，三百七十座桥梁，一百四十万立方尺的石砌工程，近两千万立方尺的土方，不曾沾过一架机器的光，不曾动用巨款，只凭二千五百万民工的抢筑：铺土，铺石，也铺血肉”。滇缅公路就是在短短的时间内由“千千万万筑路罗汉”用血肉筑成的，是现代的万里长城。在这“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上，难度最大的是筑桥。于是，仅仅在《一？六号桥――滇缅公路是怎样筑成的》（木枫）中，就可以看到正是民工们以生命的牺牲为代价才“筑成”了这“一？六号桥”。这样，“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在滇缅公路上成为如此惊人由又如此惨烈的现实。
当然，更多的生命将牺牲在前方的战场上，后方人民踊跃参军杀敌，构成一道又一道血肉筑成的“新的长城”。在《伟大的离别》（蹇先艾）中，呈现出欢送“壮丁入伍”盛大集会的一派热闹景象，前来送行的亲友和其他民众一样，“都觉得从军是当然的事了”，所以他们的脸上“连半点离别惘然之色没有”，而壮丁们更是表示：“我们这回到火线去，一定要多杀几个日本鬼子，这才对得住大家，才不负大家的期望。”在这样高涨的抗战觉悟与热情之中，胜利的日子终将到来。
进入抗战后期以来，中国战场成为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远东战区，从国内战场到国际战场，相继发动了一系列战役，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战争场面。这样，对于报告文学的写作来说，也就意味着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与更为多样的视角。在《战长沙》（徐盈）中，通过中国武官陪伴同盟国的武官和记者到长沙进行战场考察，来自美国的武官称赞长沙大捷“是同盟军成立后在太平洋方面的第一次大胜利，这一点，我们都是知道的，这是一次非常大的胜利”。对此，长沙的司令长官作出了这样的呼应：“我们中国兵是能打胜仗的，我们不单在国内，我们还能在国外作战。假如我们再经过严格的训练，尤其是有精良的武器，我们到国外去一定帮助你们打胜仗”。
中国军人的誓言很快就变成了行动。随着印缅战场的开辟，中国军队跨越国境，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对日作战。在《密芝那像个罐头》（黄仁宇）中，以“我”的亲临战场参加战斗而后负伤的经过，来写出战斗的激烈与险恶；而在《于邦之捷》（煦东）中，仍然是“我”在讲述如何作战到胜利，不过，是根据记者的采访而写成的，注重对作战背景与作战过程的展示。在《雨的世界》（吕德润）中，通过对热带雨季中的战场进行亲身体验，从生存环境的角度写出了战争的严酷与军人的坚韧。在《滇缅边界国军会师经过》（严绍端）中，描写了“离开祖国已经有两年多的”驻印军，与来自祖国的远征军在滇缅边境，进行“云雾中会师”――“一片欢叫声里，大家隔着国界线，在弥漫的云雾中相互紧紧的握手，这是一次历史的握手啊！”
从国内到国外，中国军队的浴血奋战在表明胜利来之不易的同时，也在预示着最后胜利的必将到来。这不仅需要前方将士付出流血牺牲的生命代价，而且也同样需要后方人民承受流血牺牲的生命代价。于是，有更多的人，从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来自觉地进行文学的报告。
陪都重庆的人民，正是在日机大轰炸中经受住了流血牺牲的严峻考验，于是，就有了《在轰炸中》（白朗）的悲愤，《炸后》（安娥）的焦急，所有这一切都化为《五四之夜》（老舍）中这样的情景与思索：“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的走，救火车飞也似的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散漫惯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像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血与火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和气度！”
这样的力量和气度，在陪都重庆之外各个战区的人民身上表现出来。在《距离》（贾植芳）中，“我”看到正是“军民合作”的现实，消除了军队与老百姓之间的隔阂。在《从湘北前线归来》（宋美龄）中，“我”也看到“士兵与民众之间，现在莫不互相信赖，共同合作。士兵经常地帮助农民们从事耕耘，当敌人快要接近的时候，农民们就帮助军队摧毁公路，和破坏一切交通”，这是因为“人人知道我们所以要抗战的理由，以及敌人侵略我们的目标”。
这样的力量和气度，在沦陷区的中国人民身上也体现出来。在《汉奸的儿子――纪念一个英勇孩子的死》（谢冰莹）中，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放火烧死了日军联队长和为虎作伥的汉奸父亲，最后“从容就义”。在《归汉记》（马元放）中，一个“被敌伪劫持”的中国人，“总计在沪宁两地，被囚系的时间，历三年二个月又三日，现在回到陪都，回忆以前种种，好像一个很长的恶魔猛兽艰苦奋斗的噩梦。”必须写出自己这样的亲身经历，来“告慰”关心我的“一般亲友”，“并为我自己留一点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