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的重庆小说
第一节 小说的史诗建构
1936年底，在重庆创刊了第一份以发表小说为主的地方性文学月刊《春云》。《春云》的出现，对于重庆文学来说，不仅表明重庆现代文学创作已经开始了从业余到专业的过渡，而且也为重庆现代文学尤其是小说在抗战时期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本地文化资源。一年之后的1937年12月，《春云短篇小说选集》《春云短篇小说选》收入小说10篇，约8万字，计124页，由《春云》月刊编辑部编辑，重庆春云社发行，今日出版合作社总经售。出版，其《序言》中就这样写道：“本刊成立至今，恰好一年。所贡献社会者，与拥有全国读者的权威刊物相较，所发生的影响，所取得的成果，远不及他们。但，在四川这个环境中，却算得是文艺战线上一名坚强的战士，不管别人的侮誉，我们，总本着时代的需要而努力。”
这就表明，重庆小说的现代发展，仅仅依靠本地青年作者的创作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与整个中国小说的现代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于是乎也就需要强化与外地成名作家之间在创作上的全方位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彼此之间形成面对面的文学交流，通过以外地作家为中介来汲取来自重庆以外的中外文学的现代资源。正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提供了一个有利于迅速展开全面交流的历史契机，促成了陪都重庆的小说发展突飞猛进，展示出中国现代小说区域发展的时代高度。
《春云》作者群中的李华飞在1937年7月23日写成的《博士的悲哀》被认为是抗战全面爆发以来第一篇与抗战有关的小说。但是，《博士的悲哀》所要“暴露与讽刺”的，主要是国人固有的奴才意识经过所谓留学美国的洋化之后的种种表现，并且在抗日战争所引发的爱国热潮之中的个人心理畸变，因而导致亡国奴“博士的悲哀”这样的结局。所以，《博士的悲哀》也就不同于1938年4月发表的《华威先生》。后者所进行的“暴露与讽刺”，是直接“速写”某些中国官僚自视抗战领导中心的卑劣心态，与企图压制民众抗日且又包而不办的丑恶行径，从而引发了由国外而国内的普遍关注。事实上，这一普遍关注的现象的发生自有其内在的深刻而多样的社会政治原因，而且一直左右着对《华威先生》的文学史评价。
这就表明，抗战时期的中国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要求着小说能够发挥宣传抗战与艺术审美这样的双重功能，因而小说作者被迫进行如同老舍当时所说的，“既是艺术的又是宣传的”两难选择。在抗战爆发之初，从全国小说创作来看，的确出现了宣传抗战压倒了艺术审美的公式化写作现象，致使小说创作流于所谓的抗战八股式的抗战宣传。不过，面对要宣传还是要艺术的两难选择，对于《春云》作者群来说，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中国西南部的抗战大后方，虽然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战火的袭来，并且在风云变幻之中常常会有感而发，但毕竟保持了小说叙事对战时生活进行艺术审美的如实描写，尚未转向为宣传抗战进行急就章式写作的小说“速写”。
所以，《春云》作者群中的另一位作者金满成，在同样收入《春云短篇小说选》中的《中日关系的另一角》中，展现了从良心出发来爱国的中国人的英雄行动，顶着国人眼中既娶了日本老婆又同日本人经常打交道这样的汉奸嫌疑，偏偏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唤醒那些没有丧失良知的日本士兵放下杀人的武器，从而就显现出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与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对于中日两国关系的可能影响。由此可见，《春云》作者群从抗战伊始，就能够以比较开阔的眼光，来关注战争风云，不仅要揭示出抗战时期生活在大后方的国人可能存在着亡国奴心理的精神表现，而且更显现出抗战时期战斗在前线的国人企盼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反对侵略的精神追求。
当然，《春云》作者群进行如此的小说创作，并不能证明重庆现代小说在进入抗战之初，就已经达到了小说创作的全国水平。恰恰相反，上述创作仍然显示了中国小说创作在抗战之初艺术水准的普遍下降，即使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所主办的《抗战文艺》也不例外。由于《抗战文艺》在《发刊词》中“强调文艺国防”，因而所发表的小说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是宣传抗战的成分超过艺术审美的要求。这就表明，拥有所谓权威地位的文学刊物，如果仅仅着眼于文艺服务于抗战，而放弃对于文学审美的艺术追求，也会在有意与无意之中促成宣传与艺术的二元对立的创作局面的出现。实际上，对于小说创作来说，如此二元对立往往会导致个人创作在小说的失败与小说的成功之间来来回回地波动。这一点，在抗战时期来到重庆的外地作家的个人创作之中显得尤为突出。
在抗战时期来到重庆的外地作家中，尤为具有代表性的是茅盾、巴金、老舍、张恨水等人。这不仅因为他们在抗战之前的中国文坛上都已经是知名作家，在重庆进行的小说创作无疑会扩大重庆现代小说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学影响，而且更因为他们在重庆进行小说创作的成败得失，恰恰能够体现出抗战时期重庆现代小说发展的一般趋向来：即从宣传抗战的小说报告文学化的个人失败基点上，开始转向艺术审美的小说史诗化的普遍成功，由此才有可能通过个人创作来促进重庆现代小说的战时发展。
茅盾自从在抗战之初匆匆中断了“报告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之后，再一次暂时放弃了“腰斩”长篇小说的习惯，在香港终于写成并发表了《腐蚀》。《腐蚀》的创作虽然与重庆没有任何直接关联，但为了证明其内容是来自生活的纪实性作品，茅盾在小说中以“小序”的形式标明日记体的《腐蚀》源自重庆某防空洞中发现的一本日记。与此同时，茅盾在该作品的《后记》中也承认之所以要给予女主人公以“自新之路”，也就在于“在当时的宣传策略上看来，似亦未始不可”。这样，坚持小说创作既要纪实又要宣传的茅盾，要继续进行长篇小说的个人创作，也就难免陷入了自设的困境，于是，在1942年12月来重庆之前，茅盾在桂林不得不“腰斩”了《霜叶红似二月花》，而到重庆之后还是要对《锻炼》一再自行“腰斩”。反倒是茅盾在重庆创作的短篇小说能够摆脱纪实与宣传的双重限制，一方面写出了源于圣经旧约的《参孙》，在故事新编的叙事之中激励与敌偕亡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又写出了来自战地生活的《报施》，在好心好报的虚构之中推崇为国奉献的平凡英雄，从而面对战时生活来进行与抗战有关的小说叙事。在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论著之中，无论是专论，还是教材，对于茅盾所写出的似乎与陪都重庆有关的长篇小说《腐蚀》往往给予过高的评价，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浮于表象的误认，因为与陪都重庆战时生活紧密相关的个人感受，事实上，正是出现在茅盾此时在陪都重庆写作的短篇小说之中。因此，如何认识茅盾对陪都小说发展的个人影响，理应是从他此时的小说创作出发来加以重新把握，而不是囿于其文学盛名而导致偏见的文本延续。
巴金到重庆之前，在上海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激流三部曲”中的《春》与《秋》的创作，此后离开上海来往穿行于昆明、桂林、重庆之间，写成了自认为是失败之作的《火》的系列性长篇小说，并且在从第一部到第三部的所有《后记》中，都一再指出《火》的写作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自己要从宣传出发来进行小说叙事。于是，汲取了《火》的写作失败教训的巴金，终于能够下定决心结束长期的单身流浪生活，在1944年5月结婚之后，从贵阳到重庆长住。在重庆，巴金凭借自己所熟悉的战时生活，先后完成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的写作，成为其小说创作再度走向成功的起点。显然，无论是《憩园》对“激流三部曲”反封建主义主题的不断深化，还是《第四病室》对大后方战时生活的亲历性展示，这些写成并发表于重庆的中篇小说，在促使巴金小说重新保持创作个性的独立性的同时，更是促成了长篇小说《寒夜》的开始创作，巴金由此而再次进入了小说创作的高峰期。《〈火〉第三部后记》，《火》第三部，重庆开明书店1943年版。如果巴金没有在陪都重庆渡过较长时日并迎来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也许也就不会写出能与《家》相媲美的《寒夜》，而人们往往比较忽略在陪都重庆的战时生活对于巴金个人生命历程中的至深影响这一点，而更多地去论及《寒夜》所牵涉到的城市生活之中的政治表象。
1938年8月，老舍随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从武汉迁来重庆；1946年2月，老舍接受了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赴美讲学之邀离开重庆出国，其间整整在重庆生活了八年。老舍不仅像茅盾一样，腰斩过从1938年初开始写作的长篇小说《蜕》，而且也像巴金一样，在1943年写出了自认为是失败之作的《火葬》。与此同时，从1939年到1942年，老舍还留下了一段长达四年之久的小说创作的空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个人创作现象，也许正如老舍自己在《我怎样写〈火葬〉》中所说的那样：“它的失败不在于它不应当写战争，或是战争并无可写，而是我对战争知道得太少”，因此“我应当写自己的确知道的人与事。但是，我不能因此将抗战放在一旁，而只写我知道的猫儿狗儿”。事实上，老舍在1943年重新开始小说的写作之时，不仅写了与战争有关的《火葬》，而且还写了与大后方生活有关的一些小说，从短篇小说《一筒炮台烟》到中篇小说《不是问题的问题》，对中国人的文化人格重建进行了前瞻性的审美观照。也就在1943年11月，老舍的家人辗转逃难从北平来到重庆，这就使得老舍能够了解并体验到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市民的生活，从而进行《四世同堂》的创作。从1944年11月10日开始在《扫荡报》上连载，良友复兴图书公司1946年出版单行本。在陪都重庆长达八年的战时生活，不仅使老舍能够更加深入地去体味中国文化人格的正负两面，而且也使老舍能够更加开阔地去感受平民百姓战时精神面貌的区域演变，从而使其小说视野得到空前的拓展并进入个人创作的第二次高峰。这就有必要对老舍与陪都重庆有关的小说创作进行重新评价。除了对古都北平的市民生活“的确知道”之外，老舍毕竟在重庆生活了八年，对于流亡到陪都重庆的北平市民的日常生活也同样是“的确知道”，所以，在美国讲学期间，老舍创作了长篇小说《鼓书艺人》。
张恨水的经历与老舍相似，从1938年底到重庆，到1946年初离开重庆，在重庆也生活了八年之久。从张恨水初到重庆发表的短篇小说《证明文件》来看，该小说描写了一位“纯粹的艺术家”的教员张竞存先生如何被委任为游击支队长的经过，依然带有浓厚的报告文学色彩。随后发表的中篇小说《巷战之夜》（又名《冲锋》、《天津卫》）则叙述了张竞存先生如何率领部下与天津军民一起，与日寇浴血奋战的经历，同样也带有纪实报道的特点。这就表明，作为报人的张恨水所进行的夫子自道式的小说创作基点，已经从社会言情的通俗小说转向与抗战有关的纪实小说。不过，等到对大后方生活熟悉之后，张恨水以报纸副刊连载的方式，从1938年12月到1941年4月在《新民报？最后关头》陆续发表了《八十一梦》。尽管《八十一梦》被人视为长篇小说，但事实上不过是名为长篇而实为短制的系列短篇，在故事新编之中对以陪都重庆为文化政治中心的大后方，进行从官场到商场的官商一体统统加以现形的寓言式叙事，其政治讽喻的社会反响引发了有关当局的暗中干预，致使“八十一梦”梦断于第十四梦，而对《八十一梦》的文学史评价也往往据此而论，似乎没有更多地看到它在艺术上的浮躁与粗糙。梦断之后，从1941年5月到1945年11月，张恨水随即在《新民报？最后关头》上连载《牛马走》（1957年出版时改名为《魍魉世界》），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来揭示在“中华官国”如何转变为“中华商国”的过程之中，在为金钱奔忙的国人与为民族解放效力的国民之间，所呈现出来的从日常行为到文化心态的种种差异，从而成为对于抗战时期大后方生活的一个侧面上的暴露与讽刺。较之其他通俗小说作家，张恨水之所以能在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享有一席之地，主要是因为对其在陪都重庆发表的小说进行政治化解读所导致的。实际上，应该将张恨水在陪都重庆的小说创作置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过程中来加以重新审视，由此而对现代中国的通俗文学进行文学史的再次定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在重庆生活过的外地作家为数不少，或者是长期居留，或者是暂住一时，对于他们所写作的众多小说来说，较能引人关注的就是他们笔下的重庆形象。首先是在重庆生活的所见所闻进入了他们的小说视野，尤其是重庆独特的山川景象和城乡风貌成为小说描写的对象，从《山下》（萧红）奔流的嘉陵江，到《过年》（茅盾）时逛到过的精神堡垒；从《南温泉的疯子》（草明）居住的南温泉，到《春》（徐）袭来的乡间小店，显露出重庆生活对外地作家进行小说创作的外在直接影响。其次是在重庆生活的所感所思融入了他们的小说叙事，特别是重庆当下的战时境遇与抗战氛围激发出小说创作的热情，日机狂轰滥炸重庆不仅引出了揭露大后方征兵弊病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沙汀），而且进入了表达日本人民反战情绪的《梅子姑娘》（谢冰莹）；远离重庆奔赴前线不仅留下了坚持抗战到底的《婴》（梅林），而且传达了祖国高于一切的《遥远的爱》（郁茹），表现出重庆生活对外地作家进行小说创作的内在间接影响。能够将重庆形象的内外两面影响融合起来的外地作家，并且在小说叙事中呈现出抗战以来重庆小说所达到的史诗高度的，可以说是巴金的《寒夜》与老舍的《鼓书艺人》。
较之外地作家，本地作家主要是在重庆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作家。在这些青年作家之中，既有着土生土长的重庆籍作家，也有着随着流亡潮而来的外省籍作家。抗战时期的重庆生活不仅为他们进行小说创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个人动机和现实契机，促成他们开始去描写战时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更是为他们进行小说叙事打开了前所未有的个人眼界和历史视野，促使他们去追溯中国文化的根根底底，从而以他们自己的独特视角，来观照抗战时期复杂多变的国民灵魂：城里人与乡下人、市民、农民、工人、艺人、船夫、纤夫、官员、职员、教员、演员等。在众多人生角色扮演之中，从南到北又从西向东的全中国男男女女的内心世界，通过战时生活中人生场景的不同放大，所能展现出来的――人性的错位与张扬，人心的延宕与决断，人情的压抑与膨胀，人格的颠倒与追求――从文化意识到文化心态的不同层面上来进行民族复兴那曲折而复杂的全过程。
对于抗战时期重庆出现的土生土长的青年作家来说，他们浸润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文化之中。重庆形象内化为进行小说叙事中的个人动力，在描写重庆战时生活的同时，更是将审美的生活视野扩大到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他们中较为突出的是刘盛亚。刘盛亚不仅在南京、北平读过中学，而且到德国留过学，先后写出了揭露德国法西斯主义专制暴行的《小母亲》，展现北平京剧女演员在抗战前后悲剧生涯的《夜雾》，最后又写出在沦落中张扬女性本色的城市女性传奇的《地狱门》。小说叙事的视线从外向内地收敛，重庆形象内在影响也就越来越浓厚地在小说中彰显，从而也就表明个人生活视野的开阔总是离不开重庆形象这一个人生活的根。
对于抗战时期流亡重庆而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来说，他们被迫离开故乡而长途跋涉，重庆生活给予他们以希望和绝望并存的双重感受。重庆形象在引发了小说叙事的个人欲望的同时，更是激发了小说叙事的个人批判。他们中尤为突出的是路翎。从下江人的少年路翎成长为重庆人的青年路翎，在失学与失业的生活窘迫之中开始了小说的书写，从《“要塞”退出以后》到《卸煤台下》，流亡生活的印象逐渐为重庆生活的现实所替代，而从《饥饿的郭素娥》到《财主底儿女们》，对于原始生命强力的女性追溯转向现代文化人格的青年重塑，由此而显现出已经不断渗入小说之中的重庆形象。小说叙事的挖掘从现实表象向着历史底蕴的深入，从而也就表明进行个人文化批判需要展开由重庆到故乡的文化寻根。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无论是本地作家，还是外地作家，无论是成名作家，还是青年作家，他们在重庆所进行的小说创作，不仅促动了重庆现代小说的迅速发展，在全面展现战时重庆生活的叙事之中，促使重庆形象得以融入中国现代小说的审美视界；而且更是促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正常发展，在完整显现战时中国生活的叙事之中，促发了民族文化反省以进行国民精神的审美重建。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抗战时期的重庆现代小说，在表明重庆现代小说进入空前繁荣的发展阶段的同时，也拥有了中国现代小说在这一时期中的主导地位，从而使重庆现代小说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全国典范。
这首先就在于，抗战时期的重庆现代小说在不仅重视进行与抗战有关的小说叙事，而且也同样注重展开与战时生活相关的小说叙事，进而在对战时生活进行的小说叙事之中，更为明显地表现出小说纪实与小说传奇的分野来，扩大了小说叙事的想象空间和审美视界，不再局限于战争风云的事件性纪实，而是充分展示战争阴云笼罩之下的理想性传奇。从《风萧萧》（徐）到《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无名氏），无论是波澜起伏的间谍生涯与爱情角逐，还是如风似烟的异域恋情或本土悲情，所展现的无非是从沦陷区到抗战区，青年男女之间的情感战争即使是在血与火的战火之中，仍然能够超越战火的浓浓硝烟而化为战时文化条件下的个人生活追求。如果说，对于《风萧萧》这样的小说传奇能够得到从社会传播到文学史的一致认同，那么，《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所引发的从社会传播到文学史的不同评价，主要原因就在于《风萧萧》是以中日间谍活动来作为情感战争的叙事线索，而在《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中，男女之间的恩恩怨怨，则越来越远离甚至脱离了抗日战争这一当下的叙事场景。由此可见，小说叙事是否与抗战有关，之所以能够成为从现实到历史的一种评价标准，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小说传奇的评价难度实际上要大于小说纪实的文学史现况。尽管如此，必须指出的就是，以小说纪实为主的小说叙事是抗战时期重庆现代小说的基本特点之一。
其次，抗战时期的重庆现代小说在小说叙事中趋向小说纪实，一开始是由于受到了文学服务于抗战这一战时需求的直接影响，对抗日战争的进程和战争场面进行全面的纪实描写。不过，通过小说叙事进行有关战局与战况的如实报道，即使达到了小说正面宣传抗战的目的，也仍然削弱了小说艺术审美发展的文本基础。随着抗日战争的持久展开，小说叙事从满足现世性的正面宣传开始逐渐转向现实性的艺术审美。1940年底，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对抗战长篇小说进行评选，《春雷》（陈瘦竹）即为评选出来的两部佳作之一。《春雷》的作者就是从重庆的报纸上看到有关“江南我人民自卫均极为活跃”的报道，在“调查实细”之后，通过艺术虚构来“表现日寇和汉奸的暴行，表现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斗争”。因此，《春雷》实现了这样的小说叙事目的：“故乡的无名英雄的这段事迹表扬于世界，不致湮没，或能予别地方的战士一点鼓励”，故而很快就改编为话剧《江南之春》在各地演出，扩大了小说文本的艺术影响。《春雷》从现实出发的小说虚构，不仅打破了拘泥于事件报道的小说叙事的宣传困境，而且更是成为预示着小说纪实进入小说叙事的史诗追求的一声艺术春雷。从此以后，无论是成名作家，还是青年作家，纷纷着眼于整个战时生活，进行着更为广泛而又更为深入的小说纪实，于是，小说叙事的史诗追求终于成为心灵史诗的小说现实。这样，抗战时期的重庆现代小说在进行史诗建构的同时，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现代小说的典范之作，代表着抗战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艺术高度。
第二节 中短篇小说
抗战以来的重庆中短篇小说在叙事之中，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倾向：第一，从抗战初期对于战争风云的特别关注逐渐转向对于战时生活的全面关心，到抗战后期也就展现出越来越宽广的审美视野与越来越丰富的叙事题材；第二，由抗战初期对短篇小说创作的推崇逐渐转向中篇小说创作的大量涌现，到抗战后期也就显示出越来越多样的个人叙事与越来越自由的艺术创新，从而在相辅相成之中趋向小说叙事的史诗性追求，在表现出重庆现代小说进入战时大发展的同时，更是体现出抗战时期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方向。
王平陵的《荒村之火》是抗战初期重庆小说创作中比较出色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不仅选取了日寇占领之下，中国人由开始的表面屈从到最后的以死抗争这一转变过程，来展示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而且更是通过对敌我双方在战争状态下的不同心理感受，来揭示日军偶然流露出来的厌战难以掩盖其凶残的兽性，而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屈从则无法取消其顽强的斗志，正是这一战争心态的中日差异从根本上显现出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尤其是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
所以，小说一开始就渲染了一场“大规模火葬”式的大屠杀所造成的恐怖气氛：“一股阴森的鬼气，散布在这死城的每一角落，凄风彻骨，扬起破瓦的积雪，地上的血迹，砍断了头颅的残尸，因为失去慈爱的母亲，在极度恐惧中冻死的婴儿……”这是日寇铁蹄践踏之下中国沦陷区的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缩影。面对如此战争惨状，一些日军士兵产生了厌战的情绪，而日寇用来对付它的竟然是命令汉奸组织“慰劳院”。
小说对于汉奸的描写没有简单化，而是通过一个对话的场面，生动地画出维持会长一方面尽量维持，另一方面又全力保命的汉奸嘴脸。作品描写维持会长在向日寇反映日军奸杀中国妇女遭受日寇打骂之后，为保住自己性命不得不在三天之内完成组织“慰劳院”的任务。随后又通过维持会长带领日寇到自己故乡葛家村抓中国妇女的罪恶行动，将小说叙事引向了中国人火山爆发般的反抗。这样，汉奸的出场，实际上成为小说结构上的叙事连接点：战火从城镇燃烧到乡村，必然引起更为惨烈而普遍的抗争。
尽管葛家村的村民们已经下定决心进行抗争，“决定把年轻的妇女设法躲避，壮丁队握持武器，潜伏在村的四周，把守着要道和桥梁，必要时，联络邻村的壮丁队，助长他们的声势”。但是，村民们对于日寇的残忍还没有亲眼目睹，同时还只是把日寇视作当年的“长毛”，以为只要“举行敬神谢鬼的盛典”这样的欢迎，就可以避免日寇的蹂躏。可是，维持会长面对村民的质问，在良心发现之中的茫然失措，反而促使日寇的兽性大发，对前来欢迎的村民们大打出手，残杀村民。于是，“愤怒点燃了荒村的烽火”，从老头子到壮丁，从男人到女人，都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广阔的原野，沸腾着杀鬼子的声音”。这是一场空前悲壮的战斗，“鬼子兵终于在无数的草鞋的脚底，被踏成了泥浆”。
不用说，村民们不仅在前仆后继之中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而且还要以焚烧自己家园的行动来表示与日寇抗争到底的决心――“决定在同一个时间一齐放火”，因为“他们决不愿在人家的旗帜下作顺民，他们宁愿在青天白日的旗子下做一个无家可归的难民。”王平陵：《荒村之火》，《文艺月刊》第2卷第9―10期合刊，1939年1月1日。这也许可以说是《荒村之火》所带有的某种人为的抗战宣传色彩。不过，通过小说叙事所展示的正是中国人民宁死不屈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只有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才有可能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荒村之火》对于战争场景的过程展示，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以其如此短小的篇幅完成了对于战争本身的多方面纪实性描写，实际上也就表明了小说叙事在抗战时期发展的可能方向来。所以，《马泊头》（青苗）自然会写出乡下人在面对侵略战争袭来，从恐惧转向愤怒这一中国民众的普遍觉醒过程，从而显示出在坚持抗战到底的同时进行民众动员的必要性。应该看到的是，民众动员的目的就是抗日战争必须成为全民抗战的正义之战。然而，全民抗战的现实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怪现状。所以在《乔英》（梅林）中，采用正邪人物两相对照的多种写法，在揭示出抗战热潮之中的少数“荒淫无耻者”的丑恶嘴脸的同时，颂扬了无私奉献的爱国女性的崇高精神，使小说叙事达到挖掘人心的深度。
由此可见，短篇小说的纪实对象已经从沦陷区转向抗战区，而处于抗战大后方的重庆也开始进入小说叙事的视野。具体而言，也就是从在重庆进行抗日战争的小说纪实，已经转向将重庆包容进战时生活的小说叙事之中，毕竟战争仅仅是战时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逝影》（无名氏）中主人公在回忆故乡多年来死水一样平静的生活，是如何被抗战的炮声打破的同时，更是认为抗战是？铸民族的大熔炉，而自己的老师就是以个人的牺牲来唤起民众的普通英雄。尽管这一回忆是由“山城重庆的灰雾”之下生命的跃动而引发的倒叙，但是，主人公房间中出现的“那盆暗绿色仙人掌”，以其倔犟的形象象征着抗战意志的普遍存在。在这里，重庆形象，特别是山城意象成为小说主题显现的叙事背景。
不过，重庆形象也有一些颇为离奇的艺术显示。草明的短篇小说《南温泉的疯子》讲述了重庆南温泉的一个善良而愚笨的本地男人，如何在妻子的哄骗与虐待之中成为疯子的故事。这个来自重庆战时生活中的不幸故事，与仙境一般的南温泉形成强烈的对照，而敌机的不时轰炸，更是在赋予疯子的行为以喜剧性的同时展露出疯子生存的悲剧性。小说对于南温泉的仙境越是进行渲染，反倒越发凸显了疯子的人生悲剧。小说叙事本来应该到此为止，可是，小说的结尾偏偏要引向“逼人发疯的社会”的结论。这也许跟外地来渝的作者急于在小说中对重庆人的生活评头论足有关，而忽略了本地风土人情对于重庆人的生活的固有影响。尽管存在着种种难以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重庆的山光水色能够直接融入小说文本，毕竟促成了山城意象在重庆小说叙事之中从隐隐约约到越来越鲜明的浮现。
较之在文学史上默默无闻的《荒村之火》，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则是抗战小说中颇为轰动的代表作，特别是其小说讽刺的锋芒直指大后方征兵制度的弊端，尤为受到诸多文学史家的青睐。在此姑且不论《在其香居茶馆里》的政治批判性质，仅就其艺术水准而言，应该承认的确是达到了小说讽刺艺术的战时高度，尽管讽刺的锋芒过于外露而不够内敛，致使小说文本的蕴涵不够深厚。不过，《在其香居茶馆里》的讽刺不仅基于大后方战时生活的真实事件，而且与重庆的战时生活有关。据作者回忆，这是他将当年在重庆“跑警报”时听到的真实故事写成了小说。
有关大后方征兵制度的弊端成为整个抗战时期小说叙事揭露的政治现象，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发表的《互替的两船夫》（田苗），仍然在展现重庆本地的船夫无辜被抽壮丁，还得加上一顶又一顶的政治帽子，以至于当壮丁倒成为一条逃脱迫害的“光荣”之路。这样，小说除了写出船夫的愚昧之外，更强化了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险恶。除此之外，同样在全民抗战的战时生活环境中，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投机分子，利用动员民众的机会来谋取个人私利，只不过，这些投机分子大多是与政府机构有着种种关系的各色人物。《受训》（寒波）中就描写了这样两个踊跃报名受训而又彼此倾轧，以便乘机向上爬的来自政府机构的老科员。但该作品叙事中的讽刺较为温和，带有含而不露的戏谑味道，因而倒别有一番意味，小说的讽刺艺术也就显现出多样发展的势头来。
全民抗战的热潮之中，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制度性弊病，但是，广大民众对于抗战的热情始终未减，越是艰苦越是要坚持到抗战的胜利。《招弟和她的马》（叔文）从儿童视角来侧写大后方的青年农民，如何为打鬼子而离家自愿当壮丁，接受训练随时准备上前线的爱国热情。正是在这样的爱国热情感召之下，小小年纪的妹妹招弟，从哥哥手中接过了家中仅有的那匹马，每天精心喂养，好让哥哥骑着上前线。招弟的这个梦虽然被贫穷击破，马被爸爸卖掉了。但是，招弟将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所有和哥哥一道打鬼子的“壮丁”身上。这样，招弟的天真单纯即使是受到战时生活困苦的挤压，也仍然折射出全民抗战的高度热情来，因为很难想象抗战前线的中国军人全是被抓去的而不是自愿上战场的。
这就进一步涉及到抗日战争的正义性问题。随着抗日战争的持久进行，侵略战争对日本人民也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引发了他们的反战情绪。《梅子姑娘》（谢冰莹）就写出了日本姑娘梅子在侵华战争所带来的家破人亡之后，受当局欺骗而被迫做了随军营妓，在觉醒之后与自己的恋人一起投奔中国军队，最后加入反对侵略战争阵营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关键就在于，梅子的恋人是日军飞行员，痛感什么是战争罪行而企图洁身自好，因而反战情绪也就成为两人相恋的现实基础。所以，梅子反对恋人参与对陪都重庆的狂轰滥炸，最后导致两人出逃，成为抗日队伍中的“两名英勇的战士”。在这里，重庆不仅是整个大后方的中心城市，更是整个中国的战时首都。日军的连年轰炸始终无法摧毁陪都重庆，更不用说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民族意志。可以说，重庆形象，尤其是陪都气象建构了小说叙事的时代大背景。
《婴》（梅林）通过一个详写婴儿出生与略写婴儿收养的故事，展现了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对于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它的存在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因此，正如婴儿的父母所留下的亲笔信中所说：“强壮的，年轻的，应该到前线去战斗；稚嫩的，幼小的，应该在后方生长”。应该看到，陪都重庆的战时生活也有着严酷的另一面。小说中婴儿出生的过程是异常的艰难，来自前方的父母不得不面临着种种“规则”的折磨。不过，人间真情终究还是胜过了那些不近情理的规则，婴儿顺利出生了，并且得到了从年轻护士到邻居老太婆的细心照料。在这里，相濡以沫的人间真情被战争放大，显现出重庆人与外地人之间的深厚民族感情根基。这或许是《婴》为什么要被作者加上这样一个副标题――谨以《婴》献给在艰苦战斗中的“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祖国――的最大原因吧。
这样的民族感情支撑着将全民抗战进行到底，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将为此而作出个人情感的选择。为了抗战，人们被割舍的不仅有骨肉亲情，而且也有男女恋情。这就是所谓的“生活就是战斗”！这是《黑玫瑰》（田涛）中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的谆谆告诫，也是整篇小说的题旨所在。不过，小说并不是据此题旨而进行随意虚构，恰恰相反，通过女主人公的绰号“黑玫瑰”来引出对于战地生活的回忆，由此而沟通男女之间的心灵，通过彼此之间的对话来展示后方生活对双方的影响，在进行情感的个人交流之中来展现抗战时期年轻一代的复杂心态。尽管对于个人生活道路的不同选择促成了这段战时情缘的中断，可是，小说结尾并没有落入俗套，反而是在男主人公对重赴前线的女主人公可能遇险的绵绵不绝的哀思中，以山川草木同悲的移情渲染，来意味深长地突出“生活就是战斗”的题旨。
事实上，抗战时期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不仅是来自前方的战斗者的根据地，而且是来自沦陷区的流亡者的战时家园。这些本地人眼中的外地人，被称为“下江人”。他们的到来，在促使重庆的战时生活显得多姿多彩之外，更是显现出本地人与下江人之间的文化差异来。同时，这一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实际上包孕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可能对立。因此，本地人与下江人的对举，实际上也就成为特定时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乡下人与城里人之间对立的翻版。
所以，萧红在《山下》中通过十一岁的小女孩“林姑娘”在短短时间内的心理成长过程描写，来折射出下江人的到来对于本地人在心灵上所造成的文化冲击。这样，从林姑娘欢呼雀跃“洋船来啦”开始，到林姑娘对“洋船来啦”的无动于衷的结束，整篇小说的叙事，以下江人的作者视角来讲述了一个关于重庆小女孩的故事，从而展示了有关本地人与下江人、乡下人与城里人、传统人与现代人之间，现实发生并且可能发生的心理差异甚至对抗，赋予了小说文本以丰厚的内涵，同时也就意味着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文化对立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而嘉陵江边凉爽的风与“带着甜味的朝阳”，在对重庆形象的诗情画意般挥洒之中，使其得到更加凸显。
当然，这样的文化对立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导致文化冲突，必须寻求一条现实的出路，来将这一文化的对立引向文化的融合，使之成为区域文化之间在现代意识诉求中的文化交流，以消融基于根深蒂固的地方文化而可能发生的个人文化对抗。于是，如何能够促进下江人与本地人之间的文化融合，实际也就成为此时的重庆小说叙事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春》（徐）通过下江人的记者与本地人的村姑相恋而成为一家人的故事，企图给出一个答案：必须在彼此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相亲相爱，才有可能消除彼此之间的隔膜而融为一体。在这里，“春”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字眼，不仅寄托着个人情感的家庭和谐，更是寄寓着全民抗战的胜利理想，而正是这样的胜利理想支持着家庭和谐。所以，《春》既是一个男女自由恋爱的现代故事，又是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传统故事，由此而展现出现代与传统之间在战时生活中进行文化融合的可能的一面来。
不过，无论是下江人，还是本地人，都是重庆人，而小说必须面对重庆人战时生活的常态来进行叙事。所以，无论是外来作家还是本地作家，都对重庆人的战时生活进行了相当密切的个人观照，来写出自己亲身感受与体验到的重庆生活。于是，在《过年》（茅盾）中，通过大年三十那一天，从主人公到全家在大街小巷的行走，写出了重庆人在战时生活中的困苦与无奈；在《后悔》（绀弩）中，通过父亲给思念自己的女儿写了一封信，更因为自己对女儿的善意说谎而自责，写出了重庆人在战时生活中的骨肉分离与亲情思念。同时，在《希望》（田涛）中，通过儿子一家从战地回来与乡下父母团聚，写出两代人之间的新旧隔膜难以沟通，同时也揭示出生活的未来将寄托在孙子们的身上；在《丰收》（木人）中，通过稻谷的丰收与抗战的胜利一并到来，写出它们在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同时更带来“谷贱伤农”的重演，因而战时生活的结束并不表明生活中灾难的结束。这样，从城市到乡村，从市民到农民，重庆人的生活全方位地进入了小说叙事的个人视野。
较之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容量更大，也就对战时生活，特别是重庆人的日常生活更具有包容度，展现出更为广阔的生活场景，进行更为深入的小说观照。这就是说，中篇小说的创作，不仅需要作家拥有更多的生活积累，同时也需要作家进行更多的创作积累。所以，至少可以说中篇小说在抗战后期的大量涌现，实际上是可以视为在短篇小说创作的基础上的一次厚积薄发。这一点，不仅对于诸多成名作家来说是如此，对于诸多新进作家来说更是如此，由此展现出由短而长的个人小说创作的一般倾向和这一倾向在战时生活条件下的更为突出的表现。只不过，对于成名作家来说，也许更重要的是个人的生活积累，而对于新进作家而言，首先需要的则是个人的创作积累。
所以，即使是在战时生活之中，也仍然能够保持住作者对于战前生活的记忆。这样，儿时生活的追忆一旦在《早春》（端木蕻良）中展开，就呈现出一种《红楼梦》中贾宝玉进大观园似的叙事效果：北国早春的到来，主人公的小男孩野外放风引发了性意识的萌动，由此而开始感受从乡村少女到富家主妇的女性魅力，透过野外景色与大户人家的对照描写，借助一朵“黄色的小花”的得而复失的串连，来折射出一种纯洁无瑕而略带苦味的稚嫩追求。这样的“伤春”情怀，是人之初都共同拥有的，因而“早春”所寄托着的那种对于纯真情感的个人求索，在战争阴影笼罩之下的日常生活中也就显得弥足珍贵。由此可见，一份真感情，是所有人在任何状况中都需要的，只要写出来，就能够打动读者的心。
这或许就是《北极风情画》与《塔里的女人》能够轰动一时、并且使其作者无名氏得以出名的最大原因。当然，无论是《北极风情画》，还是《塔里的女人》，都是将爱情故事与抗日战争以不同的形式联系起来，写出了战时生活中的恋爱传奇。唯其如此，更能满足读者的多样性的阅读需要。从《北极风情画》到《塔里的女人》，都是以“我”为旁观者来引入小说叙事，而故事的主体部分是以插入他人回忆的方式来展开小说叙事，从而使这两个作品具有结构上的连续性，实际上更有助于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北极风情画》以中国抗战为舞台，展现出来的却是一派异国情调的男欢女爱。在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城，流亡的中国抗联军人与波兰将军遗孤的俄罗斯少女之间发生着奇特的异国之恋。在这里，亡国之痛成为爱情悲剧诞生的催化剂。所以，这已不再是普普通通的男女艳遇，而是将个人情感根植在民族感情之上的如诗如画的人间风情。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最初在报纸上连载的《北极艳遇》最终以《北极风情画》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