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武夷山道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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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道通诸境(1)

宗教仪式与文化“返魅”——试析当代武夷山道教仪式中的民间性诉求

景欣悦

素有“奇秀甲东南”之美誉的武夷山不仅拥有山奇水秀、壑险谷幽的自然风光,同时凭借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成为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山、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地。奇绝秀美的武夷山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圣地,被列为道教三十六洞天的第十六升真元化洞天,道教文化资源颇丰。当下对于武夷山道教文化的研究已初具规模,然而,在现有研究成果【1】中却鲜有文章专门论述当代武夷山道教文化的传承以及武夷山道教的民间性特征。鉴于此,本文尝试以道教仪式为切入点,在梳理历史上重要的道教仪式活动的基础上,浅析当代武夷山道教仪式中的民间性诉求及其文化意义和现代社会价值。

作为我国的宗教名山,武夷山保存了大量的宗教文化资源和文化传统。唐宋以来,儒、释、道三教在武夷山彼此碰撞、融合,且长期并存,武夷山的宗教文化亦呈现出三教一体的复合型特质。而其中的道教文化无疑是发源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宗教文化。武夷山的道教文化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武夷山之命名与彭祖、武夷君等仙真之间关系的传说上。据《武夷山志》记载:“彭祖,陶唐时人,姓篯名铿。二子:曰武、曰夷。在昔彭祖,献尧雉羹。幔亭峰下,遁迹养生,茹芝吸露,颜如舜英。厥有二子,武夷得名。”【2】又如“武夷君,秦时有仙人下降,自称武夷君。传说仙人降紫云,飘然自号武夷君。乾鱼汉祀今何在,空有荒坛锁碧雯”【3】。此外,武夷山还流传着皇太姥采精、刘少公开山、控鹤仙人施雨等神仙传说,这些仙真也成为武夷山道教所崇拜的重要神祇。神仙传说不仅是武夷山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推动武夷山道教的发展重要的力量。在武夷山道教发展的历史中,这些神奇的仙真传说迎合当时帝王求仙问道的心理,“武夷君等神灵也成了帝王们求福祉、祈国泰民安的偶像。因此皇帝对武夷山格外优宠,屡屡赐赠,或诏扩宫宇,或赐钱、赐田产,或敕封武夷山神灵。据记载,仅宋代朝廷遣使赍香敬诣武夷山投送金龙玉简祭祀武夷君的活动就举行20余次。从此,武夷山道教保持较长时期的繁盛”【4】。

如前所述,武夷山古代道教在我国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唐宋时期,获得了繁荣发展。因此,在君王的敕封和扶植下,加之本身出众的自然条件和宗教地位——“福地洞天”,武夷山的道教宫观建设也是空前繁荣。历史上武夷山道观有108观之说,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冲佑观、止止庵、天上宫、桃源观、元元道院、灵峰观、会真观等等。道观的建设和发展不仅为道教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固定的场所和物质基础,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名道、贤士来武夷山造访、求学、悟道。如宋代理学大家朱熹在拜访冲佑观时,曾题诗《冲佑观》:“清晨叩高殿,缓步绕虚廊。斋心启真秘,香霭何飘扬。出门恋仙境,仰首云峰苍。踌躇野水际,顿觉尘虑忘”【5】;又如白玉蟾主持止止庵之时,曾写《止止庵记》,并阐释止止庵的命名之意“夫止止者,其止所止也”【6】。尽管随着历史的前进,许多道观已经淹没在历史的记忆中,不复存在,但是大量文字史料依然清晰地记录着曾经的辉煌。

除了丰富的仙真传说、繁荣的道观建设,道教名士的传教、著述、修行、作法等也极大地促进了武夷山道教的发展。其中较为著名有“辞荣学道驻山阿,宫殿崔巍应碧波。夜听金钟声寂沥,昼诵德道五千多”【7】的南唐人李良佐;“天生异质不寻常,游到夷山法术良。赤脚蓬头餐瀣露,白云深处肆翱翔”【8】的宋人白玉蟾;以及“励志勤修刻日行,辞师永诀难为情。仙成尸解人间事,端坐水帘夜月明”【9】的明代人王广等。在2004年编撰的《武夷山志》被列入“名道”的人物,连同上文所涉3人在内,共计44人,武夷山名道造访、修行之繁荣,可见一斑。

一般而言,宗教信仰、宗教场所、宗教人员、宗教活动,往往是构成宗教的四个重要元素,缺一不可。如前,武夷山具备了丰富的道教文化传统、众多的名道、贤达,稳定的宗教场所,那么在武夷山的历史上,具体的宗教仪式、宗教活动又是如何展开的呢?在清代董天工编纂的《武夷山志》中,对于重要的道教祀典的记录主要有以下四个:

汉《郊祀志》:祀武夷君,用乾鱼,令祠官领之。

宋嘉熙元年,投送金龙玉简,制章:

维大宋嘉熙元年,岁次丁酉某月朔日,嗣天子臣,伏为保延国祚,恭祈嗣续,敬赍香信,祈建冲科。命道士二十一人于建宁府武夷山升真元化洞天冲佑观启建灵宝道场,一昼二夜满散,设醮三百六十分位,告盟天地,诞集嘉祥,谨依旧式,诣武夷山升真元化洞天投送金龙玉简。欲望至圣至真鉴兹丹悃,乞为誊奏九天。臣伏以元储虚位,未闻熊梦之祥;边阃分屯,尚调虎符之戍。内欲隆于国本,外思靖于兵氛。仰惟祖宗积累之艰,深切朝夕继承之惧,是用肆类上帝,遍祷名山,愿垂覆帱之仁,宏赐扶持之力。得男而应震索,茂延百世之期;偃武而致泰平,坐底四方之治。保基图于巩固,措民物于敉宁。祗迓灵休,永依大造。臣无任恳祷之至。

宋嘉熙时,加封祀文:维大宋嘉熙二年太岁戊戌五月甲寅朔日,嗣天子御名,谨遣观察使洪范,赍香敬诣武夷山升真元化洞天,上启显道真君,十三仙众。伏以至真妙道,元化无方,大德高仙,神应莫测。式褒显迹,用尚徽称。冀鉴兹诚,永绥福地。御名无任诚惶诚恐悃祷之至。

明制:每岁八月十五日,崇安县官先日具牲醴,诣武夷山冲佑观,斋宿致祭。祝曰:惟神屹镇南纪,赞化效灵,由汉迄今,祀典有常。尚飨。【10】

以《武夷山志》中关于道教仪式的记录为个案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武夷山的道教仪式便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首先,古代君王的支持无疑为宗教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武夷山本身雄厚的道教资源更成为道教仪式举行的保障。试想,没有如此丰厚的道教资源,如何能够实现“命道士二十一人于建宁府武夷山升真元化洞天冲佑观启建灵宝道场,一昼二夜满散,设醮三百六十分位,告盟天地,诞集嘉祥,谨依旧式,诣武夷山升真元化洞天投送金龙玉简”这样宏大的祭祀场景?最后,通过以上的记录,还可以看出,武夷山古代道教仪式具有比较完整和规范的程序,手法亦丰富多样,表现富于活力。

从明朝后期开始,道教逐渐走向衰微。清朝时,大型祭祀活动已经很少举行。历经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武夷山的道教活动在改革开放之前几近停止。改革开放后,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武夷山的道教活动和宗教仪式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逐渐开展起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武夷山当代道教文化,为丰富我国宗教文化作出了贡献。

马克斯·韦伯在研究中国宗教时认为,中国古代占据正统地位的宗教是儒教,正统宗教祭典往往“都是为了共同体的利益而举行;而祖先的祭祀是为了氏族的利益,此两者与个人的利益本身无关”【11】。相对而言,信仰“鬼神”的道教“在现世性,长生观方面,比儒教徒要更为彻底”【12】,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宗教”,在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尽管清代道教渐趋衰落,大型祭祀庆典衰微,但民间祈祷斋醮之事仍然流行,道教的宗教观念及修持方术逐渐深入到日常生活,与传统的民间文化融为一体。如此一来,本来就在“成立的过程中,吸收了许多民间的信仰和习俗”【13】的道教便更具有鲜明的民间性走向,逐渐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有时候,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参与的宗教仪式就是道教仪式”【14】。下面,本文将具体结合武夷山当代道教活动,来阐释道教仪式与民间性诉求之间的关联。我国的道教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不同派别、不同区域的具体宗教仪式也不尽相同,这种现象在福建地区表现的则更为明显。有时,即便是同一个区域,不同的道观之间,由于所信仰神祇的差异,也会造成具体科仪和日常礼仪的截然不同。因此,本文选取在当代武夷山地区较为普遍和流行的道教仪式为作为具体研究对象。

(一)焚香叩拜与祈福禳祸

宗教的诞生无疑与原始先民对于自然和未知的恐惧紧密相关,同时也饱含了对于安全、稳定、幸福的生活的向往。正如傅勤家所言:“世界宗教,虽各歧异,而其根本之点,则实属一致,皆避恶而趋善。”【15】道教也不例外,甚至更加明显。叩拜焚香,是道教中最为普遍、最为常见的宗教仪式,它主要是指信徒对道教神祇行焚香叩拜之礼,进而向神祷告,以达到祈福避祸的目的。首先选三炷香,点香,面对神像,双手举香,与额持齐,躬身敬礼。然后用左手上香,三炷香要插直、插平,间隔不过一寸。若是道教徒还要默念《上香时咒》“常焚新香得大清净”。上香之后,即行叩拜、祷告。在祷告过程中,要自报家门,说出自己的姓氏、法号、生辰,同时对神灵明确说出自己的愿望和请求,再叩拜致谢。

通过上述仪式,可以看出,在焚香叩拜过程中,普通信徒和神灵之间具有十分明确的“祈求——回馈”关系,颇具现世意义。信徒能够将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灾难或是渴望的某种成功通过这种形式与神进行沟通,从而将宗教力量与现世生活中的民间诉求联系起来。即马克斯·韦伯所言:“由宗教的或者巫术的因素所引发的行动之最基本的形式,是以此世为取向的。”【16】道教作为中国古老的本土宗教,具有极强的此世性和民间色彩,这种特质无疑也是支撑道教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因此,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来自全国各地的道教信徒来武夷山的天上宫、冲佑观、止止庵等著名道观进行祈祷、祭拜、还愿等的宗教活动。

(二)早晚功课与悟道养生

与佛教的来世轮回观念不同,道教十分重视此世的修炼,追求性与命的长生不老。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道教并非单纯的重视个体的肉体生命,而是强调性命双修,即既要修炼心性、德行,又重生态养生之道。可见,道教是十分重视个人的身心修行的。

早晚功课是宫观道士必须进行的日常仪式,主要以诵经、念咒为主。早晚之时,道士手执黄绫封面的刻印经折本,入殿堂,或唱或念,由高功或经师领头,同时敲打铃铛、木鱼等法器,气氛庄严、肃穆,且“读经的时候,要做到端身恭坐,调柔声气,至心诵读,中途不得停顿”【17】。一般来说,早坛功课经主要是《太少老君说常清静经》、《太上灵宝天尊说禳灾度厄真经》以及《高上玉皇心印妙经》;晚坛功课经则是《原始天尊说升天得道真经》、《太上玄洞灵宝救苦妙经》、《太上道君说解冤拔罪妙经》。【18】早晚功课中所涉及的经书“或以清静为宗,或以精气神之内修炼为本,是很凝练的道教教理教义”【19】。

通过上述对日常道教仪式形式和内容的介绍,可以看出,早晚功课对于宫观道士修行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道士可以通过这样日复一日的常规功课学习,提高对于道教教义和精神的理解和体悟,从而实现个人心性的修炼,获得“道”之精髓。其次,“道士做早课时,多在卯时,此时,阳气初升,阴气未动,饮食未进,气血未乱。通过早课,会产生心情和气,通脉窍利的保健功效。晚课时间一般在酉时,此时人已疲倦,阳气衰微,阴气正旺,邪气游荡,通过晚课,能够消除疲劳,平静焦躁,产生精力振奋,有益睡眠的功效”【20】。这样一来,养生、健身、长寿的个人化诉求同样通过这种日常的宗教仪式得到了满足,可谓一举两得。

(三)斋醮科仪与民俗文化

斋醮仪式是道教最为重要的宗教仪式。就武夷山的宫观而言,一般来说,只有在进行较大的祭典或者特殊的节日之时,才会举行规模较大的斋醮活动。斋醮科仪的具体内容复杂而有序,大致可分为设坛、上供、祝香、开坛、念咒、发炉、降神、迎驾、礼忏、赞颂、复炉、送神等环节,在此过程中需要多名道士一起配合进行。在作法过程中,奏乐、散花、踏禹步、唱步虚词、绕香炉转、祈祷拜神等环节依次展开,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感染力十足。特别是当盛装的道士伴随神圣的道教音乐,口中念着神秘的咒语,或挥舞木剑,或挥笔画符,或纵情起舞,整个仪式的气氛都达到高潮,正对应韦伯所言”忘我的社会形态——狂迷(orgie)——乃宗教共同体关系原初的朴素形态”【21】。正是这种朴素的宗教形态,给普通人与神灵之间进行交流和感知提供了特别的宗教氛围和宗教体验。

弗雷泽在分析原始巫术之时,将其归纳为“相似律”和“接触率”两个原则,而两个原则共同构成了所谓的“交感巫术”,进而使“事物通过某种不为人知的交感相互联系,进而跨越远距离,产生互相作用,通过一种我们肉眼无法看见的‘以太'把某物体的传动力传到给另一物体”【22】。道教的斋醮仪式,显然具有类似的特点,正是在这种朴素的状态下,信徒和神灵之间跨越距离,得到了很好的沟通与交流。或祈福消灾、召魂驱鬼,或超度亡灵、寄托哀思,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化情绪也得到很好的释放与宣泄。

此外,还有一点尤为值得注意,即道教斋醮仪式的开展与传统民间节日相互融合,一方面使得民俗节日具有宗教色彩,另一方面使得道教的宗教活动承载了更多民间化的诉求。以下是武夷山地区宫观主要斋醮仪式的道场安排【23】:

不难看出,一些传统节日如三元节、清明节等与道教活动彼此重合,而这一过程是宗教的精神世俗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道教仪式本身所呈现出的民间性特色。

综上所述,武夷山当代宗教仪式中具有鲜明的民间性特征,其建立在个人化的需求之上,将神圣的宗教活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联系。这恰恰印证黄永锋对于中国道教的评价:

东汉中后期形成的道教,在其产生和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能入”,主动贴近社会生活,从中获取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能出”,坚定持守自身特质,默默维护经久不变的宗教家园。道教这种重视变化又不忘传统的精神气质,是它能够不断适应新情况,克服新困难,具有恒久生命力的根本原因。【24】

道教是中国传统宗教,与中国民间文化和日常生活具有最为紧密的关联,作为道教文化名山的武夷山,道教仪式无疑影响了当地文化的发展以及文化选择。分析当代武夷山文化中的返魅倾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道教文化作为武夷山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又具有什么样的文化意义和现代社会价值呢?

我们知道,宗教行为同宗教意识之间是一种互存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从宗教行为的生成机制看,宗教行为是宗教意识的外在化,是信仰主体所具有的宗教意识的外在表现(一种最为直接的外在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从宗教行为的功能看,宗教行为又是宗教组织向信徒灌输宗教观念,强化信徒的宗教意识,促成宗教意识内在化的一个极其主要的手段。【25】因此,宗教仪式所呈现的文化倾向往往对于具体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定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本文认为,武夷山当代丰富多彩的道教仪式带来了文化选择的多样性,促进了武夷山多重文化彼此交融、共同繁荣的局面。

科技革命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们进入了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但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种种弊端也接踵而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文精神危机、现代人的亚健康状态等众多现代病的出现,使得更多的人对于现代性本身进行反思。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领域交织着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前现代性等多重文化选择和文化取向。武夷山地区的道教活动相对于强调“理性”、“祛魅”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无疑是具有“返魅”【26】属性的前现代文化诉求,它不仅能够为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反思,同时也能丰富多元的文化格局。类比马克斯·韦伯对原始巫术的评价,“至少它把人们解救出了传统的束缚,帮人们树立起了更为广阔的世界观,从而享受更广阔、更自由的生活”【27】。当然,除了文化选择上面的价值之外,武夷山当代道教仪式所呈现的民间性诉求,同时也具有十分深刻的现代社会价值,本文主要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健康合法的宗教仪式能够释放现代人日常的焦虑情绪,减少心理疾病的发生。宗教对于信徒而言,往往具有救赎功能,“救赎宗教能够将一个个纯粹形式的仪式行为体系化到一种所谓‘皈依'(Andacht)的特殊心态里去;在这种皈依下,仪式被当做象征神圣的事来执行”【28】。一般而言,很多道教的仪式都伴随着信徒祈福禳灾的民间性诉求,尽管并非所有祈求可以如愿以偿,但是这个过程本身的神圣性和皈依感却能够给予道教信徒以积极的心理暗示,减少焦虑情绪,以一种超常态的模式,进入一种特殊的心理模式,进而满足某种心理上的需求,颇具心理学意义。此外,道教仪式过程往往会聚集众多道士、信徒、游客,本身便具有一种社交属性,在这样的宗教聚会中,人们可以彼此信任、坦诚交流,较少了现代生活中常常出现的孤独感。在武夷山考察期间,就曾遇见为庆祝当地“土地娘娘”生日,很多信徒(家庭妇女尤多)聚到一起,吃饭、聊天,气氛活跃而融洽。

第二,丰富的道教仪式促进了宗教文学、宗教音乐、宗教礼仪、宗教医学的全面进步。道教庞大而完整的斋醮科仪,往往涵盖文学、音乐、炼养、礼仪于一身,是综合性的文化呈现模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因此,武夷山当代道教对于传统道教仪式的继承和发展,对于促进道教文学、道教音乐、道教礼仪,甚至道教医学,都具有重要意义。例如,道教仪式中所诵读的经书,不仅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同时也具有诗的韵味和诗的形式,让它不仅成为优秀的宗教经书,同时也成为经典的文学著作。又例如,在宗教仪式中所使用的宗教音乐,促进了传统音律的传承,成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为当代音乐创作提供借鉴和素材。

第三,颇具魅力的宗教仪式推动了旅游产业的开发,促进了武夷山地区经济的健康、持续、有效的发展。众所周知,武夷山是我国的旅游胜地,旅游产业也成为武夷山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近年来,随着武夷山风景区旅游资源的开发,武夷山地区的道观成为一种独特的旅游文化资源,独具魅力的道教仪式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此外,道教的生态、养生等理念,也为武夷山地区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路。在武夷山,道教旅游资源的开发是以生态、环保、原生态为前提的,并不是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过度开发、盲目开发。例如,在武夷山,多数道观仍然是以本身的宗教活动为主体,并不迎合旅游者的口味而改变道教固有的文化传统和习俗;道教的经济来源也遵循宗教本身的传统,不强加商业化成分和现代营销手段,这样的旅游发展模式,既绿色生态,又诚信合法,既尊重和发展了宗教文化,也产生了客观的经济效益。总之,武夷山地区道教旅游资源以最本真的色彩和最生态的模式促进了武夷山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武夷山地区具有丰富的道教文化资源和历史传统。当代武夷山道教较好地传承了我国道教文化的精髓,开展了形式多样且极具民间色彩的道教仪式和文化活动,不仅传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了多元文化健康、和谐的发展,同时也具有深刻的现代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