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的文化内涵，也就是禁忌的本质。从本质上说，禁忌是一种精神现象，是人类头脑中想象的产物，因此它既是先验的，也是消极的。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就精辟地指出：“禁忌的本质就是不依靠经验就先天地把某些事情说成是危险的。”英国著名的民俗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在他著名的《金枝》一书中这样写道：“如果某种特定行为的后果对他将是不愉快和危险的，他就自然要很小心再不要那样行动，以免承受这种后果。换言之，他不去做那类根据他对因果关系的错误理解而错误地相信会带来灾害的事情。简言之，他使自己服从于禁忌。这样，禁忌就成了应用巫术中的消极的应用。积极的巫术或法术说：‘这样做就会发生什么什么事’；而消极的巫术或禁忌则说：‘别这样做，以免发生什么什么事。’”日本人类学家石川荣吉在《现代文化人类学》这本书中则对禁忌的本质明确精到的论述道：“禁忌不单单是社会的和法的禁止。其禁止的根源还可以从自然的神力中去寻找，侵犯禁忌意味着人和超自然的神力发生错误的交往。超自然的神力，对人类包含危险，人们极力不让这种危险发现自己，而小心翼翼地对待超自然的神力。所谓禁忌，就是为了不让超自然的神力发出危险的信号，也可以说是防御装置。”这说明禁忌包括社会禁忌、法的禁忌和神力的禁忌，即包含着崇拜物禁忌。
禁忌在发展过程中，既是人类远古文明的产物，也对人类的现代文明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不可小看。而民间禁忌更是异常丰富，组成了禁忌文化中极为重要而生动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也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中一幅绚丽多彩的风情画，具有相当宽阔的研究空间。在世界范围内，禁忌研究起步较早，出现了如弗洛伊德这样的著名学者以及《图腾与禁忌》这样的里程碑著作。在我国，对于禁忌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了一个热点，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相继出现了赵建伟的《人世的“禁区”——中国古代禁忌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任骋的《中国民间禁忌》（作家出版社1990年版）、吴宝良与马飞的《中国民间禁忌与传说》（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金泽的《宗教禁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万建中的《禁忌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云中天的《永远的风景：中国民俗文化——禁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等一批高质量的论著，但这些论著多数着眼于全国尤其是民族信仰和宗教信仰方面，在引用例证方面很少提到西北地区，更遑论对西北尤其是甘肃民俗中的禁忌进行具有深度的探讨和研究。
由于甘肃地处西部不发达地区，同时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因此民俗资源极为丰富。这些堪称富饶的文化资源，既呈现出中原地区汉族悠久历史的深厚积淀，又体现出多民族地区丰富多彩的民族习俗，作为其中之一的民间禁忌风俗，因其显得原始古朴而特别具有文化价值，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对于如此丰富而具有特色的文化资源，我们对它们的发掘和整理以及研究，长期以来却几乎处于一种空白状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人们一直理所当然地误以为文化资源都存在于经济发达的地区，而认为偏僻边远地区无文化可言，当然也就无古代文明的信息留存。其实甘肃地处的黄河谷地，恰好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文明鼎盛时期的主要分布区域，其各种民俗现象具有相当的典型性，甚至唯一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有许多民间风俗都是民俗文化研究者可遇而不可求的经典材料，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留存不多的珍贵“活化石”，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论是汉民族，还是回、藏、蒙古、哈萨克等民族，都留下了大量的古风遗俗，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先祖的思想及其行为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更是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很多民俗研究者无论是在叙述方面还是在分析举例时，都会大量地运用一些中原地区的中古时代的材料，而不注重留存在陕、甘、宁、青地区的上古信息，造成了一些信息的走样和失真，导致其得出错误甚至荒谬的结论，这在当今的学术界时有发生，触目惊心。正因为如此，研究甘肃民风古俗尤其是禁忌民俗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的论文专著相当缺少，即使是在一些民俗专著或者地方志中，对禁忌等民俗的介绍也是相当简单，寥寥数语，有的甚至只是几个字的介绍，这给笔者论述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笔者在叙述过程中，参考了一些国内外著名学者有关禁忌民俗方面的论著和论文，恕不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