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俘虏营
1917年9月，施韦泽接到法国军方通知，要他们迅速整装搭乘下一班船离开兰巴雷内，前往法国的俘虏营报到。因为德法交战，德国人不能在法属领地上工作。传教所的传教士以及他所认识的黑人帮他整理药品和医疗器具，把它们包装好堆放在木造的小屋中。
之前，施韦泽被监禁时，他开始写作《文化哲学》，这是他15年前就开始酝酿思考过的课题。那时，施韦泽想把他的书名定为“我们模仿者”。他一直在做相关的笔记。
这时施韦泽唯恐他之前写作的有关文化、哲学方面的文稿在途中遭到突检而被没收，只好把它托给一位美籍传教士福特先生，请他代为保管。这位福特先生谨慎保管了这些原稿，直到战争结束，又将它们安然交到施韦泽手中。后来，施韦泽回想起这件事，觉得当初实在没有必要麻烦别人，大可随手把稿子丢到河里任其漂流。
因为有所顾忌，在临行之前，施韦泽大约花了两个晚上把原稿转译为法文，并且随意做了几个提纲，以便混淆检查人员的眼睛，使他们误认为这是有关历史方面的稿件。
在施韦泽临走前，有两位患了脱肠的土著前来求治，他在堆满东西的小房里，立刻动手施行手术，为他们解除了痛苦。
临别时，黑人朋友依依不舍地将他一直送到河岸才离去，那里停靠着即将送他们一行人前往俘虏营的汽船。此时，传教所的所长也赶来送行，可是押送施韦泽一行的黑人士兵却阻止所长和施韦泽见面。当黑人士兵触及所长投来的凛烈的目光时，怯怯地让开了路，所长热情地握紧着施韦泽的双手说：“我代表此地的居民诚挚地向您致谢，希望我们仍有见面的机会。”
所长的这番话使施韦泽深受感动。令人伤感的是，他和施韦泽永远没有见面的机会了。战争结束后，他和一艘名叫“非洲号”的船同沉于比斯开湾（法国西部）。
到卡帕洛帕茨时，施韦泽曾经替一位白人的太太治过病，这位白人悄悄地走到他的身边说：“我想你现在一定很缺钱用吧，请不要客气，收下这笔款项好吗？”
“谢谢你！我们身边还有一点钱，够我们用了。”施韦泽婉拒了他的好意。
在未到非洲之前，施韦泽曾考虑到一旦发生战事，币值一定会有大幅度的变动，唯有金子的价值是不变的，因此，他把所有的钱兑换成金子，再将其中的一部分托一位木材商的朋友兑换成法国硬币，以便沿途花销。
这艘驶往欧洲的船中，白人士官严密地监视着，不允许彼此交谈，也不准写东西。施韦泽只好在心里暗哼着巴赫的作品，以排遣旅程上的寂寞，并获得心灵上的宁静。船舱里的男仆对他们态度亲切、非常照顾，施韦泽暗忖着：“奇怪！他为什么对我们俩人特别亲切？”那位男仆看到他这种既感激又狐疑的神色，才坦白地告诉他们说：“我并非为了贪图什么恩惠才对你们好，我知道俘虏本身都缺钱用。几个月前，有一位绅士搭乘这艘船，曾一再地嘱咐我说：‘如果有位兰巴雷内的医生以俘虏身份搭乘你们这艘船，请你帮我特别照顾他们，这位医生曾经帮过我很大的忙。’因此，我才会尽可能地为您服务！”
在波尔多登陆后，施韦泽一行随即被送到外国人俘虏拘留所，他们在那儿住了三周。在那里，施韦泽感染了霍乱，幸好他身边备有治霍乱的药物，总算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三周后，他们被送到西班牙的国境比利牛斯山附近的加赖松俘虏所。有天夜晚，突然有两位宪兵乘车来接他们。他们匆匆忙忙地整理行装。在微弱的烛光之下整理行装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宪兵等得有些不耐烦，叫他们把行李放下，只要人去就行了。或许是他们突然间起了恻隐之心，反而动手帮他们整理。
抵达加赖松，有位士官将他们的行装打开仔细地搜查，当他们看到施韦泽的行李中有一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法文原稿时，大为惊讶，面露愠色大喝道：“可恶！居然敢把政治书籍带到拘留所来。”
看到他如此生气，施韦泽镇定地向他说明：“长官，亚里士多德是公元前的人！”
“真的吗？他是学者？”士官向站在一旁的一位先生询问着。
“是的，他说的没错！”被称呼为先生的人这么回答他。
“政治竟然在公元前就存在！好吧，当时的政治和现在的政治或许有很大的出入。”他向另外一位士官这么说，随即也就不再为难施韦泽了。
拘留所是一座很大的古老修道院。因为长久无人居住，年久失修，建筑物的外观斑驳残旧，更显得孤零零的。战争爆发后，这里被征用为俘虏拘留所。第二天，施韦泽站立在中庭，有一位俘虏走近他的身边说道：“请问你是施韦泽先生吗？我是波凯罗工程师，由于您的照顾，我太太的身体及早康复，实在感激不尽，您如果有什么困难，尽管直说，只要我力所能及，必定为您效劳！”
施韦泽遍索枯肠，怎么也想不起这么一个人。“先生，您当然不认识我，我是间接从一位德国人那儿拿到您的处方，给我太太服用的。”经他这么一说，施韦泽才想起在战事刚爆发时，有位德籍木材商从兰巴雷内被送到南非的法国殖民地的拘留所。临行之前，施韦泽曾和妻子配了许多种药，附上标签送交给他，以应急难。想必是这位德籍木材商遇到波凯罗夫妇，正值他太太有病，用了施韦泽配制的药而获得痊愈。施韦泽万万没想到，善心经过这番迂回辗转回报到自己身上。波凯罗先生从仓库中找来一些木板，替他做了一张桌子。现在，他不仅可以在这桌上写字，同时还可以练习演奏，他把桌面当琴键，地面作踏板。
几天后，俘虏中有一位音乐家问施韦泽：“抱歉，打扰一下！请问罗曼·罗兰写的《今日的音乐家》中的阿尔贝特·施韦泽，是否就是你？”
“是的。”施韦泽答道。
“啊！那太好了，我们经常在仓库里举办音乐会，希望你能接受我们的邀请前来参加。”在战争前，这些音乐家曾在巴黎的咖啡厅担任演奏工作。在此地只要经过主管的同意，可以利用闲暇时间练习演奏。
施韦泽他们到达拘留所后不久，有另外一批人从其他拘留所调来此地，他们来到此地后，对于伙食大肆批评：“这儿的伙食真差，非常难吃。”
加赖松俘虏拘留所的厨房负责人曾是巴黎第一饭店的厨师。现在有人发出怨言，这位厨师非常愤怒，因而发生争执。所长知道后，就把争执的双方找来问话：“你们中间有原来担任过厨师的人吗？”
“没有，我的职业是做皮鞋。”其中有两个人回答说。
其他的人依次回答：“我是盖房子的。”“我是专门制作帽子的。”本行是厨师的一个也没有，他们只是在以前的拘留所里被派到厨房工作，仅仅知道一点用什么材料配什么样的菜而已。
“好，从现在开始，这两周由你们担任厨师的工作。如果能比现在做得更好，以后就由你们继续做下去，如果做得比现在差的话，就对你们不客气，把你们监禁起来。”所长狠狠地说。
他们接下了厨房的烹调工作，以马铃薯、高丽菜等做成佳肴，确实比以前那位厨师做得好，从此，原来的厨师被赶出了厨房。
“你们烹饪的密诀在哪儿？可以告诉我吗？”施韦泽好奇地问他们。
“方法很多，最重要的是以爱心来烹饪。”他们得意地答道。
俘虏中只有施韦泽一个人是医生，但是，所长严禁他从事医疗工作。如果有病人，他会请一位上了年纪的军医来医治。可是，病人逐渐增多，医疗人员备感不足，施韦泽也开始从旁协助，并没有人发出异议。不久，施韦泽被分配到一间小房间，可以自由地诊治病患，如此一来，他又重返原来的岗位，从事医生的工作了。空闲下来，施韦泽还可以写写稿或者练练琴，这就是他在拘留所里的生活。
重获自由
施韦泽在加赖松拘留所遇到许多不幸的人。最可怜的莫过于在俘虏生活中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的人。每当晚上吹起收工的喇叭时，人们纷纷返回宿舍，透过墙壁的裂缝观赏外面的雪景。远山任由雪花飘落在它的身上，非常好看。运动场中有几位俘虏踱着方步走来走去，一副颓唐的样子。下雨天，大家踯躅在走廊前，或无精打采地倚柱而立。他们大部分都呈现出营养不良的样子，拘留所中备有暖气的房间少之又少，许多人因为禁不住寒冷的侵袭而病倒。
过去的身份地位、财富荣耀，如今已成幻影，毫无价值可言，有朝一日从俘虏营中放出去，还不知何去何从呢！运动场的中央，有几个小孩子在玩战争的游戏，他们由于长期的饥饿，个个面黄肌瘦，令人怜惜。
所有人都来自不同的行业，有鞋匠、学者、裁缝师、银行董事长、经理、艺术家、牧师、建筑师、工人、商人、传教士、船员等。所有人也来自不同的种族，有土耳其人、希腊人、巴尔干人等。
每次在运动场集合点名时，便可看到各种奇怪的事情。在这里不用翻书本，就可以获得各类的知识，每位专家都会不厌其烦地向你解说他所通晓的那门学问。无论是建筑、谷物的栽培、制粉机、空调的制作法以及其他有关事物都可以在这里学习到。
他们每天反复地做同样的事情，生活上单调乏味。有人送给施韦泽太太一块布料，那些裁缝师知道后，都靠拢过来说：“让我来为你剪裁好吗？我很想再拿起针来缝制衣服，当然，一切都是免费为您效劳。”
从未做过农活的人，也会自告奋勇地动手帮忙做农事。只有船员能忍受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他们整日无所事事地荡来荡去，由于过去长年的海上生活，使他们较一般人更能忍受这寂寞的日子。
1918年初，德军占领了贝鲁特，他们对待当地的居民极为残暴。加赖松拘留所的主管要德籍人士写信回国，请政府禁止这种残暴行为，否则，施韦泽他们也将会受到法国政府的报复，把他们送到北非的特别拘留所。
当他们接到这项通告后，才知道俘虏中原来也有许多有地位的人。他们刚到俘虏拘留所时，都要登记职业，有些人基于虚荣心，往往把自己的地位抬高，比如说，原本是饭店的服务生则谎报为饭店老板。诸如此类的例子着实不少。如今却又害怕捏造的身份过高，会首先被送到北非特别拘留所去，因而大为惊慌失措。但是这种紧张的气氛不久就消失了，不论是身份高低都没有谁被送到北非的特别拘留所。
1918年春，施韦泽夫妇被转送到圣雷米的拘留所。圣雷米拘留所专门拘禁阿尔萨斯人，在这里他们遇到许多老朋友。
拘留所所长在战前曾担任过警官，是位非常随和的人。有时候施韦泽向他提出一些请求，他总是说：“俘虏们的要求按照常理是不能允诺的，但是只要不触及法令，我可以斟酌情形办理。”
所长对于他们的所求，几乎没有拒绝过。施韦泽和妻子被安置在一间很大的、似曾相识的房间。这间屋子备有暖炉，烟囱从这一端延伸到另一端才通出去，令人有种窒息的感觉。
“哦，这不就是梵高画的那间房子吗？”施韦泽不自觉地惊叫出来。
最初这里是个修道院，后来改为精神病院，梵高生前有一段时间被送到这里来休养，他现在住的房间就是当年梵高的病房。当时梵高就在这高耸的围墙下散步。在北风呼啸的寒冬，踏在这冰冷的石地上，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滋味。
这间拘留所有专门的医生照顾病患，施韦泽因此而有闲暇时间写稿。不久，由于交换俘虏，这位医生被送回国，由施韦泽接替他的工作。
施韦泽太太因为受不住冷风与冰凉的地板，健康状况大受影响。施韦泽自感染痢疾以来，健康情形也每况愈下，以致行动不便。他们可以在监视之下集体散步，一般人都希望走得远一点，由于时间的限制，步伐就必须加快，施韦泽和妻子由于行动不便，只好放弃散步，留在屋内。仁慈的所长却非常体恤他们，常常亲自陪他们在附近走走，施韦泽由衷地感激他。
1918年7月12日的夜晚，施韦泽他们被喊醒。因为要交换俘虏，要他们立刻整装返国。第二天清晨，他们排队步出圣雷米拘留所。临行之前施韦泽先到所长办公室向他道别，心里有种难以压抑的感伤，喉头似乎被异物哽塞，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彼此四目相交，强忍住离别的伤感。施韦泽后来仍和他保持着书信的往返，他给所长的信上写着：“寄给亲爱的寄宿人”。
施韦泽他们前往火车站的候车室等火车，大大小小的行李对他们夫妇来说是个非常大的负担。当他们在碎石地上彷徨无助时，一位男士朝他们走来说：“把你们的部分行李交给我吧，让我来帮你们拿。”
原来，施韦泽在拘留所诊治过他的病，他身体有些残疾，原不该麻烦他，可是此时自己正需要帮忙，只好接受他的好意了。从此以后，凡是看到携带着很重行李的人，施韦泽的脑海中便会浮现出这位朋友的身影，他也会主动地上去帮忙。
在塔拉斯空和里昂之间有一个火车站，有一队类似某种团体的人正在车站候车，他们每个人都显得疲惫不堪，似乎刚刚经过长途跋涉。事实上，这些人是从德国遣返回来的俘虏，他们的装束和一般人大不相同，看着有些狼狈，零零散散慵懒地斜靠在长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