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最早的经师，便是《史记·儒林传》所列八家，这都是今文。东汉分为十四博士。其中《春秋》的《穀梁》是古文。《易经》的京氏，也有古文的嫌疑。其余亦都是今文。古文家说《书》有逸十六篇，但绝无师说，所以马融、郑玄等注《书经》，亦只以伏生所传二十八篇为限。而逸十六篇，今亦已亡。礼有《逸礼》三十九篇，今亦无存。《春秋》有《左氏》，未得立。今古文之学，本来各守师传，不相搀杂。到后汉末年，郑玄出来，遍注群经。虽大体偏于古学，而于今古文无所专主，都是本于己意，择善而从。适会汉末之乱，学校废绝，经学衰歇。前此专门之家多亡。郑说几于独行。三国时， 出了一个与郑玄争名的王肃。其学揉杂今古，亦与郑同。而又喜造伪书。造作《伪古文尚书》和《伪孔安国传》、《孔子家语》、《孔丛子》等，托于孔子 之言以自重。于是今古文之别混淆。后人欲借其分别，以考见古代学术真相 的，不得不重劳考证，而分别真伪，也成为一个问题。
学术之兴替，总是因于时势的。在汉代，儒学虽然独盛，然而在后汉时， 贵戚专权，政治腐败，实有讲“督责之术”的必要。所以像王符、仲长统、 崔寔等一班人，其思想颇近于法家。后来魏武帝、诸葛亮，也都是用法家之 学致治的。在思想上，则有王充，著《论衡》一书，极能破除迷信和驳斥世 俗的议论却不专谈政治。这是其所研究的对象有异。至其论事的精神，则仍 是法家综核名实的方法，不过推而广之，及于政治以外罢了。
在汉代，史学亦颇称发达。古代史官所记，可分为记事、记言两体。现 今所传的《尚书》是记言体，《春秋》是记事体。又有一种《帝系》及《世本》， 专记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系的，这大约是《周官·小史》所职。《左氏》、《国语》，大约是《尚书》的支流余裔。此外便是私家的记录和民间的传说了。
在当时，是只有国别史，而没有世界史 ；只有片段的记载，而没有贯串古今 的通史的。孔子因《鲁史》修《春秋》，兼及各国的事，似乎有世界史的规模， 然而仍只限于一时代。到汉时，司马谈、迁父子，才合古今的史料，而著成《太史公书》。这才是包括古今的、全国的历史。在当日，即可称为世界史了。
《太史公书》，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体。后人去其世家，而改书之 名为志所以称此体的历史，为“表志纪传体”。班固便是用此体以修《汉书》的。 但其所载，以前汉一朝为限，于是“通史体”变为“断代体”了。兼详制度 和一人的始末，自以表志纪传体为佳 ；而通览一时代的大势，则实以编年体 为便。所以后汉末年，又有荀悦因班固之书而作《汉纪》。从此以后，编年 和表志纪传两体，颇有并称正史的趋势。
文学：在古代本是韵文先发达的。春秋战国时，可称为散文发达的时代。 秦及汉初，还继续着这个趋势。其时如贾、晁、董、司马、匡、刘等，都以 散文见长。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则别擅长于词赋。西汉末年，做文 章的，渐求句调的整齐，词类的美丽，遂开东汉以后骈文的先声。诗则古代 三百篇，本可入乐。汉代雅乐渐亡，而吟诵的声调亦变。于是四言改为五言。 而武帝立新声乐府，采赵、代、秦、楚之讴，命李延年协其律，司马相如等 为之辞。其后文学家亦有按其音调，制成作品的，于是又开出乐府一体。
佛教和道教
在中国社会上，向来儒、释、道并称为三教。儒本是一种学术，因在上 者竭力提倡，信从者众，才略带宗教的权威。道则是方士的变相。后来虽摹 放佛教，实非其本来面目。二者都可说是中国所固有，只有佛教是外来的。 佛教的输入，据《魏书·释老志》，可分为三期 ：（一）匈奴浑邪王之降，中国得其金人，为佛教流通之渐。（二）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之二年， 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后汉明帝，梦见金人， 以问群臣。傅毅以佛对。于是遣郎中蔡愔和秦景宪使西域，带着两个和尚和 佛教的经典东来。乃建寺于洛阳，名之为白马。案金人乃西域人所奉祀的天神， 不必定是佛像。博士弟子，从一外国使者口受经典，也是无甚关系的。帝王 遣使迎奉，归而建寺，其关系却重大了。所以向来都说汉明帝时，佛法始入 中国。然而楚王英乃明帝之兄。《后汉书》已说其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永 平八年，即公元六五年，诏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亦遣使奉缣诣国相。诏 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日，与神为誓，何嫌何 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当明帝时，楚王业已 如此信奉，其输入，必远在明帝以前。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考得明帝 梦见金人之说，出于王浮的《老子化胡经》，浮乃一妖妄道士，其说殊不足信。 然则佛教之输入，恐尚较耶稣纪元时为早。大约中国和西域有交通之后，佛 教随时有输入的可能。但在现在，还没有正确的史实可考罢了。这时候，输 入的佛教，大约连小乘都够不上。所以和当时所谓黄老者，关系很密。黄老， 本亦是一种学术之称。指黄帝、老子而言，即九流中道家之学。但此时的黄 老，则并非如此。《后汉书·陈愍王宠传》说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愔，与 宠共祭天神，希冀非幸，罪至不道。而魏愔则奏与“王共祭黄老君，求长生 福而已，无他冀幸”。此所谓黄老君，正是楚王英所奉的黄老。又《桓帝纪》：
延熹九年，祠黄老于濯龙宫。而《襄楷传》载楷上书桓帝，说“闻宫中立黄 老、浮屠之祠”，则桓帝亦是二者并奉的。再看《皇甫嵩传》，说张角奉祠黄 老道。《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说张修之法，略与张角同。又说张 修使人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则此时所谓黄老，其内容 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黄老为什么会变成一种迷信，而且和浮屠发生关系呢？原来张角、张修 之徒，本是方士的流亚。所谓方士，起源甚早。当战国时，齐威、宣，燕昭王， 已经迷信他。后来秦始皇、汉武帝，迷信更甚。方士的宗旨，在求长生，而 其说则托之黄帝。这个读《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可见。不死本 是人之所欲，所以“世主皆甘心焉”。然而天下事真只是真，假只是假。求 三神山、炼奇药，安有效验可睹？到后来，汉武帝也明白了，喟然而叹曰 ： “世安有神仙。”至此，《史记》所谓“怪迂之士”、“阿谀苟合”之技，就无 所用之了。乃一转而蛊惑愚民。这是后来张角、张修等一派。其余波，则蔓 衍于诸侯王之间，楚王和陈王所信奉的，大约就是他了。秦皇、汉武的求神 仙，劳费很大，断不是诸侯之国，所能供给得起的 ；人民更不必论了。于是 将寻三神山、筑宫馆、炼奇药等事，一概置诸不提。而专致力于祠祭。在民 间，则并此而不必，而所求者，不过五斗米。神仙家，《汉志》本和医经经方， 同列于方技。不死之药，虽是骗人，医学大概是有些懂得的。于是更加上一 个符水治病。当社会骚扰，人心不安定之时，其诱惑之力，自然“匪夷所思”了。
佛教初输入时，或只输入其仪式，而未曾输入其教义 ；或更与西域别种 宗教夹杂，迷信的色彩很深。所以两者的混合，甚为容易。
然则为什么要拉着一个老子呢？这大约是因黄帝而波及的。黄帝这个 人，在历史上，是个很大的偶像。不论什么事，都依托他。然而黄帝是没有 书的。依托之既久，或者因宗教的仪式上，须有辞以资讽诵；或者在教义上， 须有古人之言，以资附会。因黄老两字，向来连称 ；而黄老之学，向来算作 一家言的，劝迷信黄帝的人，诵习《老子》，他一定易于领受。这是张修所 以使人诵习《五千文》的理由。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所诵者，恐亦不外乎此。 “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当初因黄帝而及老子，意虽但在于利用其辞， 以资讽诵，但习之久，难保自己亦要受其感化。况且至魏晋之际，玄学盛行，《老 子》变为社会上的流行品。所谓方士，虽然有一派像葛洪等，依然专心于修炼、 符咒、服食，不讲哲理 ；又有一派如孙恩等，专事煽惑愚民，不谈学问。然而总有一派和士大夫接近，要想略借哲理，以自文饰的。其所依附，自然仍 以《老子》为最便。于是所谓老子，遂渐渐的取得两种资格 ：一是九流中道 家之学的巨子。一是所谓儒、释、道三教中道教的教主。然而其在南方，总 还不过是一个古代的哲学家，教主的资格，总还不十分完满。直到公元四世 纪中，魏太武帝因崔浩之言，把寇谦之迎接到洛阳，请他升坛作法，替他布 告天下，然后所谓道教，真个成为一种宗教，而与儒、释鼎足而三了。这怕 是秦汉时的方士，始愿不及此的。
两汉的社会
汉承秦之后，秦代则是紧接着战国的。战国时代，封建的势力，破坏未尽， 而商业资本，又已抬头，在前编中，业已说过了。在汉时，还是继 续着这个趋势。
《史记·平准书》上，说汉武帝时的富庶，是 ：
非遇水旱之灾，民则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大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 至腐败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傧而不得 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 ；为吏者长子孙 ；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 而重犯法，先行谊而绌耻辱焉。
富庶如此，宜乎人人自乐其生了。然而又说 ：“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 或至兼并。”果真家给人足，谁能兼并人？又谁愿受人的兼并？可见当时的 富庶，只是财富总量有所增加，而其分配的不平均如故。所以汉代的人，提 起当时的民生来，都是疾首蹙额。
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悬而待决，卒至酿成新莽时的变乱，已见前。莽末乱后，地权或可暂时平均。因为有许多大地主，业已丧失其土地了。 然而经济的组织不改，总是不转瞬便要回复故态的。所以仲长统的《昌言》 上又说 ：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豪人之室， 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 居积贮，满于都城。
可见土地和资本，都为少数人所占有了。我们观此，才知道后汉末年的 大乱，政治而外，别有其深刻的原因。
汉去封建之世近，加以经济上的不平等，所以奴婢之数极多，奴婢有官 有私。官奴婢是犯罪没入的。私奴婢则因贫而卖买。当时两者之数皆甚多。 卓王孙、程郑，都是以此起家的。所以《史记·货殖列传》说 ：“童手指千”， 则比千乘之家。甚而政府亦因以为利。如晁错劝文帝募民入丁奴婢赎罪，及 输奴婢以拜爵。武帝募民入奴，得以终身复，为郎者增秩。又遣官治郡国算 缗之狱，得民奴婢以千万数。前后汉之间，天下大乱，人民穷困，奴婢之数， 更因之而增多。光武帝一朝，用极严的命令去免除他。然而奴婢的原因不除 去，究能收效几何，也是很可疑惑的。
因去封建之世近，所以宗法和阶级的思想，很为浓厚。大概汉代家庭中， 父权很重。在伦理上，则很有以一孝字，包括一切的观念。汉儒说孔子“志 在《春秋》，行在《孝经》”，在诸经之传中，对于《孝经》和《论语》，特别 看重，就是这个道理。在政治上，则对于地方官吏，还沿袭封建时代对于诸 侯的观念。服官州郡的，称其官署为本朝。长官死，僚属都为之持服。曹操、 张超的争执，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军阀的相争 ；而臧洪因袁绍不肯救张超， 至于举兵相抗，终以身殉，当时的人，都同声称为义士。然而汉朝人也有汉 朝人的好处。因其去古近，所以有封建时代之士，一种慷慨之风。和后世的人， 惟利是视，全都化成汉人所谓商贾者不同。汉代之士，让爵让产的极多，这 便是封建时代，轻财仗义的美德。其人大抵重名而轻利，好为奇节高行。后 汉时代的党锢，便是因此酿成的。至于武士，尤有慷慨殉国之风。司马相如 说：当时北边的武士，“闻烽举燧燔”，都“摄弓而驰，荷戈而走，流汗相属， 惟恐居后”。这或许是激励巴蜀人，过当的话，然而当时的武士，奋不顾身 的气概，确是有的。我们只要看前汉的李广，恂恂得士，终身无他嗜好，只 以较射赴敌为乐，到垂老，还慷慨，愿身当单于。其孙李陵，更能“事亲孝， 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 之急”。司马迁说他有“国士之风”，真个不愧。他手下的士卒五千，能以步 行绝漠，亦是从古所无之事。这都由于这些“荆楚勇士，奇材剑客”，素质 佳良而然。可见当时不论南北人民，都有尚武的风气，所以后汉时，班超能 以三十六人，立功绝域。一个英雄的显名，总借无数无名英雄的衬托。我们观于汉代的往事，真不能不神往了。 因武士的风气还在，所以游侠也特盛。游侠，大约是封建时代的“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