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金银矿山丰富，因而可以向欧洲其他国家出售金银。金银价格，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稍微低廉，在欧洲其他国家则较为昂贵。从上述可知，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贸易时就会遭受一种先天的劣势。但其金银价格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差额，不能大于运输金银的费用及其保险费。由于金银体积小且价值高昂，因此运输费用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保险费，也是和其他等值货物的保险费相同的。如果西班牙和葡萄牙没有因为政治制度加剧自己的不利情况，那么他们实际上由这种特殊情况遭受的损失是很小的。
然而，西班牙对金银出口采取的政策是征收赋税，葡萄牙则禁止金银出口，结果金银的走私行为不断，因为金银的价值在其他国家高于西、葡两国的价值，可以和走私的费用相抵。我们以一条有堤坝的河流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如果坝内水满则水会像没有堤坝一样溢出。同样的道理，禁止金银出口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一国并不能保留供使用以外的多余金银量。因为一国在铸币、金银器具、镀金以及金银饰品上使用的金银量的多少，是由该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所决定的。若多于所使用的数量，多余的部分就会像坝内水一样向外溢出。西、葡两国限制金银的出口，使得其金银每年的出口量与进口量差不多是一致的。这样，同他们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相比，西、葡两国国内的金银量是大于其他国家的。因此，限制越多———如征税越重、禁令规定的刑罚越严重、法律执行越严密，这种差额就越大，就像堤坝越高，坝内外的水位差越大一样。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西、葡两国的国民家中有许多金银器具，但却看不到与这种富贵象征相适应的其他东西。而金银大量剩余，必然导致金银价值下降，从而使所有商品价格上涨，最后则会抑制两国的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于是，外国可以使用较少（比他们在国内花费的少）的金银量，向西、葡两国提供几乎所有的制造品和大部分的土地生产物。
在以下两个不同的方面，征税和禁止起着一定的作用。一方面，征税降低了西、葡两国金银的价值；另一方面，由于国内金银过剩，导致外国金银价值略微上涨。如果外国与西、葡通商，那么双方其实都可以享有利益。我们知道，如果将水闸打开，坝内的水流向坝外，不久，坝内外水位就会相等。因此，若取消这种赋税或禁令，西、葡的金银量会减少，外国的金银量会增加，不久，金银量在所有国家间会达到相等或近似相等。而表面上，虽然西、葡的商品、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价格会下降，金银出口会带来损失，但实际上，商品和年产物的真实价值还是和以前一样，其所能维持、支配和雇用的劳动数量也和以前一样，只是较之以前，现在是以较少的金银量来代表的。金银价值的上涨，使现在用较少的金银量进行商业流通，与以前用大量的金银相比，所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而流入外国的金银，也并不是单纯地流入，而是换回等价的货物。这些货物并不是全部供懒惰的富人消费；那些富人的真实财富和消费，也不会因为金银的出口而有所增加。在交换回来的货物中，大部分是材料、工具和食料，劳动人民利用它们可以生产出他们所消费的全部价值并获得利润，从而又能雇用和维持更多的劳动人民。这么一来，以前社会上的死资本就变成了活资本，并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也会逐渐增加；最后，目前产业上所遭受的不利情况也会彻底改变。
谷物出口奖励金制度所产生的结果，就如西、葡两国对金银出口采取的不合理政策所导致的结果一样。无论目前的耕作状态如何，谷物出口奖励金都会使国内市场的谷物价格高于无奖励金时的价格；使国外市场的谷物价格低于无奖励金时的价格。如前所述，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他所有商品的平均货币价格，这么一来，奖励金便会使国内银价下降，而使国外的银价上涨。于是，外国人特别是荷兰人，便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获得我国的谷物———这个价格不仅低于无奖励金时的价格，而且低于有奖励金时的价格。杰出作家马特·德柯尔曾经说过：“奖励金制度，未能使我国的工人像无奖励金时那样，花费少量的白银生产商品，却使荷兰人只需花费少量的白银就能生产商品。”这样的结果是，无论在哪里，我国的制造品价格都比无奖励金时贵，而荷兰的制造品价格都比无奖励金时便宜。最后，荷兰的产业享受到了双重利益（低成本和高利润）。这是因为，奖励金使我国谷物的国内价格上涨只是表面现象，其真实价格并没有上涨；奖励金使一定谷物所雇用和维持的劳动数量上涨也是表面现象，其实质上是使一定谷物所代表的白银数量上涨了。这种结果，对我国制造业、农民和乡绅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虽然农民和乡绅的收入增加了，但他们所能购买的劳动量、食物以及其他商品的数量都减少了，因此，他们所得的利益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利益而已。
我看整个国家中，就只有一种人能够从奖励金制度中获得实际利益，那就是谷物商人（出口商或进口商）。在丰收年，奖励金使得谷物出口量大于无奖励金时的数量；在歉收年，奖励金使得谷物的进口量大于无奖励金时的数量。于是，无论丰收还是歉收，谷物商人都能从中获益，尤其是在歉收年，他们进口的谷物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因此，谷物商人应该是最赞成奖励金制度的人了。
至于乡绅，他们效仿制造业者，认为应当对外国谷物的进口征以重税（丰收年则是禁止），对本国谷物的出口给予奖励。他们认为，这样既可以取得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又不致使国内市场过剩。这样的做法，和制造业者是一样的。
然而谷物和制造品是有着根本差别的。垄断国内市场或奖励出口的办法，与不采取这些办法时相比，毛织品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因为这些办法，不但提高了货品的表面价格，也提高了货物的真实价值。于是，制造业者不仅表面上增加了财富，其真实财富也增加了，他们可以过上更富裕的生活，雇用更多的劳动力———比无奖励金时所能雇用的多，消费更多的生活品。然而，将奖励金制度运用到谷物上，其提高的并不是谷物的真实价值，而仅仅是表面价格。因此，这样的结果，并不能增加农民或乡绅的真实财富，也不能使谷物维持和雇用更多的劳动者，自然也不能促进谷物的耕作。
我们知道，万事万物都有其本质，谷物所凝结的真实价值并不能随着货币价格的浮动而改变。无论是出口奖励金制度，还是在国内市场占据垄断地位，都无法提高谷物的真实价值；即便是最自由的竞争，也不能降低该真实价值。
就全世界范围而言，谷物的真实价值，取决于它所能维持的劳动量；就某个地区而言，谷物的真实价值，则是由谷物按照当地维持劳动者生活的一般方式所决定的，即富裕的、适中的或节俭的生活所能维持的劳动量。我们知道，毛织物和麻织物并非支配性的生活品，它们并不能衡量、决定其他所有商品的真实价值。谷物则不然。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与其他商品平均货币价格的比例，衡量、决定着其他商品的真实价值。虽然在不同的世纪里，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会有所不同，但其真实价值却不会随意变动，变动的仅仅只是白银的真实价值。
实际上，任何商品的出口奖励金制度，都必然会遭到人们的反对。原因在于：第一，重商主义的所有政策，都违反了正常的规律，导致国内的部分产业转入了利润较少的行业，因而一般都会遭到反对；第二，出口奖励金制度，不仅使部分产业转入利润较少的行业，甚至还会使这些产业转入无利可图的行业，所以特别遭人反对。而谷物出口奖励金制度遭人反对，还有其他的理由：首先，它根本就不能促进它想要促进的那种商品的生产。乡绅们完全是在模仿制造业者的基础上，要求建立这种奖励金的，但乡绅们并不能像制造业者那样完全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不仅耗费了国家的巨大收入，而且对人民大众征收了沉重的赋税，但他们商品的真实价值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明显提高。此外，由于银的真实价值因此有所减低，奖励金制度反而抑制了国家一般产业的发展。
而国家一般产业的发展又决定着土地的改良程度，所以说，他们要求的奖励金不但不会促进土地的改良，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土地的改良。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促进商品生产方面，生产奖励金制度比出口奖励金制度更为有效。此时，人民只须缴纳一种税以支付该奖励金。生产奖励金，会降低国内市场商品的价格，因此人们不必缴纳上述提到的第二种税（货物价格提高而引起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缴纳的第一种税，似乎也得到了一部分的补偿。重商主义的偏见认为，国民财富来源于出口的比较多，来源于生产的比较少；在赚取货币方面，出口比生产更受欢迎。因此，生产奖励金并不会经常发放。另有观点认为，生产奖励金比出口奖励金更容易衍生欺诈。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众所周知的是，出口奖励金在现实中的确引发了许多欺诈行为。然而，商人和制造业者都支持出口奖励金这一政策的原因在于，他们的货物不会在国内市场大量过剩———生产奖励金有时会导致过剩，而出口奖励金却使过剩部分运送至国外，从而使国内的剩余货物能够以高价出售。于是，在重商主义的各种政策中，出口奖励金制度是他们最青睐的一种了。某些行业的经营者，甚至愿意自己掏钱来奖励部分货物的出口。这种政策实施得很顺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增加了国产商品的数量；二是使自己的货物在国内市场上保持一倍以上的高价出售。然而，如果谷物奖励金真能降低谷物的货币价格，其结果则是迥然不同的。
某些类似于生产奖励金的奖励金，在特定的场合也曾被发放。例如，鰽白渔业及鲸渔业按渔船吨数计算的奖励金，正是这种性质。据说，这种奖励金使得该商品在国内市场的价格比无奖励金时更低。但从其他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承认，其结果和出口奖励金是一样的。这种奖励金使国内部分资本花费在货物上市的环节上，但其价格无法补偿成本并提供利润。虽然这种奖励金无益于国民财富的增长，但是可以增加船舶和水手的数量，有利于国防建设。可以说，用这种奖励金来维持一个庞大的常备海军所需的费用，比维持常备陆军所花费的费用要小得多。
虽然上述奖励金有这些优点，但我依然相信议会在批准这些奖励金时是受到了蒙蔽的，理由如下：
首先，白渔业奖励金的数额似乎太大了。自1771年冬季渔汛开始到1781年冬季渔汛结束，白渔船的吨数奖励金，为每吨三十先令。在海上捕获后立即腌制的白鱼，被称为海条；用盐加以包装运到市场去出售的，被称为商用白鱼，一般三桶海条可改装为两桶商用白鱼。在这十一年里，苏格兰白鱼渔船捕捞的白鱼总数为三十七万八千三百四十七桶；商用白鱼，共有二十五万两千二百三十一又三分之一桶；政府支出的吨数奖励金，总计为十五万五千四百六十三镑十一先令，即每桶海条是八先令二又四分之一便士，每桶商用白鱼是十二先令二又四分之一便士。
腌制白鱼的盐，无论是来自苏格兰还是来自外国，在交给腌鱼业时都可以免纳所有的国产税。目前，每蒲式耳苏格兰盐，需要缴纳国产税一先令六便士，每蒲式耳外国盐需要缴纳十先令。听人说，每桶白鱼大约需要外国盐四分之五蒲式耳；苏格兰盐，则平均需要两蒲式耳。如果白鱼是用于出口的，那么可以免缴所有盐税；如果是供国内消费的，那么无论是用外国盐还是苏格兰盐，每桶需要缴纳一先令（这是以前苏格兰对一蒲式耳盐所征的税额）。我们知道，在苏格兰，外国盐通常只用来腌制白鱼。就算最保守地估计，腌制一桶白鱼也需要一蒲式耳盐。从1771年4月5日到1782年4月5日，外国盐的进口量共计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七十四蒲式耳（每蒲式耳重八十四磅）；但交给腌鱼业的苏格兰盐却只有十六万八千二百二十六蒲式耳，每蒲式耳只有五十六磅。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渔业用盐主要用的还是外国盐。
另外，如果白鱼是出口的，那么每桶可以获得两先令八便士的奖励金。
而渔船捕获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白鱼又都是出口的。因此，总的算一下，大家就会知道，在这十一年间，渔船捕获的白鱼，若以苏格兰盐腌制，则在出口时，每桶花费了政府总共十七先令十一又四分之三便士；在供国内消费时，每桶花费了政府总共十四先令三又四分之三便士。若以外国盐腌制，则在出口时，每桶花费政府的共一镑七先令五又四分之三便士；在供国内消费时，每桶花费政府的，共一镑三先令九又四分之三便士。好的商用白鱼一桶的价格，最低是十七或十八先令，最高是二十四或二十五先令，平均约为一几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