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石墨竹”的作者文同，字与可，号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文湖州，北宋梓州永泰县（四川省盐宁县永泰乡）人。他平生爱竹、种竹、写竹，开拓了“湖州竹派”。仁寿（占称陵州）县志记载：“文同北宋熙宁四年知陵州后，在龙岩写怪石墨竹，两壁摩岩隐隐有光。怪石墨竹既无墨迹，又无雕镂痕；用水涤石，画面犹新。”
画面再“犹新”，也很难在九百年间一直如故啊！相传，文同写竹的用墨非凡。那墨是在其主要原料松烟、煤烟中，投入了珍稀的某种鱼的尿液，经铜炉炼制。而当地百姓则说，是因为龙岩处于神秘莫测的古怪位置，岩顶有参天古树荫蔽，岩下有从河水中不断蒸腾升起的某种地气，加上龙洞中不止的山泉孕育，才出现了这个奇观。更有古稀老人说，是文同的表弟——宋代名人苏东坡，在密州就任期间，从徽州买来一种“魔墨”相赠，并引用苏东坡《送与可出守陵州》那首七言律诗为证。根据现代化学原理解释，“怪石墨竹”处的紫色岩石，含化学元素钾，钾的化学性活泼，容易与水发生剧烈反应，可能生成氢氧化钾。龙岩泉水可能和指示剂石蕊有相似的化学成分，石蕊遇氢氧化钾显墨蓝色，看上去酷似黑色。
然而，到底为何泼水才能现竹，仍然没有人真正解开这个谜。
神秘的洪洞监狱
在山西洪洞县城内，有一座六百多年前修建的明代监狱，是我国至今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监狱。相传，京剧《玉堂春》中的名妓苏三蒙冤落难，逢夫遇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监狱。对许多好奇的人来说，洪洞监狱就像许多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建筑一样，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见的富户宅院，有镶有花窗装饰的红墙，卷棚顶式的大门，精巧美观。这座监狱并不怎么大，但院内开阔平坦，带有回廊的正房和两侧的厢房排列整齐，这里显然是监管人员的办公处所，到了右面的监区，才使人感到它的不同之处。
监狱分“普通监狱”与“死囚牢”两种。普通监狱是关押一般犯人的。最初收监，苏三就被扣押在这里。房门低矮，门槛结实，窗户很小，似一小块豆腐，竖着几根粗粗的窗棂，只留下几道小缝。除此之外，与一般住宅并没有什么区别。从小小的牢窗往里看去，里边阴森森、黑洞洞的，从早到晚阳光都无法照射进来。监内除一个土炕外，别无他物。炕也很小，即使1.5米的小个子也无法躺下，只有蜷缩成一团，才能睡觉。过去常听“坐监”一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进入普通牢房，必须穿过一条狭而长的“胡同”。胡同宽不过五尺，并排过两个人都有点困难。胡同两壁，滑直无攀，上面盖着铁丝大网，系着响铜铃铛，真可谓名副其实的“天罗地网”。胡同、短炕、低门、小窗、铁网、铃铛……这些奇特的构想，是专门为监狱设计的，可见当时费了设计者不少脑筋。
苏三的死囚牢在普通监狱的南尽头，那里矗立着一堵厚厚的高墙，不到跟前，是绝不会相信还有别的去处的。只有到了大墙根，才发现往左再拐个直角，迎面的墙上画一个龇牙咧嘴的大“虎头”，下面有一低矮狭小的门洞，恰似虎口。这就是被称作“虎头牢”的“死囚牢”了。犯人被判处死刑之后，在等候上方批示和开刀问斩之前，就扣押在这里。当年苏三主要是在这里坐监。
死囚门上画的“虎头”，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虎头，而是一种传说中的凶猛动物——狴犴。狴犴是什么动物？为什么画在监门之上？这里有个典故，相传龙王生育了九子，但不全是龙子，老四叫狴犴，外形和老虎有几分相像，气势自然汹汹，所以人们就把它立于狱门旁，以示法律的威严。明代时，因为狱门上常绘狴犴头像，故而把狴犴作为牢狱的代称。由于狴假成真了。
死囚牢的院子，不及四分之一篮球场大，院内有一小井，上面盖一块尺余厚、二尺见方的大青石，中央凿得碗口大的一小孔，是为井口，人头从这个井口是钻不下去的。这井口有何作用呢？是为防止犯人投井自杀而专门设计的。因为年代久远，井口周围被绳索拉磨出许多深深的痕印。因传苏三曾在这里打过水，洗过衣服，后人又称“苏三井”。
牢门对面，还有一个略大于狗洞的窟窿，人完全可以钻过，这是干什么的呢？原来这是“死囚洞”，俗称“老虎屁股”。犯人如果被囚死在监狱里，是不允许从监狱的大门往外抬的，只能从这个洞里拖出去。洞旁还有一狱神小庙，可能是看守者欲借神力震慑犯人，同时也昭示犯人被囚于此乃天意，只有老老实实地听天由命。
单从洪洞监狱所承载的文化符号，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具有多么重要的学术价值了。作为封建社会衙门制度的一个缩影，它为我们后来人讲述了那些年代久远、鲜为人知的往事。
太湖形成之谜
太湖，古称震泽，又名笠泽或具区，是我国著名的第三大淡水湖泊，素以兼具风景秀丽和气派浩渺壮阔而饮誉中外。太湖的水域形态宛如佛手，作为江南的水网中心，以其蕴藏丰富的资源孕育了流域内人们的繁衍生息，自古就被誉为“包孕吴越”，历代文人墨客更是为之陶醉，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句。
人们在讴歌太湖美的同时，也在探究着它那迷人的成因。
目前，关于太湖的成因有多种形成之说，为中外学者所共同关注和探究的课题。早在上世纪初，我国地理学家丁文江与外国学者海登施丹就著东，如皋以南、海宁以北，即包括太湖地区在内都是长江淤积的范围，这是最初对太湖的成因所作的理论上的描述。
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对太湖的形成有了较成熟和系统的看法。著名的地理学家竺可桢（见《大江下流之地文》）与汪胡桢（见《太湖构成与退化》）等提出了泻湖成因论，即以后广为流传的太湖经“海湾——泻湖——湖泊水网平原”的演变模式。泻湖论在以后又不断被充实新的内容。德国人费师孟在1941年提出经太仓、嘉定外冈、上海县马桥、金山漕泾，直至杭州湾中的王盘山附近，为一沙嘴组成的冈身，是公元一到三世纪的海岸线。以后经对位于冈身的马桥文化遗址下的贝壳碎屑进行C14测定，基本上公认冈身是6000年前的古海岸线。华东师范大学海口地理研究所的陈吉余教授等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泻湖论。泻湖论主要依据太湖平原存在着海泥沉积来推断，认为因长江带来的大量泥沙逐渐在下游堆积，使当时的长江三角洲不断向大海伸展，从而形成了沙嘴。以后这沙嘴又逐渐环绕着古太湖的东北岸延伸并转向东南，与钱塘江北岸的沙嘴相接，这就将古太湖围成一个泻湖。后来又因为泥沙的不断淤积，这个泻湖渐成与海洋完全隔离的大小湖泊，太湖则是这些分散杂陈的湖群的主体，又经以后的不断淡化而成为今日的太湖。这一观点，曾为大多数地理学者和海岸地貌工作者所接受，在出版的有关专著及许多地理教科书中，都承袭了泻湖成因的传统说法。
近年来，随着对太湖地区地质、地貌、水文、考古和文献资料等方面的不断研究，对太湖成因的探究又有了新的发展，有些同志对泻湖论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在海水深入古陆腹地的过程中，虽然一边冲有泻湖地貌的沉积，但它不具有整体意义。因此，泻湖论虽然可以解释太湖平原的地形和地质上的海泥沉积，但难以解释何以在太湖平原腹地泥炭层之下以及今日湖底普遍有新石器遗址与古生物化石的存在，同时也与全新世陆相层的分布范围不符（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魏嵩山《太湖水系的历史变迁》）他们认为太湖的成因是沿着：“三江（指吴淞江、东江和娄江）——湖泊——水网化”的方向发展的，其形成的时间应当在全新世中期长江南岸沙嘴堆积发育之后，原来由孟河口（今江苏武进县境内）入江的荆溪（古名濑水），因孟河口逐渐淤塞而改道东流，与苕溪汇集于太湖洼地，遂积水形成淡水湖泊，即否定了泻湖成因论。特别是根据不久在太湖三山岛（指大山、行山和小姑山）上所挖掘出来的旧石器遗址，认为更进一步证实了东、北、南三面为沙冈和沙嘴所包围的太湖平原是一块古陆而绝不是海湾泻湖。
此外，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所的陈月秋还提出了太湖系构造湖演变而成的说法（见《地理学报》1986年第1期：《太湖成因的新认识》）。陈文根据太湖地区的古海岸线的位置、沉积相与微古化石种属特征、地貌形态和考古资料等诸多因素，否定了太湖地区在全新世期间曾有海侵，即否定了太湖为泻湖成因论；同时，他又提出由于强烈的燕山活动，奠定了太湖地区的地质基础，以后在新构造运动的继续影响下，太湖盆地作西高东低的倾斜式下沉，湖区的边框形态基本上接近今日太湖的面貌。后来随着河道比降的变化，三江壅塞改道，湖水泛滥，以至在低洼地普遍发育了陆相沼泽层。
不久前，南京地理研究所的科技工作者又提出新看法，认为太湖是由于长江南移在地势较低的冲积黄土平原上形成的（见《文汇报》1987年2月10日），他们根据可以测量湖底以下40米的地层剖面仪测定，太湖大部分湖底是一大片坚硬的深达5～6米的黄土层。同时，在东太湖水域底下，还发现了距今六七千年前的稻谷、瓦片及绢片、丝绒和竹器、纺轮等杂物，从而证实了太湖在此时居住着人类。后来由于长江南移，形成太湖。
可见，目前对于太湖的成因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所有这些不同的观点，均有助于推动人们作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由于古太湖的成因涉及历史地理、地貌、考古和文献学等许多学科方面的内容，需要加强在各学科之间的纵深研究以及横向之间的联系。随着不断的深入探究，人们最终一定能揭开扑朔迷离的太湖成因之谜。
白帝城
白帝城位于奉节县城东4千米处的瞿塘峡西口长江北岸。相传，西汉末年的公孙述是它的创建人。奉节古称鱼复或者夔州。西汉末年，割据四川的公孙述依托“殿前井中有白龙出”的传说，于东汉建武元年自称白帝，并将这里改称为白帝城。三国时期的刘备举兵伐吴，兵败退守时，即在白帝城托孤于诸葛亮。在临江的白帝山上，至今尚存白帝庙。唐以前的公孙述祠，清始改名白帝庙。庙以明良殿、武侯祠、观星楼等为主要建筑。
唐代诗人杜甫曾流寓夔州。在此期间，他写下400多首诗篇。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对此地的描述更是冠绝千古，诗云：“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阴陵大泽之谜
《史记·项羽本纪》中载：“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直夜溃围南出，驰走……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这里所说的阴陵大泽究竟在何处呢？由于在史书和地方志中，出现了几个“阴陵”，诸家各持一据，莫衷一是，于是便产生了阴陵大泽在灵璧、在定远、在全椒和在和县的四种说法。
一、灵璧说。这种说法认为，阴陵大泽在灵璧县东25公里。清康熙二十三年撰的《凤阳府志》中载：“阴陵山在灵璧县东五十里，与泗县接界。项羽失道于此。”《泗（县）虹（灵璧）合志》则认为，阴陵山在泗县，为泗县八景之一的“阴陵夜月”。清《安徽通志》亦载：“（垓下聚）在灵璧县东南阴陵山之南。”
这种说法，由于缺乏可信的历史依据，很难自圆其说。清乾隆年间编纂的《灵璧县志》记载：“志又以……阴陵为项羽迷道处……考《史记》注，阴陵在淮南……不应入《灵璧志》，其是非更不必论矣。”同时还载：“虞姬墓东二里许有小山，《虹县志》以为阴陵，非是。”显然，灵璧说不能成立。
二、定远说。这是争论颇大的一种说法，它认为阴陵大泽在定远西北30公里。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阴陵县故城在濠州定远县西北六十里。”《资治通鉴》引班固《汉书·地理志》并同引《括地志》云：“阴陵在定远西北六十里，属九江郡。”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著的《水经注》中亦载：“淮水又北经莫邪山西，山南有阴陵县故城。汉高祖五年（前202年），项羽自垓下从数百骑夜驰渡淮，至阴陵迷失道左，陷大泽，汉令骑城九曲泽，泽中有项王村，即项籍迷失路处。项王失路于泽中，周回九曲，后人因以为泽名。”《辞源》中关于阴陵的注解亦是认为在定远。不但上述史书认为在定远，在《定远县志》中，还有一位叫叶志淑的，至定远县阴陵故城作有怀古诗，可作为旁证。诗云：“阴陵城北小村西，旧说重瞳相此迷。今日偶经争战地，残阳古木任鸦栖。”
但有人认为这种说法不确。他们认为，阴陵是山名，而不是县名。这种提法在《史记》中，常常可以见到。如《韩世家》第十五载：“今楚兵在方城之外。”这里的方城就是指方城山。《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有：“遂解阏与之围。”这个阏与也是山名。《史记》中还有“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白登”也是山名。因而他们认为阴陵是山名，故阴陵大泽不在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