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得到清军守将的报告后，立即做出“加急抚绥安插”的决定，下令从国库调银200万两，调拨牛羊23万5000余只，茶叶2万余封，米4万余石，羊裘5万余件，棉花59000余斤，以及大量毡庐、器皿等，对土尔扈特部众赈济，做到了“口给以食，人授以衣，分地安居，使就米谷，而资耕牧”。
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九月，渥巴锡等到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乾隆帝在万树园设盛宴为渥巴锡一行洗尘，分别封渥巴锡等为汗、亲王、郡王、贝勒等，并划定牧场，妥善安置。为此，乾隆还特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以志盛事。
纵观历朝历代的皇帝，对他们的前朝皇帝不是恨之入骨，全盘否定，就是敬而远之，不予理睬，很少能给予应有的尊重和客观的评价。而乾隆帝却大不一样。乾隆帝在对待明代君臣、对待反对过他父亲雍正帝的人的态度等方面，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和仁厚。
据史书记载，弘历自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开始南巡，途中曾三次去江宁（今南京）祭奠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给这位非同寻常的前朝皇帝以应有的尊重和高度评价。他还追谥明代那个失踪了的建文皇帝为恭惠皇帝，并令内阁大学士张廷玉主持编纂《明史》对于明代官吏的著作，乾隆帝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加以辨识，而不是一概予以否定。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十一月，他下诏《四库全书》馆详细核查违禁书，分别改毁。他宣谕道：“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如钱谦益等，均不能死节，妄肆狂狺，自应查明毁弃。刘宗周、黄道周立朝守正，熊廷弼材优干济，诸人所言，若当时采用，败亡未必若彼其速，惟当改易字句，无庸销毁。又直臣如杨涟等，即有一二语伤触，亦止须酌改，实不忍并从焚弃。”乾隆特别对刘宗周、黄道周、熊廷弼三人著作网开一面，而且对有“抵触本朝”的《四库全书》指出“无庸销毁”，只须“改易字句”，这对于一个清朝皇帝来说，不能不说是极为难得的事。
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正月，弘历捐弃前嫌，赐明代抗清名将，已故辽东经略熊廷弼五世孙熊先为“儒学训导”。是年八月，又赐明代抗清名将，被清太宗皇太极施反问计凌迟处死的辽东经略袁崇焕的五世孙袁炳“以八九品官选补”。因反对雍正帝而被革去黄带子、削王爵、交宗人府编入“佐领”的八王阿其那和九王塞思黑，二人虽已死亡，全家受到株连，弘历继位的当年，就宣旨“赏阿其那、塞思黑子孙红带，”并改正了株连。对于曾逮问下狱论斩的明代名将岳钟琪，弘历继位十三年给予启用，让其担任提都。岳钟琪不负乾隆帝厚望，在平定大小金川叛乱中立下战功。颇有才干的大臣李侍尧，满洲镶黄旗人，曾因贪污罪被定为“斩监候”，后来弘历免其死，令其戴罪效力，先后任湖广总督和闽浙总督。李侍尧也没辜负乾隆帝的信任，为平定福建、台湾叛乱鞠躬尽瘁，立下了大功。类似的事，在乾隆帝执政时期还有不少，可见他的度量之大。
宽宏大度，海纳百川，既是清朝实现“康乾盛世”的重要政治基础，也是乾隆帝健康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
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36岁登极，在位25年，享年61岁，也是一个比较长寿的皇帝。由于鸦片战争暴发、外国入侵，嘉庆朝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朝代。嘉庆帝处在“康乾盛世”和“道咸哀世”之间，扮演了清朝由盛转衰的皇帝角色。但他性格中和，体魄强健，到了60岁还能“登涉川原，不觉疲劳”。清宫医案表明，嘉庆帝能够比较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性格中和，重视养生。他认为，“修德以养生”，才是“养生之大道”。嘉庆帝在他的《养心室记》中写道：“夫饮食有时，起居有节，此养生之小道也；本仁祖义，志道据德，此养生之大道也。”
“知者乐，仁者寿。”医学研究证明，有仁爱之心的君主，往往心态平和，头脑冷静，情绪稳定，处变不惊，不仅能比较理性地处理政务，适应各种复杂的环境，从容应对各种经济社会危机，做出有利于江山社稷的决策，也能较好地修身养性，保持积极上进的心理状态，增进自身的健康。
及时“制怒”，防止肝气上逆
《黄帝内经》在论述人的“七情”时指出，肝属木，“怒伤肝”。怒为肝志，喜条达，忌抑郁。若大怒不止，则肝气上逆，血随气而上溢，表现为面赤、气逆、吐血、呕血，甚至昏厥。因此，告诫人们一定要及时“制怒”，勿使肝气郁结上逆导致不测。为避免大怒伤肝，一些达官显贵往往以“制怒”为戒。纵观历史，大凡明智之君，都能克制自己，及时“制怒”。在这方面，唐太宗、武则天等人堪称“表率”。
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胸怀开阔，宽容大度，最善于“制怒”。他同铮臣魏征的故事一直为历史所称颂。魏征原是李世民哥哥李建成的谋士，而李建成又是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的最大障碍。为帮助李建成夺得皇位，魏征曾建议李建成杀掉李世民，以绝后患。玄武门兵变，李世民杀死李建成后，有人揭发了魏征的这一阴谋，李世民斥责魏征为何出此毒计？
魏征毫无畏惧地答道：“当时臣是太子李建成的谋士，当然要为他出谋划策。
可惜太子没有听我的话，才落到今天的下场！”李世民为魏征的话深深触动，不但没有杀了魏征这个曾使他无比痛恨的“乡巴佬”，反而认为他刚直不阿，忠于职守，是个难得的人才，任命他为谏议大夫。
有历史学家统计，魏征在为唐太宗效力的17年内，前后谏奏达二百多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甚至连皇帝的私生活也要管上一管。很多时候让唐太宗下不了台。
有一次，曾在秦王府李世民手下工作多年的濮州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被罢了官，他到唐太宗跟前求情，唐太宗看在老部下情面，准备恢复他的官职，魏征知道后，竭力反对，对唐太宗直言道：“过去秦王府的人，现在官居要职的很多，如果人人都仗着旧关系为非作歹，谁还肯做好事呢？”唐太宗听了魏征的意见，先怒后喜，断然拒绝了老部下庞相寿的不情之请。他对庞相寿说：“我过去做秦王，不过是秦王府的主人；现在做了皇帝，是天下的主人了，不敢偏袒老朋友。”说完，便赏给庞相寿一些锦缎，打发他离开皇宫。
李世民深知一个皇帝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问魏征：“人君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征答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李世民对此见解深表赞同，并一直引以为戒。他鼓励群臣犯颜直谏，不要顾虑重重。魏征进谏时不讲情面，往往据理力争，但李世民仍神色若定，让魏征把话说完，并且从善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