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你比以前更幸福了吗？”这个稍稍考验智商的问题时，比尔·盖茨说：我认为我一生都非常幸运，也非常幸福。我的第一份事业在微软公司，创立了个人电脑软件，以及影响互联网革命，这非常有意思。到我50岁的时候，我决定要用我全部的时间和资源来帮助世界上最贫困的人们，同时我也非常爱这份工作。
这个答案打破了一个中国式思维定式：要么可耻地巨富，要么高尚地贫穷。在充满丛林法则、权力金钱主导的当代中国，多数公众如此义利分明有着丰沃的思想土壤甚至和两千多年前曹刿的感慨一脉相承：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遗憾的是，在一个商业年代，总是要求所有的当代良心为生存苦苦挣扎，似乎过于刻薄。
几乎与CCTV记者追问比尔·盖茨幸不幸福的同时，我在上海录制央视的一套《一起聊聊》节目时，遇到了久违的陈贤妹。
她的故事曾轰动一时。2011年9月，在广东佛山一个风急雨骤的日子，一个叫小悦悦的两岁女孩先后被两辆汽车碾轧后，18个路人视而不见地走过，终于等来了天使般的陈贤妹。这个拾荒老人唤醒了周围更多人的良知，终将小悦悦送往医院抢救。
但一切都太迟了。小悦悦再也没有醒来。陈贤妹事后成为媒体争相讴歌、政府大力表彰的对象，但围绕她的争论也由此风生水起。其中最刺痛她的声音是：她得到了巨奖，靠小悦悦发了财。
在节目录制现场，陈贤妹的儿媳说：她将自己得到的奖金都捐给了需要帮助的人，她只觉得靠自己双手挣的钱才踏实。全民追捧的英雄陈贤妹在一种巨大压力下，从终点回到起点，重新过上替人做饭并捎带脚拾荒的贫苦生活。她说：自己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救活小悦悦。
我尊重陈贤妹的选择。但又不得不发问：在社会救助制度如此不健全的今天，如此可怕的轮回会鼓励更多人行善，还是在完成道德灭绝？
不管有多少人希望陈贤妹靠贫苦保持善良的纯洁，我却希望这个时代能以制度的名义使她活得体面而有尊严。陈贤妹生活的窘境或许不能摧毁她内心的纯良，却足以让更多人在行善时望而却步。比尔·盖茨和陈贤妹都是值得大写的人，都在用慈善点燃希望的火光。他们都应该行走得从容而优雅。然而，比尔·盖茨收获了幸福，陈贤妹却更多地品味了苦涩。他们表面的区别是贫富悬殊，但根本原因是：比尔·盖茨有着将物质财富从容转化为高贵精神的社会环境，而陈贤妹没有。
当太多中国先富的人捂紧钱袋、自私地追求奢华生活时，有太多类似陈贤妹的底层民众在无比艰难的状态下挽救着濒临崩塌的人性。前者被无限制地纵容，后者又往往得不到制度的持续救援。
当代中国，不仅需要将富人引导成比尔·盖茨的信仰，更需要能让陈贤妹式的善良激励更多人的制度。帮助陈贤妹就是帮助我们自己，这和她本身需不需要无关。
该围剿陈光标吗？
最近，在录制东方卫视《东方直播室》节目时，遇到了久违的高调慈善家陈光标。李敖的女儿李文站在他的对立面，很美国地抨击他，还给他起了个外号陈美美。我有些听不下去了，就指出了郭美美和陈光标的区别：前者炫耀的是玛莎拉蒂跑车、真假难辨的爱马仕包包以及身份不明的干爹，而陈光标炫的是自己做过的善事。
在被掌声和荣誉包围很多年后，陈光标突然陷入围剿，几成命运一个灰暗的拐点。
先是作秀。比如连续发生的人民币墙事件、在台湾发红包、赴日本救灾事件表明陈光标不做媒体可惜了，每每以慈善的名义冲在新闻热点最前沿。为了响应科学发展观，自己改名陈低碳不说，还让妻子改名张绿色，大儿子改名陈环境，小儿子改名叫陈环保。
2011年7月28日，陈光标及时地向被媒体爆炒的、在街头卖艺的前大运冠军张尚武发出邀请，以“月薪过万”的优厚待遇聘用张尚武到他所在的江苏黄埔集团工作。
很多喜欢低调的同志可能对此不适应，但似乎不伤其慈善本体，况且陈低碳自己也声明高调只是为了激励更多的富人行善。但有些事却相当致命。一家慈善调查机构宣布，在整理2010年中国富豪慈善排行榜的时候，发现陈光标在外界宣称捐款3个亿，但是他能提供的票据只显示了4000多万元。结合名人诈捐事件近期频发，这给公众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想象空间，但陈表示该机构并未到公司调查核实，自己的捐款都保留着证据。
还有一所名叫辽宁省天泽学校的负责人宣称，陈答应扩建学校，捐赠一百多台电脑，资助困难学生等。但是除了陈光标的5万元现金捐款之外，再未收到他的任何资助。但陈否认了自己最初的这些承诺。
最致命的攻击来自一家南方的周刊，其质疑了陈光标先生做慈善的目的你是不是借着慈善之名，获取更多经济利润和满足政治野心，其实你的慈善只是你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
至于动机论则显得不值一驳目的这玩意儿可能只有上帝才能知道，说其靠慈善牟利只能拿出证据，且政治野心之说结合当前官办慈善当道的现实体制困境，也可以理解成为更好地行善寻求政府强力支持。在慈善观念、制度、监管滞后，公众监督缺位，各种黑幕层出不穷的背景下，一个尖锐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行善的成本远远高于行骗的成本。
因此，与其集中火力抨击陈光标，不如对其更多地投以包容和理解的目光捐钱有时比抢钱还难。毕竟，他这些年共向全社会捐助了15亿人民币，且愿意随时接受社会监督核查。那些质疑者，你们又为贫弱群体做过什么呢？
陈光标真正的问题有二：一是由于高调，给人带来不尊重捐助者人格和尊严的印象，但当我问他，你对捐助者说过不跪下不鞠躬就不给钱的话吗？他说从来没有我信。现在他学乖了，对任何捐助者都先鞠躬后捐钱。这让我悲从中来，一个封建社会过长的国民，不少是习惯了施舍的，膝盖自己本来就软，就别苛责别人不给你尊严了。
第二个问题是其慈善行为距现代慈善的要求比较遥远，到处散钱显得手段初级且效率低下，但想到郭美美的玛莎拉蒂，我又觉得陈光标这样亲力亲为更多是由于某种制度环境的逼迫你懂的。
请停止歌颂82岁的“还债奶奶”
现在很多人的目光都被一个叫廖丹的下岗职工吸引。为救患尿毒症的妻子，他私刻医院收费章，蒙混过关，4年间涉嫌骗取医院17万余元。
太多人为廖丹感动、揪心。法学家呼吁判他缓刑，而随后，曾向小伊伊捐款200万元的珠海政协委员陈利浩给廖丹转账17万元，希望他尽快退赃，并能在量刑上有所帮助。如同一个中双色球大奖的穷人，廖丹的命运在整个社会付出昂贵的宣传、救济成本后，出现了喜人的转机。与此同时，一个82岁的安徽老太却仍倔强地行走在偿还巨额医疗债务的路上。
她叫李佳鸾。从2010年开始，李佳鸾老人开始收购、捡拾废品挣钱，再贴上自己的退休金每月2500元还债。因为她的儿子因病去世后留下39万元医疗费债务。
她说：“靠退休金和卖废品的收入，一年能还两万多。我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只要我还活着，能还多少是多少。”面对来自社会的爱心捐助，在咨询了孙女的意愿后，老人说：“孙女不让我接受捐款，自己欠的债应该自己还，我和孙女一定要把欠款还清。”
公众称她为“还债奶奶”，媒体甚至用极其煽情的语调写道：李佳鸾老人面对重重困难，不等不靠，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还清“巨额”债务，以自己坚毅、倔强和执着的行动，谱写了一曲诚信之歌，彰显了诚信道德的光辉和“美丽”。
我却觉得悲从中来。
这样的辞令用于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发放农民工工资的建筑业老板，似乎更让人信服。因为，“还债奶奶”82岁了，即使身体再康健，正常的生活也应是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不管什么理由，她儿子欠下的巨额医疗费也是这个时代国家福利制度缺失酿造的一个悲剧。不管“还债奶奶”多么人格高尚和体谅祖国，她首先获得的应该是及时的救助和由衷的同情。也就是说，用道德去掩盖甚至弥合制度的缺失给公众利益带来的伤害，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实质却本末倒置。
也许任何一个国度，都会在热情洋溢地赞扬“还债奶奶”之前，先对制度的冷漠进行深刻的反思。甚至可以说，如果中国的道德模范都是如此悲摧的命运，我不敢相信人们会积极效仿。一味地歌颂“还债奶奶”只会演化成令人心碎的道德绑架她只能不断地拒绝帮助，才对得起各类宣传和赞誉。
请重温这样一些事实：我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税前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再加上公积金缴费，则可能超过60%。我国社保缴费比例数倍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但老百姓实际享受到的社会保障水平和保障范围却相差甚远，且按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和农民工分出四个阶层，差距甚大。
从国际上看，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财政体系中，社会保障及福利方面的公共消费，或者说收入支持方面的支出是政府最主要的支出项目，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般高达30%～50%，占GDP的比重也大都在10%～30%。而2012年中国全部社保投入仅占财政预算的6%这还是在中央积极改善民生的执政背景下连年提升的结果。
和人们热情歌颂的“还债奶奶”不同，另一个孤寡老人却做出了不那么高尚的选择。73岁的付达信来自湖南，一生未娶，老来贫病交加，又无人照料。无奈之下，自己想出了一个下下策，那就是去“抢劫犯罪”。结果如愿以偿，被判处一年半的刑期。用他自己的话说，进监狱和在家里比，简直到了天堂。每顿饭都有馒头和稀饭，并有专职人员服务，平时不参加任何劳动，生病以后也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如果每天能够抽上几支烟，那就更是“美好生活”了。怎奈好景不长，一年半的时间一晃而过，就在他即将出狱之际，还非常留恋监狱的生活，留恋一年半“牢有所养”的美好时光。
其实，不管老人们的情操、境界和素质有多大差距，一个正常的社会，都不该忙着对他们进行道德评判，而是努力赋予他们营造正常生活的可能。
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国家福利制度是政府与公民最重要的契约之一。时任总理温家宝反复强调，我们要持之以恒，努力让全体人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希望“还债奶奶”早日走下神坛，能安享晚年，长命百岁。
在努力构建一个个道德乌托邦之前，先努力建设一个人人都能平等而有尊严地活着的社会，更符合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