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现在还有印象的，一次是讲木玄虚的《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说得透。
只是有一次，正在上课中，不知道怎么说起了目前社会上的一些不平等现象。刘文典突然极其反常地站起来，瞪着眼睛，大声怒斥人类的“两极分化”，有人坐车，有人拉车，云云。学生们听了都很惊讶，这个神游六朝的人什么时候关心起现实世界来了？
正听他慷慨激越演说到这里，下课钟声响了，那些被他感动得五体投地的同学于是一路目送他走出校门，只见一辆人力车拉了过来，刘文典飞身坐上，一溜烟跑远了。学生们这才明白过来，刘先生刚才是在“一日三省吾身”呢，他正是那“坐车”的人啊！
就这样，貌不惊人的刘文典愣是成为清华园里的一大焦点，只要有他在，就一定会有数之不尽的奇闻趣事。许多跟他接触过的学生都在私下里竖起大拇指讲：“刘叔雅先生，牛！”
当然，生性狂放的刘文典在教课之余，还不忘“发发飙”，露一下其“狂人”风采。20世纪30年代，刘文典任清华大学教授，当时在北京大学也兼了两门课：汉魏六朝文学和校勘学。由于校勘学是选修课，而选修的学生又不多，于是教务处让他改在教员休息室上课。
第一次上课，因换了教室，中文系没有照他的要求做好课前准备工作。刘文典见此，发了脾气，并大发牢骚说：“这个课我教不了！我没法教！”学生慑于刘的名气，没人敢说话。
这时，教员休息室的工友却解了围。他一边把沏好的热茶送到刘的面前，一边用纯粹的北京话说：“那哪儿成！像您这样有学问的先生，北京大学有几位？您不教，谁教啊？”
刘文典听后，转怒为喜。他一边笑着吸烟，一边高兴地摇头。下面的学生也暗暗发笑。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陷入日寇铁蹄之下。当时正处于学术研究“黄金时期”的刘文典，未能及时离开北平，转移后方。这期间，他的北大同事周作人出现了，他几次来北平北池子骑河楼蒙福禄馆三号的刘文典住宅进行游说。周说：“文典以一部《淮南鸿烈集解》就足够显示学力而有余了。如今政府虽伪教育不可视伪，以你的学问应当到‘维持会’工作，维持教育，抵抗奴化……”
刘文典说：“你有你的道理，但国家民族是大义，气节不可污，唐代附逆于安禄山的诗人都是可悲的，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周只好面带愧色地说：“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边说边退走了。后来接踵而至的说客，皆被刘文典拒之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