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双胞胎研究本身没有错。错误的是将它们与“可遗传性”联系在一起。帕特里克·贝特森说，这种联系向人们传达出“基因和环境影响相互独立，互不影响的预想。这完全是错误的”。最后，在对“先天与后天”敏感性进行严格模仿的时候，可遗传性计算只不过是统计学上的一个幻影；他们寻求一些存在于群体，但却在现实生物身上不存在的东西，就好像有人试图确定李尔王的才智中有多少是来源于形容词的表述。仅仅因为有好办法可以推导出不同的数字，并不能说明这些数字具有某些人想要的意义。
那么，如何看待达尔文的主要问题：为什么有的同卵双胞胎较为相似，有的却非常不同？抛开可遗传性观念不论，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针对双胞胎的表现不同提出了如下的现实考虑：
1.同样的早期G×E：同卵双胞胎之所以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不仅仅由于他们有同样的基因，也由于他们有着同样的环境，因此，在整个妊娠期也有同样的基因–环境交互作用。
2.同样的文化环境。在同卵双胞胎的比较中，同样的生物特征总是更容易吸引所有的注意力。大量共同的环境特征难免被忽略：同样的年龄、同样的性别、同样的种族，最重要的是，同样（或相似）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经历。心理学家杰伊·约瑟夫解释道：“所有这些因素都使这对分开抚养的双胞胎的相似性增加。”
这些共同环境的影响有多大呢？为了测试其中的一小部分影响，W·J·怀亚特征集了50个完全没有联系、谁也不认识谁的大学生，然后让他们按性别和年龄进行随机配对。在这25对大学生中间，其中有一对表现出了显著的相似性：都是浸信会教徒，都在谋求护士职业，都对排球和网球有浓厚的兴趣，都喜欢英语和数学，都讨厌书籍，都喜欢在有名胜古迹的地方度假。这个有限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是要形成一个关于特定环境影响的明确结论，而是要唤起人们对潜在相似环境影响力的注意。
3.潜在的不同之处。统计学家称为“以偏概全”问题，即有选择地收集一些切合某一论点的数据，而将其他数据弃之不顾，由此形成了一个诱人的陷阱。在詹姆斯双胞胎的每一个细微的相似之处以外，还有数以千计的细微的不同之处。斯坦福大学统计学家佩尔西·戴康尼斯说道：“有无数种作出错误统计结论的可能，你选取的是一些希望与之共鸣的特征。”当你看着你的妈妈时，你可能说：“我正好与她相反”。而有人却表示不认同。
《纽约时报》的科学作家纳塔莉·安吉尔又作了补充，“公众不愿意知道双胞胎之间的许多不一致。我从电视节目制作人那里得知两个案例，他们试图制作一期关于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的纪录片，但是他们随后发现这对双胞胎的个人风格非常不一样——一个开朗外向，另一个害羞内向，这足以证明他们没有说服力。”
4.调和和夸大。所有的双胞胎都觉得彼此关系紧密，一起长大的双胞胎更注意彼此之间的不同，而分开后重聚的成年双胞胎更愿意陶醉于他们的相似之处。研究人员全力阻止任何刻意和无意的调和，但苏珊·法伯在她于1982年出版的书《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中采访了121个被研究人员称为“出生后分开”或“分开抚养”的双胞胎例子。
考虑所有这些因素，詹姆斯·刘易斯和詹姆斯·斯普林格，两个39岁的男人，在母亲的子宫一起生活了9个月，出生之后又在同一所医院里一起生活了1个月，然后在两个相隔112公里之遥、居民多为体力劳动者的小镇中长大（两家父母在给孩子起名字时品味相同），后来都喜欢相同味道的啤酒、相同味道的雪茄、相同品牌的汽车、相同的业余爱好，以及其他一些相同的习惯。这其中有什么令人吃惊的？（为了避免人们认为他们过着完全平行的生活，这里有些区别并非不值一提：有一个詹姆斯结过3次婚，他们的发型非常不一样，其中一个比另外一个的文笔要好许多。）
基因–天赋的支持者们会让我们相信人的命运在于天赋，并且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是，基因学以及同卵双胞胎真正要告诉我们的却是相反的内容。没有人被某种命中注定的身体和生活所限制。我们继承，同时也在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