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抬头看：哟，只见正前方几十步外的山坡上，有一团绿色的火光一闪一闪的，看起来怪可怕。“是谁在那里烧火？”庆立惊疑说。“不，不是谁烧的火，那一定是鬼火！”我看着那团绿火猜疑道。老师曾说过：人死后身上有种磷会燃烧，这鬼火实际上就是磷火啊！但这死人身上的磷火我从未亲眼见过，今夜猛然看到，我不由得又一阵紧张，眼睛再视那闪闪的绿火，仿佛有一披头散发的厉鬼，正张了血盆大口向外不断吐着火星。顿时我觉全身毛发直竖，脚下也立不稳，不敢再向前迈动了。
听说是鬼火，庆立也吃了一惊。他结结巴巴地怀疑道：“不是吧，怎么会有鬼火。”
“是鬼火！”我肯定地对他道：“这夜里不会有别的火燃烧的！”
“不见得吧，也许是有人烧的土粪在在燃烧呢？”
“不可能，烧土粪冒的烟火和这绿色颜色不同。”我又肯定道。
“那……咱怎么办？”
“你看呢？”
“走，咱们还是要走过去！”
“不怕么？”
“怕，我想没什么可怕的。”庆立壮着胆子说。声音里有些发颤。
“咱要从那火光面前过去哩！”我看见那火边真象有鬼影子，又很犹豫的道。
“不……那一定是你的幻觉！”庆立顿了顿，终又坚定的道：“我想就是遇到鬼也不怕，咱死都不怕，还怕别的什么呢？”对，一个人只要死都不怕，又还有什么值得可怕呢？我踌躇一下，遂又鼓起勇气，和庆立直向鬼火前的大路上摸去。
夜色还是那般暗黑，周围什么也辨不清，那一团坟场边的绿火闪耀着，却分外明亮。近了，愈来愈近了，我开始把心提到嗓子眼。我努力想不去看它，就勾着脑壳走过去，但是一种好奇心又促使我不断向它张望，那一团火忽明忽暗，忽强忽弱，那蓝绿色的光，看去格外叫人觉得奇怪，因为这决不同寻常之火。快到那团绿火前时，公路转了弯，我再次看了那团绿火一跟，便顺着公路快步转了过去。终于走过山湾，那团火消失了，鬼怪到底没有出现，我和庆立都松了口气。
此时，乌蓝的天空撕开黑的帷幕，东方渐渐现出了鱼肚白。须臾，远山的轮廓和近处的景物渐渐都清晰起来，天，很快就要亮了。转过芙蓉湾去，公路到此便已走完。前面上山的的小道已经清晰可见，我和庆立就没再停留，一直往山腰走去。我们从芙蓉桥走的这条路，是通往麦地坪的一条最近的，路。山顶处名叫百步墩。跨过山那面的一百多步石阶，就下到了麦地坪盆地。然后沿一条溪沟上行约10余里，就到了麦地坪学校。这日早晨由于起得早，赶到学校时第一节自习课还未下课；大哥惊讶地说，“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早？”“我们半夜里就起床了，在路上烧了一堆火烤才熬到天亮！”
大哥听了我和庆立的讲述，不禁赞叹地说：“不简单，你俩的胆子真大！”
在麦地坪学校，我只读了短短一年来的时间就初中毕业了。因为家庭社会关系复杂，我没能被推荐上高中，此后就又回到了广阔天地锻炼。
（二）一根钢钎
17岁那年，我初中毕业，因要大队推荐而未被高中录取，回到乡里即参加了生产队劳动。过了数月后，县里要修一条通往某煤矿的公路，各公社都要抽调劳动力去工地，生产队便指派了我去参加修路。
我背着一床铺盖和一些简单行李，于一个秋日到了离家约30多里外的公社民工连部去报到。连部设在当地村子一座四合院内，在这里我巧遇到了小学时的一个姓刘的同班学生，于是和他住在一起有了一个伙伴。这位同学带了一本《三国演义》和一本《水浒传》，我带了一本《红岩》和一本《烈火金钢》，我们彼此交换看书，业余时间便未觉寂寞。
报到的当日晚餐，吃南瓜汤加红米饭，伙食有似井冈山时期的红军生活。晚上没电灯，我们用墨水瓶做了油灯照明，彼此天南海北闲聊一阵后，便早早倒在地铺上入睡了。第二天清早，一阵嘹亮的军号将我们从梦中唤醒，大家睡眼惺松爬起来，净手洗漱，吃过早餐，便各自领了一份工具准备去工地劳动。我和姓刘的那位同学合领了一把八磅铁锤和一支长三四尺的钢钎，接着与众民工一起来到离住地数百米外的一个叫木峡的峡谷里。
在布满岩石的山腰上，摆开了一条长蛇似的修路阵势。因为这段路没有土方，我们全靠打炮眼炸石修路。我和这位同学结成对，一人掌钎，一人使锤，过一会再相互替换一下。工地上只听锤声叮铛，人语喧哗，充满一片闹热景象。最初打炮眼，我的技术不内行，掌钎时掌得不得法，手掌被震得生疼，打锤时瞄不准钢钎，有多次打偏了，险些砸着掌钎者的手臂。炼习多了才熟能生巧，运用自如。进度也不断提高，有时一上午能打三个炮眼，中午时分，乘修路民工回住地吃午饭时，点炮手便会装填炸药雷管，开始点炮，一个会点炮的能手，一次同时能点燃一二十多个炮眼。
仅过10余天时日，我们这个民工连便在峡谷里炸出了一片毛路段，当我们去炸一段最险的山崖路段时，由于悬崖太陡，只好吊着绳子去打炮眼。这一次，我和那位同学被人吊在悬崖上打炮眼，那支最初领的钢钎，由于打进炮眼太深，一时竟卡住拔不出来了。没办法，我们只好在离这支钢钎七八尺远的下方重新打了一个大炮眼，这一炮炸过，那悬崖被轰掉几十方岩方，打了炮眼嵌着钢钎的那块石崖仍未撼动，于是，这一支钢钎便被高高地悬插在了石崖之上。
三个月之后，那木峡中的几十米高岩壁路面终于被我们征服了。这之后不久，我又被安排到了另一处路段施工。这一处路段路基很底，我们从远处挑来了很多泥土，把路基填满，然后，用那笨重的夯将路基夯实。这石夯有四个人抬的，也有8个人抬的。运作之时，由一人领头喊号子。我们一组4人，每人抬只角，每天打夯时，都由一个老民工领头喊号，那老民工调子多，他起头喊道：各位那个青年哟！
嘿着！
把绳绳一路开哪哟！
嘿着！
攒劲那个夯土哇，
嘿着！
修通木峡公路呀！
嘿着！
汽车开进村子罗！
嘿着！
接个媳妇进家门呀！
嘿着！
嘿着！如此喊着叫着，劳动的劲头就越来越高。在连续约半年的修公路施工中，我感觉自己投身到一班有组织的民工中间，那种热闹的劳动气氛与新结识的一些民工们的相互交往，是我生活的崭新体验。我觉得这种有规律的生活也很有趣味，尽管有时施工的活儿有些累人，但整体说来，我却很适应这种劳动和生活。
在木峡公路完工之后，我没有能看到通车典礼那一天。过了数月，我离开这块工地转战到了另一处水库工地去劳动。尽管这条公路通车后，我至今还未坐车走过那条路，但对那支悬在石崖上的钢钎的记忆，却已深深镶嵌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三）痛别三哥
1974年7月，夏日炎炎，暑假来临。我早早地与生产队在县气象站打工的李康义、李康校两兄弟挂好钩，一放假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每天为县气象站挑砖！李康义是包工头，他手下指挥有10多名副业工，多时有几十个。我们每日都从一个山脚往山顶运砖，因为气象站要在山顶修一栋房子。那座山约有300多米高，我们一天要挑二十余回，每挑一匹砖，有5厘钱。力气大的，每一担可挑26匹，合1角2分钱。我平均每担仅能挑十六匹左右。每天我能赚到钱1元5角。除去每天4～5角伙食，还能剩余约1元钱。
在县气象站挑砖期间，有一天中午，太阳象火炉一般炙烤着，我挑着一担砖，刚从山脚上到山顶，汗流浃背的，忽然。听到有人叫我一声。我抬头一望，只见对面气象站办公楼房下，站着一个穿白汗衫提黄布包的青年，原来是三哥康喜。“咦，三哥，是你呀！”我惊奇地叫着，随即一面卸了砖头，就匆匆走了过去。在气象站房檐下，我们兄弟亲热相会了。我们相互对视，发觉彼此都黑瘦了些。我知道一个多星期前，三哥才从水库工地回家，他说要远走高飞，因为生产队耍抽他回来劳动，他不愿回队，就悄悄跑去了湖北江汉平原的后湖农场，在那里投奔姐夫的一个侄儿，想去农场安家落户，此事也不知办得怎样，现在见他这么快就转了回来，我迫不及待就问：“你怎么就回来了？那里接不接收你？”
“接收倒接收，可我就是想回来……”
“想回来做什么？”
我见三哥有些忐忑不安，遂又招呼说：“你还没吃饭吧，走，先把肚子填饱再说。”我即领他到气象站食堂，然后买了两份饭菜，彼此狼吞虎咽地吃了。餐毕，我们又到食堂外的僻静处坐下谈了一会。三哥对我说：“后湖那地方不是人呆的，我搞不习惯。”“为啥不习惯，你还没去几天呀！”“我只搞了三天双抢，累得快趴下了！那里的人一天要干十六七个小时的活，我实在受不了！”“可是，在家乡的工夫也很累呀！”我又道：“你看我们做小工挑砖，一天挑20多回，每次上一个朝天坡，来回几里路，挑一回砖才得几分钱，一天只赚得一元来钱，还不是累得要死厂再说到生产队活儿也很累，而且连饭都吃不饱，你到后湖农场去，那里的饭总可以吃饱吧？”
“饭倒是有吃的！”三哥道：“－天三餐，大米饭让你放肚皮吃，可就是那工夫厉害，受不了。”
“做工也是慢慢适应的。”我又说：“我挑砖开头几天也受不了，肩膀痛得要死，挑了一个星期，现在肩膀长了茧，就感觉好些了。”
“你巳赚了些钱吗？”
“赚了10多块哩！”我说；“这个假期过去，我的学费就有余了。”
“这还有点想头！”三哥高兴地说：“你只有一个学期就高中毕业，可惜毕业又要回队参加生产了。”
“参加生产也不怕！”我自信地说：“现在城里干部的子女中学毕业也都要下乡锻炼，我回去又怕什么！”
“回了生产队，就被捆了手脚呵！”三哥又道：“我这些年在农村就没搞出名堂，在水库工地当了几年会计，生产队的人还眼红，要我回队生产。我一想到被迫回队劳动心里就不是滋味，所以我才想到后湖去。”
“既然这样，你去了就别回来呀！”我说，“你现在跑回来还要惹人笑话，保征大哥都要讲你，他这几天正在县城开会。”
“啊，大哥也在城里，那我得去看看！”
“走吧，我和你一起去！”
我即带他一起下山来到县城，在县工会招待所宿舍找到了大哥，此时他刚吃过午饭。见到三弟到来，大哥感到十分意外而又恼怒。
“你怎么搞的，就跑回来了。”
“我……我呆不下，那里的工夫太重……”三哥见大哥脸色不对，站在宿舍里勾下了头。
“哼，拿起个男子汉，还怕工夫重！真是个没出息的家伙，你现在跑回来又怎么办？回来饭都没吃的，你还回生产队受气吗？”
大哥越说越生气，最后又一甩袖子道：“你到外头搞不好事，就莫来见我！”
三哥被大哥一顿训斥，脸上一阵红又一阵白，心里痛苦极了，我便安慰他道：“大哥是这脾气，你莫不好想，走，咱们回气象站去吧！”
说着。我和三哥走出大哥宿舍，到了街头。三哥忽又站住毅然道：“我现在想好了，我要再去后湖农场，现在就走！”
“什么？你又想去后湖农场？你不是搞不习惯才回来么？”我惊讶地说。
“我要再去闯一闯，再去决不回头！”
我见他说得很坚决，遂又问道：“他们还会要你吗？”
“我想会要的！”三哥说：“农场那位队长对我说过，实在想再来，我们还欢迎。再说姐夫的侄儿汪志光还会帮助的，我这就去找他们！”“好吧，只要真有决心，或许他们会收留你的！你到那里干好了，绝对比在本地方要有出息！”我如此说罢又问：“你真要去，路费怎么办？手头一定没有钱了吧？”
“我只剩5元钱了！”三哥说：“我打算从咸池峪走，到那里去找舅娘借一点。”
“来，给你10元钱吧！”我从西装短裤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10元票子说：“这是我才结的一点工钱，你拿去做点路费。”“好，你给我这10元，车费也就差不多了！”三哥很感激地说：“你的学费怎么办？”
“不要紧，我还可以搞半月工夫，不够再找姐姐要点。”
“那好，我走了，你再给大哥相姐姐去说一声，就说我不混出个人样来。就不回家乡见他们了！”
“行，你只要有这决心就一定干得好的！”
说到这里，我就送他到了车站，刚好，往咸池峪方向的班车下午还有最后一趟。三哥买了车票，我们在候车室又坐了一阵。见三哥说走就走，我心里面有些难受。三哥从千里之外马不停蹄地赶回，连口气都没喘，现在又要匆匆赶去。他是太累了些呀！“你一路要多保重！不要赶耶么急！”
“放心，我会很顺利到达的！”三哥点点头道。
过一会儿，班车开始验票了，我目送三哥上了车，然后相互挥手作了告别。
三哥这一去，路上受尽了苦头，有个夜晚，据说是在河滩渡过的。到了那个农场后，三哥又吃尽了千辛万苦，为了不再回老家受气，他咬着牙坚持在那里扎了根，并且在那里结婚成了家。但是，他由于劳累过度，竟在40岁时就在电站岗位上不幸病逝。他的死，令我们全家十分悲痛。我想，当初三哥如果不朝湖北去，就留在家乡劳动，或许命运还要好得多！大哥后来对此也十分后悔，悔不该当年不想想实际情况，竟逼他再走湖北，以致酿成后来的不幸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