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艺术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造型奇特生动，纹饰精细独特，装饰繁缛华丽，手法丰富多彩，气魄雄伟浑厚，被誉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以有精美的纹饰而着称，青铜纹饰花纹是以动物纹样为中心特征的，这些动物纹样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界存在的动物的纹样，如鱼纹、鸟纹、象纹、鹿纹、蚕纹、龟纹、牛纹等；另一类是各种幻想动物，即古文献神话中的动物纹样，主要是饕餮纹和龙纹，饕餮是传说中贪财贪食好食人的怪兽。许多研究者认为，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具有宗教上和仪式上的意义，它是“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的媒介”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313页。，又是一种辟邪物。《国语·楚语下》载，观射父在回答楚昭王关于怎样才能沟通人神关系的问题时指出，人神之间的沟通，要仰仗巫觋，而帮助巫觋通神的工具，就包括青铜器。《左传·宣公三年》进一步指出，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有“使民知神奸”，“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的作用。倘若不是因为相信青铜器动物纹饰代表了图腾神，而且有同人发生交感作用、有通神接鬼的巫术力量，青铜器就不可能产生出来。
春秋战国时期，绘画艺术虽然已经从工艺美术中独立出来，但绘画作品带有浓厚的巫觋色彩，多绘于神庙、祠堂、墓室，用于宗教祭礼和巫术仪式。《楚辞·天问序》：“（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有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其画，因书其壁呵问之。”当时的画多为壁画或帛画，今存的楚汉帛画共有十多幅，最着名的有：《人物龙凤帛画》、《人物御龙帛画》，被称为《导引升天图》的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这些画都具有葬礼中的铭旌性质，是一种巫画，意在为死者招魂上天。
发端于西汉而盛行于东汉的画像石、画像砖与墓室壁画，以其古朴的构图技巧，五彩斑斓的图像内容蜚声于世，这些画同样带有巫术内容。
民间的装饰画、工艺美术也同巫术有密切关系。原始人曾经盛行植物崇拜、动物崇拜、图腾崇拜，根据交感巫术的相似律和接触律，他们相信把崇拜对象的形象雕刻或绘画在住所、用具、舟车、武器等等之上，就可以拥有崇拜物的神性，并受到其保护。这种巫术礼仪的需要大大促进了装饰画和工艺美术的发展。《淮南子》：“龙舟鹢首”，其注曰：“鹢者，水鸟也，画其象着船首，以御水患。”今民间端午节所用竞渡之龙舟，其来源也与巫术信仰有关。“台湾高山族的派宛人，以蛇为图腾，其器物多雕刻蛇形。”宋兆麟：《中国原始社会史》，第472页。意在驱邪祈福。汉族以及许多少数民族的建筑物上都雕刻有动物形象，同样是为了辟邪禳灾。古代许多民族都有文身习俗，在脸上、腿、臂、胸等部分黥刺各种动物纹样，人们相信这样就可以拥有所文动物的特性。民间工艺美术，包括年画、剪纸、玩具等等，许多内容均源于巫术信仰：“金鱼满堂”、“瓜瓞绵绵”、“榴开百子”、“麒麟送子”、“鱼儿吐子”等，源于生殖巫术。人们以为悬挂这类年画或剪纸，就可以发生交感作用，而使人具有鱼、瓜、石榴那样强的生殖力。“寿比南山”源于模仿巫术，人们相信，挂上“寿比南山”的年画，根据相似律，人就可以交感到山岳的特性而长寿。“竹（祝）报平安”、“福（蝙蝠）自天来”、“虎鱼（富余）”、“虎鹿（福禄）”、“连年有鱼（余）”等源于对语言巫力的信仰，人们相信通过上述谐音，可以使人们的愿望得以实现。“艾虎克毒”、“镇宅神虎”、“剪除五毒”、“神荼郁垒”、“秦琼、尉迟恭”等源于驱鬼辟邪巫术，根据交感巫术的相似律，人们相信在门上张贴门神和虎的画像，就等于它们本身，因而具有镇邪驱鬼的作用。民间工艺美术的创作观念以及老百姓对这些作品的接受模式是一种承传久远的集体意识，其中最主要的是巫术观念，它是漫长的文化积淀的结果。
其次，巫术促进了雕塑的发展。
雕塑最初也是作为巫术仪式的手段和工具而产生的。简·哈里森在《艺术与仪式》一文中指出：印第安人用雕有花纹的圆盘去行巫术仪式，防止太阳造成旱灾。这个圆盘当然具有无可置疑的艺术成分，但它的直接目的却不是为了艺术的审美，而是为了施行巫术。
黑格尔认为，雕塑“以人的形象作为它的造型的基本类型”。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第125页。最早的人物雕塑是女性裸体塑像，这些塑像被称为“史前维纳斯”。1979-1982年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的发掘中，出土了多件个体红陶女塑像的裸体部位，仅乳房就有一批，两个红陶小型裸体女塑立像头及右臂虽然残缺，其形体的特征仍显露无遗：腹部凸起，臀部肥硕，左臂弯曲，左手抚摸上腹，下身特意用三角形印纹表示女阴。另有一件红陶裸体女塑像的残部，呈现出双手交叉捧腹的模样，肚腹浑圆。此外，早在196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在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个女性小塑像，女像为泥褐陶，半身，头部残缺，胸部乳房高耸，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世界上许多地区也都出士了这类“史前维纳斯”。
红山文化女神头像这些女性裸像的出上，曾经导致了一种流行一时的艺术起源论，即认为艺术是一种求爱活动的副产品，这些裸体雕像或塑像是旧石器时代男子对女性的爱和情欲的表现，由此出发把美与性联结在一起，认为美导源于性。研究者们普遍认为，美与性确实有联系，但创作这些“史前维纳斯”却不是为了表示性爱，而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图腾崇拜和丰产巫术的遗迹。
太古之时，人烟稀少，繁衍人口乃是关系到氏族存亡之头等大事。但初民不了解男女交媾的生殖作用，而只是注意到女性在繁衍氏族中的作用，从而幻想出女性始祖与图腾动植物感触或婚配而繁衍人类的神话，认为育龄妇女只有与图腾相接触才会生儿育女。上述“史前维纳斯”的创作显然是对人的神秘的“生殖力”的崇拜，或象征“女始祖”与“图腾动物”相配而繁衍氏族后代的意义，这些“史前维纳斯”实际上就是“生育神”，人们通过举行相应的仪式，祈求生殖。
“图腾感生”观念统治了原始人多少个世纪以后，原始人在实践中逐渐对男女交合对生儿育女的作用有了认识，反映在雕塑上，出现了男女合一的人形雕像。例如，后洼遗址出土的石雕、陶塑艺术品共有四十多件，其中有男女合一的陶塑人头像。青海乐都柳湾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出土了兼具两性特征的彩绘陶壶，殷墟妇好墓出土了合体玉雕人形，北方民族青铜短剑上有合体装饰人像，这都是原始社会中生殖崇拜的反映，是原始人用来举行祈求生殖的巫术仪式的工具。
雕塑之所以成为巫术仪式的工具，是因为在原始思维中，塑像被当作赋有神圣意义的活的实体。原始艺术家通过他们的作品把现实世界和神灵世界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原始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媒介。原始人相信，他们通过这些人工制品所创造的神圣形象就能与神秘力量相会合。因此，雕塑被广泛运用于伤害巫术（雕塑敌人形象）、求雨巫术（制造土龙）、求育巫术（雕塑生育女神、陶儿子）、驱鬼巫术（雕塑鬼或神）。雕塑被用于巫术，在我国某些少数民族至今仍然存在，例如，西双版纳的哈尼族必设两个寨门，前门为大门，是活人之门，后门为死人行走之门。两门附近多有雕塑作品，其中前门左侧放风箱、钳子、锤子等铁匠工具，右侧立两个男女裸体雕像。后门右侧也立两个男女裸体雕像，在门前梁上还绘有花纹、圆圈图案，装一对鸟，左边木柱上拴木雕男女像。这些雕像皆以一独木砍制，有头、身体、五官和性器官。其用意有二：木雕像是求育巫术，男女裸体雕像同上面提到的“史前维纳斯”和男女合体雕像具有同样的意义；供风箱是崇拜铁匠，认为铁匠是最有能耐的人，其工具锋利无比，具有辟邪作用。
龙凤是中华民族的象征，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了一个碧玉龙，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距今约五千年，高26厘术，是用整块墨绿色玉石雕成的圆雕作品，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龙形玉雕。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象牙雕，是我国发现的最早最精致的象牙雕，距今约六七千年。研究者们认为，龙形玉雕和双鸟朝阳象牙雕以及出土的其他许多雕塑品，最初都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巫术和宗教祭祀。
辟邪镇宅铜葫芦秦始皇陵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这是丧葬巫术发展的结果。在巫教信仰中，认为死者同活人一样生活着，所以最初用生活必需品，甚至用活人陪葬。以后，人们利用模仿巫术，用陶俑、人俑代替，并且用镇墓兽、镇墓瓶等驱鬼辟邪，保卫亡灵。秦始皇时代，以俑代人殉葬之风已盛行。秦始皇死后，除了仍然搞杀殉陪葬外，还用了六千多兵马俑充当秦始皇的近卫军殉葬，这些兵马俑形同真人、真马，威风凛凛，生气勃勃。其雕塑技艺精湛，恢宏大度，表现了气吞山河、势不可挡的军威。汉代除了用兵马俑殉葬外，还开创了在陵墓前用石雕开神道的先例。许多陵墓前都有石羊、石虎、石狮等守卫，起驱魔辟邪的作用，因而使雕塑获得了新的发展。
艺术的真正源泉无疑是物质生产劳动，但巫术对绘画和雕塑等造型艺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这也是无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