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
曾国藩指出，观察一个人的“骨”，能识别他的强弱。“骨”健，其人强壮，“骨”弱，其人柔弱。曾国藩在鉴识人才时，认为“神”和“骨”是识别一个人的门户和纲领，有开门见山的作用。他经常将“筋”和“骨”联在一起来考察一个人的力量勇怯。
曾国藩所说的是否有道理呢？我们知道，由于中国古代哲学、医学、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色”又与五行、五性、五脏、四时相配合，具体如下：
一曰水，五性上是精，五脏属肾，颜色为黑，方向为北，旺在冬季；
二曰木，五性上是魂，五脏属肝，颜色为青，方向为东，旺在春季；
三曰火，五性上是气，五脏属心，颜色为赤，方向为南，旺在夏季；
四曰土，五性上是意，五脏属脾，颜色为黄，方向为中，旺在四季末；
五曰金，五性上是魄，五脏属肺，颜色为白，方向为西，旺在秋季。
还有一种说法，是专论骨“色”的，认为骨色来自“六气”。而所谓“六气”，即青龙、朱雀、勾陈、螣、蛇、白虎、玄武。
这六种气中，以青色为美、为佳。这是因为，在中医理论中，青色的五行属木，人体五脏的肝也属木，因而肝与青色与木与春天是有联系的。春天，万物生发，一片生机勃勃；肝在体中是造血的器官，是生命力旺盛的潜机，因而青色是生命的象征，所以古人把青色作为最美、最佳的颜色。
曾国藩指出，识人、知人应观其形，然后通其神，所以相人之术就主要是考察一个人的气质、性情、才气、骨气、度量、心性等方面，这在中国古代的相人之术中称为“品藻”。所谓“品藻”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外观和行事的方式对人加以评论。“品藻”以识人，滥觞于东汉，盛行于魏晋。那时“品藻”人物，就是用极简单的词语，对一个人或气质、或性情、或才气、或骨气、或度量、或心性加以概括总结。比如说某某人“高洁”，某某人“狷介”，某某“旷达”，或“真独简贵”，某某有“高韵”等等，但“品藻”人也不都这么简单，也会讨论到一个人的各种品性之间的关系，这可以更为准确地认识一个人。比如谈一个人的妻子，则说她“才拙而性刚，聚敛无厌，干豫人事”。再比如说一个人“才不称量”，就是说一个人的才能与他的气量不相称，或者才高而气量小，这种人一般都心胸比较狭小，对人不太宽容；气量大而才小，则必无所成就。何晏是魏晋时名流雅士，但世人对他的评价则是：巧思而损其质。意思是说这人的思维机巧，但损害了他的质朴，所以他虽为名士，但有轻佻之嫌。嵇康是晋代的大文学家，也是当世的名士，但有人在“品藻”他时认为他“隽而伤其道”，意思就是说嵇康这人才性卓然超群，隽秀超拔于众，而与他信奉的老庄自然之道不合，最后终有厄运。
相其形、通其神的相人之术，并不是简单地只看一个人的品德方面，或单纯只看一个人的才华方面，而是通过其外形及行为、行事，把一个人的德、才、情、性、骨气等各个方面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这样才能判断一个人是贤能之士，还是不肖之臣，是成事之人，还是败事之人。应该说，洞识一个人的灵魂对于识人来说要来得更为深刻和全面。古代那些善于相人的人，大都能具慧眼来洞识一个人的灵魂，所以于一眼之际，即能判断此人的为人处事方式、处世方式。掌握了一个人的性格，基本上就能对此人的才能和办事能力作出判断、推测，而结果往往与其推测应验。例如世人往往用“精明”来评判一个人。但精明本身也分为各种情况。精明的人未必都能成大事，因为“精”和“明”是人的性情的不同方面。“精”指善于权变、算计，“明”则指善于识断、通达识体。有些人是精而不明，有些人则明而不精，有些人则既精又明，两者皆行。精而不明的人小算盘打得很多，往往比较贪婪，但机关算尽算掉的却是自己的性命。明而不精的人，明于识断，凡事不争不拈，其失误在于不勇于创造机会，但凡他能得到的，该得的，他都能稳稳保有而不失。精而又明的人，其把握机会和创造机会的能力比前两者都要优秀。或精而不明，或明而不精，或精与明兼具，这些都是“精”和“明”这两种因素在不同的人身上形成的不同结构。识人相人正在于要把握这种不同素质之间形成的不同结构。单纯地考虑一个人的单一方面的素质，往往并不足以判断一个人，不足以对其做出最为公允的推断。这里讲两个有关“反骨”的故事，相信有助于大家理解。
“反骨”，千百年来曾多少次地困扰过中国人。越是关键性人才，用起来越怀疑。因此，也就越难把这类人放到关键性岗位上。常能听到一些人间接地谈起：这人可靠不可靠？这人是不是一条线上的？这人用了以后会不会不好控制？诸如此类的疑问，都要细细分析。与反骨相比，什么业绩、能力、学识水平，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成了次要的事。正如魏延那样的人，运用之中又要防范，干脆不用，如果是这样，哪来蜀国的大好江山呢。
在《三国演义》中讲魏延有“反骨”，据称长此反骨者日后必反其主。诸葛亮虽然识得魏延的本质，但仍然珍惜他的才干而用之不疑。这个魏延，最初以部曲随刘备入蜀，作战勇猛，累迁为征西大将军，诸葛亮死后，他与长史杨仪争权，率兵打杨仪，兵败被杀。而当时诸葛亮对他用人不疑。这一方面与诸葛亮善于用人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魏延能征善战，征西大将军非其莫属有关。
又如，后唐初年，晋阳的命相师周玄豹曾说：“明宗（李嗣源）前程尊贵无比。”后来李嗣源登上帝位后（公元926年），准备召请他进京入朝。
大臣赵凤闻知此事，急忙出来劝谏道：“周玄豹的话已经应验了，他势必声望很高，如果此时将他召进宫来，那些轻佻浅薄之徒就会聚集在他门下，这将是大唐的隐患。自古以来，算命人的胡言乱语导致灭族之灾的事例可并不少见啊！”
李嗣源听了这番话，就改变了初衷，只将周玄豹委以一个专管膳食的官员，使他不可能对政事有任何影响。
这个人也许是个人才，但他已超越自己的本分，而大胆妄言非分之事，这说明此人的破坏性大于他的才气，不能守本分的人才不能用，妄语坏事的人更不能用。
【人才智鉴】
刘濞造反
刘邦在世时为了防止外人专权，大封刘氏子孙为王，但刘氏子孙也没让死去的刘邦省心，到景帝时还是有人造反了，以吴王刘濞为首联络胶西王、楚王、赵王及胶东、淄川、济南六王造反。
刘濞是刘邦哥哥的儿子，骁勇善战，军功卓着。封赏之时，刘濞伏身下拜，据说刘邦忽然发现刘濞眼冒戾气，背长反骨，就料定他久后必反，直言相告说：“看你的样子，将来必反。”惊得刘濞汗流浃背。刘邦又抚其背说：“汉后50年东南有乱，莫非就应在你身上吗？为汉朝大业计，还是不要反！”
现在，刘濞真的造反了，吴、楚七王造反也得有个理由，因为他们知道公开反叛毕竟不得人心，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和煽动性的口号，叫“诛晁错，清君侧”。也就是说，皇帝无过错，只是皇帝身边的大臣有错，他们起兵是为了帮助皇帝清除身边的奸臣，而并非反叛。
一天夜里，晁错忽听有敲门声，原来受人奉诏前来传御史晁错立刻入朝。晁错惊问何事，来人只称不知。晁错急忙穿上朝服，坐上中尉的马车。行进途中，晁错忽觉并非上朝，拔开车门往外一看，所经之处均是闹市。正在疑惑，车子已停下，中尉喝令晁错下车听旨。晁错下车一看，正是处决犯人的东市，才知大事不好。中尉读旨未完，只读到处以腰斩之刑处，晁错已被斩成两段，身上仍然穿着朝服。
景帝又命将晁错的罪状宣告天下，把他的母妻子侄等一概押到长安，唯晁错之父于半月前服毒而死，不能押来。景帝命已死者勿问，余者处斩。晁错一族竟被全部诛戮。
晁错族诛，袁盎又赴吴议和，景帝以为万无一失，七国该退兵了，但等了许久，并无消息。一日，周亚夫军中校尉邓公从前线来见景帝，景帝忙问：“你从前线来，可知晁错已死，吴、楚愿意罢兵吗？”邓公直言不讳地说道：“吴王蓄谋造反，已有几十年了，今天借故发兵，其实不过是托名诛错，本是欲得天下，哪里有为一臣子而发兵叛乱的道理呢？您现在杀了晁错，恐怕天下的有识之士都缄口而不敢言了。晁错欲削诸侯，乃是为了强本弱末，为大汉事世之计，今计划方行，就遭族诛，臣以为实不可取。”
景帝听罢，默默不语。
当然，反骨是古人鉴人的一种说法，现代人不足为信，只要是有作为的人，就要注重其才，领导人看重的是干才，不是偏才和歪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