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伦是造纸术的始祖吗
蔡伦（？-121），字敬仲，桂阳（今湖南郴州）人。东汉宦官，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家，造纸术的发明者。
造纸术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造纸术的发明者是东汉宫廷宦者蔡伦。据传，蔡伦从小就对造纸很感兴趣，他经常看着竹子的内膜发呆，心里想道，要是字写在这簿薄的竹膜上，不是比写在竹筒上要方便得多吗？于是他就用竹膜试验，但是经过很多次失败之后，他意识到竹膜太薄，根本无法写字，于是他想到要加进一些与竹膜一样质地的东西，但那些东西必须坚韧，他开始尝试用一些棉、麻试验。在千百次的试验之后，他成功了。正史中关于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南朝宋代范晔的《后汉书》里。《后汉书·蔡伦传》说：“（蔡）伦乃造意用树肤（皮）、麻头及蔽布、鱼网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后来的教科书都用此说。
然而，许多考古发现证实，造纸术的发明者并不是蔡伦。在西汉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已经学会了造纸。
在比《后汉书》更早的东汉官修国史《东观汉记·蔡伦传》（已逸）中记载：“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原书只说蔡伦主管（即“典”）少府所属尚方造纸，根本没有蔡伦发明纸的意思。蔡伦于公元75年入宫为宦官，后因卷入宫廷内讧而服毒自杀。所谓蔡侯纸实出于尚方内众工匠之手，而非身为尚方令的蔡伦所亲制。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黄丈弼于1933年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西汉麻纸。但是，此纸没有经科学鉴定，便毁于1937年的战火之中。
到1957年，人们又在陕西省西安市郊灞桥的一个砖瓦厂发现了一座西汉古墓，墓中有一个铜镜，用麻布包着铜镜，有一叠古纸，共88片，最大的有100平方厘米大小，最小的只有12平方厘米，平均厚0.139毫米，稍厚于现在的新闻纸，是用麻纤维做成的。
到了1973年和1974年，又有两片西汉纸在甘肃居延汉代遗址中发现了，一片有400平方厘米大小，是用大麻纤维制作的，其年代大约在西汉宣帝时期，另一片有103.5平方厘米大小，是用麻、线混合制成的，其年代大约在西汉建平年间。
到了1986年，考古工作者又在甘肃天水发现了一张西汉天水地区的纸画地图。该地图出土时被放在死者胸部上面，残长5.6厘米，宽2.6厘米，纸面光滑平整，是用细墨线条绘制的。这张纸大约有14平方厘米，出土时已非常残破，但却是我国劳动人民在西汉时期就已掌握了造纸技术这一史实的有力证明。
从1990年到199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中发现了24片汉代麻纸，其中4块书写有字，这纸和1500多件有确切纪年的简牍同时发现，其年代当是西汉宣帝到哀帝时期。这说明西汉不仅有纸，而且开始用纸来进行书写。
上面这些重要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并不是东汉蔡伦。远在西汉，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掌握了造纸术；蔡伦的贡献是改进了造纸术，使造纸业的发展更进一步。也因为他在造纸术方面的改进，使得后来的史书将其列为造纸术的发明者。这同时反映出，造纸术在蔡伦改进之后技术水平的确有了很大提高，人们的书写也较以前更为方便了。
谢玄与“芝兰玉树”的由来
谢玄（343-388年），字幼度，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出身于晋朝的贵族家庭。宰相谢安侄子。东晋名将，著名军事家。
东晋时期谢家被谢安调教出四位最出名的弟子，他们是“封”、“胡”、“羯”、“末”四兄弟。
有一回，那时谢玄已20出头的人了，谢安像往常一样，把子弟们叫到一起，跟他们谈论人生之道。这时，他突然问了个问题，大意是，你们打算怎样面对人世间的事情，来让自己成为有才能的人呢？孩子们一下子被问住了，这个问题听起来好深奥，不少孩子都还没认真想过呢。这时，偏偏就谢玄开口了，他说，就该像那“芝兰玉树”，在自家门庭前无拘无束地自由地生长！谢安微笑，觉得他答得很妙，由此也更加欣赏这个“阿羯”了。“芝兰玉树”这个词儿，也一下流传了开来。
不过，这个问题，其实可并不简单啊。
先得大概知道一下当时天下的局势。谢安出山前，正是大权臣桓温的势力急剧膨胀的时候，他的篡位之心更加显现，从皇帝到百官，人人惧怕三分。有表现出不支持他，而要忠心晋室的，都被整得很惨，重的诛三族，轻的也要下狱。就连出身琅琊王氏这么厉害的家族的王彪之，因为不买桓温的账，都被打入了监牢。
谢安这时候问孩子们这个问题，多少是有点儿用意的。那时，这些孩子不少都过了二十岁，开始到四处去做官了。本来谢家势力在那时就远比不上王家，子弟也没有人家那么多。他不放心哪，生怕这些孩子干些蠢事，不但帮不了朝廷，还会搭上自己的小命儿。所以才这么隐晦地问，好听听他们的态度。谢玄的话最让他满意，因为谢玄正是借“芝兰玉树”来自比，隐晦地说明，这时的谢家子弟，最应该的就是韬晦自处，少说多做（最好是别说），把自己本分的事处理好，不去干预其他家族的事。谢安觉得这孩子真是明白了他的心思，所以很高兴。
王羲之与《兰亭序》之谜
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字逸少，琅琊（今属山东临沂）人，后徒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出身于书法世家，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称“王右军”、“王会稽”。著名书法家，古人称其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
在我国书法史上，有一篇被历代书家公认为举世无匹的“天下第一行书”，这就是王羲之的《兰亭序》。王羲之七岁开始学书法，先后师从于出身书法世家的卫夫人和叔父王，以后又博览了秦汉篆隶大师淳古朴茂的精品，精研体势，心摹手描，广采众长，冶于一炉，创造出“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的行书，被后人誉为“书圣”。晚年书法炉火纯青，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兰亭序》就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
《兰亭序》晋朝人叫《临河序》，后人又称为《修禊序》、《禊帖》、《兰亭诗序》，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据说，东晋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兰亭流觞饮酒，赋诗唱和。王羲之面对良辰美景、高朋挚友，用蚕茧纸、鼠须笔，乘兴写下了这篇“遒媚劲健，绝代更无”的序文，王羲之回家后又重写了数十遍，皆不如原稿，所以他自己也特别看重，交付子孙传藏，传至王羲之七世孙智永，无嗣，交弟子辩才保存，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千方百计得到了《兰亭序》，常常“置之座侧，朝夕观览”。贞观十年（636），让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书家摹拓十本以赐近臣，死后把真迹带进昭陵作为陪葬品。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看到《兰亭序》的真迹，只能看到下真迹一等的唐摹本。唐摹本中最逼真的是冯承素摹本，因帖前后印有唐中宗李显年号“神龙”各半之印，故又称为“神龙本”。郭天赐谓“神龙本”“笔法秀逸，墨彩艳发，奇丽超绝，动心骇目”。
《兰亭序》结体欹侧多姿，错落有致，千变万化，曲尽其态，帖中二十个“之”字皆别具姿态，无一雷同。用笔以中锋立骨，侧笔取妍，有时藏蕴含蓄，有时锋芒毕露。尤其是章法，从头至尾，笔意顾盼，朝向偃仰，疏朗通透，形断意连，气韵生动，风神潇洒，所以明末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右军《兰亭序》章法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大或小，随手所出，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最难能可贵的是从《兰亭序》那“不激不励”的风格中，蕴藏着作者圆熟的笔墨技巧、深厚的传统功力、广博的文化素养和高尚的艺术情操。
王献之与桃叶是如何相爱的
王献之（344-386年），字子敬，小字官奴，东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他是王羲之第七子，做过州主簿、秘书郎、长史，累迁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故人称“大令”。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都说秦淮河是中国最浪漫的河，这里流传了太多太多关于爱情的传说，其中就有著名的“桃叶渡”的故事，因为大书法家王献之和金陵姑娘桃叶，正是在这个渡口演绎了一段浪漫佳话。
王献之，系出名门，书圣王羲之第七子，与其父并称为书坛“二王”。年轻时就名重江左，因而他在婚姻上选择余地很大。他先是娶了豪族郗氏，随后离婚；后又招为余姚公主驸马。东晋世风，名士离婚并不奇怪，更况是发生在英俊才子王献之身上，直到邂逅了那个叫桃叶的金陵姑娘，他才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爱情旅程。
十里秦淮河，千古乌衣巷。王献之就住在这里，经常与趣味相投的朋友相邀出游，寄情于名川秀水。此间，他偶遇了一位可爱的金陵姑娘，她就是后世留名的桃叶。这段爱情来得突然而迅猛，王献之毫不犹豫地投入整个身心。才子佳人，歌诗传情。大才子王献之不惜笔墨，为心上人桃叶写下了一首首火辣辣的爱情诗篇，其中的《桃叶歌》更是脍炙人口：
“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
这吴侬软语，袒露真情，爱意绵绵。据文献《今古乐录》记载：“《桃叶歌》者，晋王子敬（献之字）之所作也。桃叶，子敬妾名，缘于笃爱，所以歌之。”可见，这《桃叶歌》的曲调正是王献之为了表达爱情而独创的。桃叶姑娘身世无处考证，门第不同的两人又是在什么情景下相识相爱的呢？王献之的诗依稀描绘了这样一个相恋的场景：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秦淮河畔，黄昏求渡，锦衣名士，翘首以望，何等痴情，无须多言！王献之耐心等候一叶轻舟，轻舟上佳人桃叶正含情依依，招手致意。此时此刻，美景陶醉，此情此景，千年艳羡。王献之与桃叶相爱后，情深意浓，诗也写得潇洒倜傥：
“桃叶复桃叶，桃叶连桃根。相连两乐事，独使我殷勤。”
诗中，“桃叶连桃根”一句，本来是为了表达对桃叶的无限爱意，但却写得有点暧昧含糊。文人的臆想，实在可怕，众人大都一笑了之。既然秦淮古渡发生了王献之和桃叶的千年佳话，那么世人便把这个渡口命名为“桃叶渡”，让后来者游览冶情，对渡赋诗，尽兴抒怀。
法显是如何西行取经的
法显（334-420年），俗姓龚，3岁出家，20岁受大戒。东晋司州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地区）人，一说是并州上党郡襄垣（今山西襄垣）人。
法显本姓龚，晋成帝咸康年间出生于襄垣县一个小山村（一说临汾人）。因他的三个哥哥都在童年夭亡，他的父母担心他也夭折，他刚满3岁，父亲便把他抱到“襄之九龙山”（今仙堂山）出家。
法显天资聪颖，且勤奋好学，几十年青灯古寺，修身养性的生活，使他对各种经律熟悉得炉火纯青。他深切感到，经书多有误舛，特别是戒律经典缺乏，使广大教徒无法可循，以致上层僧侣穷奢极欲，为矫正时弊，年近古稀的法显毅然决定西赴天竺（古印度）求取真经。
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同慧景、道整等4人一起，从长安起身，向西进发，开始了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旅行。次年，他们遇到了智严、慧简等6人，组成了11人的“巡礼团”。
“巡礼团”西进至敦煌（今甘肃敦煌），西出阳关渡“沙河”（即白龙堆大沙漠），穿越今天的塔克拉玛大沙漠。塔克拉玛大沙漠异常干旱，昼夜温差极大，气候变化无常。行人至此，艰辛无比。法显一行走了一个多月，总算平安地走出了这个“进去出不来”的大沙漠，到达北天竺的佛教中心弗楼沙国。此时再往西行，已只剩下法显、慧景、道整3人，起程时的一行人有的走散，有的病故，有的知难而退了。
不避乱世，法显毅然回国。法显、慧景、道整3人一起南度小雪山（阿富汗的苏纳曼山）。此山冬夏积雪，3人爬到山的北阴，突然遇到寒风骤起，慧景受不住寒流的袭击被活活冻死。法显与道整泣泪前行，翻过小雪山，进入中天竺境内。法显和道整周游中天竺，巡礼佛教故迹。
晋元兴三年（404），他们来到了佛教的发祥地拘萨罗国舍卫城的祇洹精舍，次年走到了佛教兴盛的达摩竭提国巴连弗邑。法显与道整多处参礼，获益匪浅，但也日渐焦虑，他们到了很多佛寺，都没有现成的经卷。原来这里传经都是口授，和尚们都把听到的佛经记在脑子里，就这么代代相传，根本没有编印成书。
道整大失所望，法显却不甘心空手回去，71岁的法显开始学习梵书梵语，抄写经律，每日听和尚们口授，听一句，录一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经过3年努力，录下了厚厚一摞，这些佛经有：《摩诃僧祇律》、《萨婆多部钞律》等六部经典。
一日道整从外归来，看着厚厚的经卷惊奇地问法显：“师兄抄这么多经卷难道还要回国？”法显同样惊奇地问：“难道师弟不准备回去？”道整语重心长地说：“我国尘世乱，佛门也乱，我们好不容易脱离了苦海，何必再回去？”“我们不是为了改变祖国的混乱才取经的吗？”道整说出了心中的忧虑：“回去的路同样九死一生，很可能经卷带不回去，我们也丢了性命，请师兄三思。”
法显再三沉思，坚持回国，他告别了道整一个人继续旅行，周游了南天竺和东天竺。
东晋义熙八年（412），法显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回到了祖国，此时他已是78岁高龄了，出游了整整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