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忠在与宰相李林甫的关系上，起初，二人一唱一和，互相利用。杨国忠为了向上爬，竭力讨好李林甫，李林甫也因为杨国忠是皇亲国戚，尽力拉拢。在李林甫陷害太子李亨时，杨国忠等人充当打手，并积极参与其活动。他们在京师另设立推院，屡兴大狱，株连太子的党羽数百家。由于杨国忠恃宠敢言，所以每次总是由他首先发难。杨国忠与太子李亨的矛盾也由此愈结愈深。后来，李林甫与杨国忠由于新旧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产生了矛盾，主要表现在对待王鉷的问题上。因王氏的宠遇太深，本是李林甫和杨国忠共同嫉妒的对象。但是为了牵制杨国忠，李林甫则极力提拔王氏；当杨国忠陷害王氏时，李林甫又竭力为其开脱罪责。由于杨国忠做了手脚。玄宗便开始疏远李林甫，王氏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致于死地。王氏所兼职务全部归杨国忠。
玄宗之所以如此信任杨国忠，除了取悦于杨贵妃之外，主要是借以牵制李林甫的专权。同时为取代已经衰老了的李林甫做准备。终于在天宝十一年（752）十一月，李林甫死后，玄宗派命杨国忠担任右相，兼文部尚书，判使照旧。杨国忠以待御史升到正宰相，身兼40余职。
杨国忠执政期间，曾两次发动了征讨南诏的战争。天宝十年（751），杨国忠上任京兆尹不久，遂乘机推荐自己的老友和党羽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并命其率兵攻打南诏，结果大败，士卒阵亡六万人，南诏投附吐蕃。对此杨国忠不但没有处罚鲜于仲通，而且还为其大叙战功。接着，杨国忠又请求第二次发兵攻打南诏。玄宗便命令在长安、洛阳、河南、河北各地广泛招兵。杨国忠派御史到各地去抓人，把他们带上枷锁送到军营。父母、妻子哭声遍野。十三年（754）六月，杨国忠又命令留后、侍御史李宓率兵，再次攻打南诏，结果又遭惨败。两次攻打南诏，损兵折将近20万人。杨国忠专权误国，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动辄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用兵，不仅使成千上万的无辜士卒暴尸边境，给少数民族地区造成了灾难，而且使内地田园荒芜，民不聊生。
杨国忠为了笼络人心，发展自己的势力，让文部选官不论贤不贤，年头多的就留下来，按照资历有空位子就接官。按惯例，宰相兼兵部、吏部尚书，选官应交给侍郎以下的官员办理，规定的手续十分严格，须经三注三唱，反复进行，从春至夏才能完成。杨国忠却自示精敏，先叫胥吏到自己家里，预先定好名单，然后把左相陈希烈及给事中、诸司长官都叫到尚书都堂，读一名便定一名，一天就完了。当全部结束之后，杨国忠便当着大家的面说：“左相和给事中都在座，就算经过门下省了。”于是，选官大权就这样由杨国忠一人垄断。从此门下省不再复查选官，侍郎仅仅负责试判，致使选官质量下降。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杨国忠迎合和满足了一些人的权欲，因而颇得众誉。为此，杨国忠的亲信京兆尹鲜于仲通、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等授意选人，请求玄宗给杨国忠在省门立碑，歌颂其选官有“功”。玄宗让鲜于仲通起草碑文，并亲自修改了几个字。鲜于仲通为了向杨国忠献媚，便把这几个字用黄金填上。
杨国忠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天宝十二年（753），关中地区连续发生水灾和严重饥荒。玄宗担心会伤害庄稼，杨国忠便叫人专拿好庄稼给玄宗看，并说：“雨水虽多并未伤害庄稼。”玄宗信以为真。以后，扶风太守房（王官）奏报当地出现水灾，杨国忠便叫御史审问他，从此再没有人敢汇报实情。
天宝十四年（755）爆发了安史之乱，安禄山发动叛乱的借口是讨杨国忠。杨国忠与安禄山都是天宝年间的新贵，同样受着玄宗的宠通。但是，杨国忠的发迹要比安禄山晚得多。当杨国忠尚未担任高官要职时，安禄山早在天宝元年（742）正月就升任平卢节度使，以后又兼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御史大夫，稍后又兼河东节度使。天宝九年（750）又封为东平郡主。杨国忠虽有外戚关系，但迟至天宝七年（748）始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安禄山在朝中对老谋深算的李林甫十分惧怕，而对杨国忠则根本瞧不起。杨国忠接替宰相后，看到不能制服安禄山，便经常向玄宗说安禄山有谋反的野心和迹象，想借玄宗之手除掉安禄山。可玄宗认为这是将相不和，不予理睬。杨国忠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奏请让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以便排斥和牵制安禄山。天宝十三年（754）春，玄宗按照杨国忠的意见召安禄山入朝，试其有无谋反之心。安禄山由于事先得到杨贵妃的通风报信，故将计就计，装模做样地向玄宗诉说自己的一片“赤心”，赢得玄宗更加信任，打算让安禄山当宰相（加同平章事），并令太常卿张垍草拟诏敕。杨国忠知此立即劝阻道：“安禄山虽有军功，但他目不识丁，怎能当宰相。如果发下制书，恐怕四夷轻视朝廷。”玄宗只好作罢，任安禄山为左仆射。至此。安禄山与杨国忠以及唐王朝的矛盾更加尖锐激烈，一触即发。加之杨国忠任宰相后，官吏贪渎，政治腐败，民怨沸腾，终于使安禄山发动了以讨杨国忠为名，行夺取皇位之实的叛乱。
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叛军攻陷潼关，长安危在旦夕，玄宗根据杨国忠的建议，决定逃往四川避难。当走到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时，将士们又累又饿，加之天气炎热，拒绝继续前进。此时，杨国忠的政敌太子李亨、宦官李辅国和陈玄礼一致认为，除去杨国忠的时机已成熟，并由陈玄礼出面对将士进行煽动，说这场叛乱全是由杨国忠引起的，杀了杨国忠就可止息叛乱。这时，有20多名吐蕃使者在驿站西门外堵住杨国忠的马头，向他要饭吃。激怒了的士兵们立即将他们包围上来，大喊：“杨国忠与吐蕃谋反！”一箭射中了他的马鞍。杨国忠逃进西门内，军士们蜂拥而入，将其乱刀砍死。接着，杨贵记也被缢死，杨国忠的大儿子大常卿兼户部侍郎杨暄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也一并被杀。杨国忠的妻子裴柔和幼子以及沈国夫人逃至陈仓（今陕西宝鸡市），裴柔在竹林中让虢国夫人用剑刺死自己。虢国夫人然后自刎，但没有死，被县吏押回狱中，后血凝至喉而死。
马嵬驿之变，表面上看来是一场士兵哗变，实质上是由太子李亨和宦官李辅国、高力士等策划的一场争权斗争。太子李亨自天宝五年（746）遭李林甫和杨国忠的打击后，极为孤立；杨国忠任宰相后，又连遭倾轧；安禄山叛乱时，玄宗本想让太子李亨接替皇位，由于杨国忠及其姐妹的反对而未成事实；后又弃京幸蜀，如果到了蜀中，李亨在杨国忠势力的控制下就更无出头之日了。因此，太子李亨主谋，借机除掉了杨国忠。
杨国忠专权误国，积怨太深，终被乱刀砍死。他落得遗臭万年，这是罪有应得。
秦桧真的是奸臣吗
秦桧（1090-1155年），字会之，江宁（今南京）人，南宋劣迹昭著的投降派代表。
秦桧出身在一个中小地主的家庭。他父亲当过静江府古县（今广西永福县境）令，这在宋朝统治阶级中只算得上一个小官。秦桧做过乡村教师，但自从中进士后，他就扶摇直上了。
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登第，补密州（今山东诸城）教授，曾任太学学正。北宋末年任御史中丞，与宋徽宗、钦宗一起被金人俘获，卖身投靠金太宗之弟挞懒。女真贵族将他放纵南归后，任礼部尚书，两任宰相，前后执政19年，为宋高宗赵构所宠信。他杀害民族英雄岳飞，贬逐忠臣良将，力主和议，坚持投降，实行向金称臣纳币政策，成为南宋高宗一朝的有名奸相。
由于秦桧遗嘱的出土，人们又开始用新的目光去审视秦桧。
秦桧在遗嘱中激烈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空言误国，“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国而好言国事”，以为慷慨激昂就能救国救民，更以为说过就等于做过了。自己不挑担子，还好以大帽子压人，政府只要一提出韬光养晦，就会被指卖国；只要一与金国议和，就会被指媚外，而战争需要大量积累，需要“暂息兵戈勤稼穑”与民生息。秦桧说自己不得不以强势压下这种言论，断了不少空谈者的仕途和财路，但“开罪言路罪在身后”，国事艰难又难免挂一漏万，身后的名声是不可指望的。有意思的是，秦桧说岳飞对知识分子的空言比他还反感，并认为岳飞本人究竟并非读书人出身，更注重实战成效。
秦桧在遗嘱中辩解说：帝位一旦有纷争，内战必起，国家必亡，因此不如保全半壁江山；而即使帝室无恙，但毕竟皇帝已经对拥兵大将起了猜忌，此隙一开绝难弥合，即使岳飞本人无所谓，但手下骄兵悍将也难保万一。至于自己事后为皇帝分谤，从公议而言，高居相位责无旁贷，为江山社稷只好牺牲自己的令名；从私情来说，高宗于他有“知遇之恩、信任之专”，他也只能为知己者死。所以，教诲子孙，高宗在位或可保秦家富贵，而高宗百年后秦家必将被清算，“民忿欲泄终需泄”。他感慨，“生逢乱世家国颠沛”，总想做点经世济国的实事，但“为实事者均不见容于当下”，岳飞难以见容于皇帝，而他必将更难以见容于言官史册，后世只有那些维持乱世危局的当局者才能体会他的苦心了。
据专家介绍，民间形成定见的秦桧是金国“奸细”的看法，都无实证，却有很多反证。南宋的史学家就留下很多资料，如李心传写的《要录》说，秦桧不是金人“奸细”，只是主和派而已。徐梦莘写的《三朝北盟会编》说，前御史中丞秦桧和家属从金军占领的楚州孙村中逃归至涟水军丁祀水寨，只使用“逃归”二字。熊克写的《中兴小记》说，秦桧从敌中归来，也没说他是“奸细”。
只有张邦昌友婿朱胜非写的《闲居录》说，秦桧全家及婢仆从金国归宋，不是“逃归”。朱胜非是拥护张邦昌的，而秦桧是一直反对金人立伪张邦昌，秦桧与朱胜非矛盾尖锐。秦桧执政时，朱胜非被废居八年，有利益冲突，因此专家认为可以断定朱胜非《闲居录》所记是对秦桧的打击报复。另有《金人南迁录》说，天会八年，金国诸臣害怕宋朝君臣报复，主张放纵秦桧归宋朝。然而《金人南迁录》是一本谬误百出的书，此书对秦桧的叙述是“晓然傅会”，是错误的。
而从宋高宗的诏令中可以看到赵构是热烈欢迎秦桧逃归宋朝，他将秦桧比作汉代的苏武，常持汉节。秦桧自己写的《北征纪实》中，可以看到他在金军中想尽千方百计，最后才能逃归宋朝，情节十分具体，绝难杜撰。秦桧逃回宋朝，皇帝赵构称赞秦桧“忠朴过人”，比作苏武，朝中宰相重臣如范忠尹，李回等人说秦桧是忠臣，使许多朝臣不再怀疑秦桧是“奸细”，李纲书写赞扬秦桧“精忠许国”，“立大节于宗社倾危之秋”。这充分说明金人并不是纵使秦桧归宋朝。
真相究竟如何，他究竟是不是迫害英雄、卖国求荣的大奸臣，还有待于历史作进一步的考证。
权宰胡惟庸被诛九族之谜
胡惟庸（？-1380年），明朝的开国谋臣之一，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在明朝创建、发展的初期，胡惟庸得到朱元璋的信任，被任命为丞相，独揽中书省大权。洪武十三年以谋逆罪被杀。太祖穷追党羽，韩国公李善长等大批元勋宿将被株连，牵连致死者三万余人，史称“胡惟庸案”。
洪武十三年（1380）五月初二，朱元璋从西华门乘驾出宫，要到皇宫附近的胡惟庸家去。胡惟庸是谁？乃中书省左丞相是也，是政府最高的行政长官，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正行走间，路上忽然有一个人迎着皇帝的车驾冲了过来，拦住御驾马车，由于紧张，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朱元璋见他冲撞车驾，又不说话，极为愤怒。身边的卫士见这个人敢于如此冒犯圣驾，立即冲将上去一通乱打。这个拦驾的人叫云奇，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宦官。云奇被打倒在地，胳膊欲被打断，还拼命指着胡惟庸的家。朱元璋由是似乎察觉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云奇才敢于拚死拦驾陈诉。既然云奇在他前往胡惟庸府邸的路上如此这般，肯定与胡惟庸有关。西华门距胡府很近，朱元璋即刻便登上西华门城楼向胡惟庸家眺望，但见胡府家丁武士重重把守，皆裹甲执兵隐于屏后，杀气临临。难道胡惟庸要谋逆造反不成？因着西华门距胡府近在咫尺，内使云奇先行察觉且来冒死禀报。这就是所谓的“云奇告变”，这件事便被详细地记载于各类史籍之中。
朱元璋欲何要去胡惟庸家的呢？原来，丞相胡惟庸向朱元璋禀报说，他家的井里涌出了醴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祥瑞之事。因为朱元璋治理国家井井有条，上天故降祥瑞以示表彰，这叫天人感应。胡惟庸说家有醴泉，要恭请皇上来阅祥瑞，朱元璋便就来也。想不到这竟是阴谋。朱元璋马上调发禁兵，逮捕胡惟庸，之后召见云奇。然而此时的云奇身已气绝不能再做进一步的证明了。朱元璋下令追授云奇内官监左少监，以示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