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死因之谜
吕不韦(约前292-前235年),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人。原籍阳翟(今河南禹州)。
公元前239年,秦王嬴政21岁了,他已经成年,只要举行过加冠礼,他就可以亲政了。
而在亲政之前,朝廷的一切大权都掌握在吕不韦手中,嬴政只是一个傀儡君主。每逢上朝处理政事,只能听他安排。
在秦王嬴政年幼时,吕不韦每逢处理完朝政,就会去后宫与太后厮守。太后原本是邯郸姬,是吕不韦的老情人,她风流成性,恣意淫乐,肆无忌惮。可是作为丞相的吕不韦为了避嫌,而且因为一心应付政务,因而开始冷淡太后。为了摆脱淫妇的纠缠,吕不韦只得把太后的另一位旧情人嫪毒找来顶替自己,把嫪毒以假宦官的身份安排在甘泉宫,日夜陪太后纵情欢乐。
不久,得了长信侯封号的嫪毒,爵位、食邑的待遇及地位完全可以与吕不韦相抗衡了。嫪毒陪伴在太后身边,势力一天天膨胀,在秦国大有超过吕不韦之势。出身于市井无赖的嫪毒,虽不乏政治上的野心,但除了取悦太后的房中之术外,本无任何才能。他靠太后庇护暴发,建立私党,但其劣根性是无法改掉的。与太后纵欲之后,就在宫外为非作歹,惹得满朝上下愤懑不堪。随着他的羽翼丰满,他也想谋权夺位,而且与太后生有一个儿子,密养在深宫中。但他也预感到自身的危机,一方面与吕氏集团对立已趋于白热化,更重要的是,秦王嬴政已21岁,可以亲政了。若不能在秦王亲政前控制局势,不仅要败在吕不韦手下,而且有被秦王铲除的危险。
嫪毒、太后、吕不韦、秦王嬴政此刻都在紧张筹划个人的事,顾不得前线的胜负,一场生死存亡、你死我活的斗争即将公开进行。
公元前238年,当秦王嬴政在雍城举行加冠典礼时,嫪毒知道自己与太后的秽行及叛乱的图谋已被发现,于是趁咸阳空虚发动叛乱,利用太后的玉玺调兵。可是秦王嬴政早有准备,嫪毒的叛军还没出咸阳,就遇到由雍城开来的秦军。一群乌合之众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嫪毒被车裂于东门之外,并被灭了九族。太后则被减了俸禄,收回玺印,软禁在最远的雍宫域阳宫中。
公元前237年,在嫪毒叛乱势力被镇压下去,吕不韦集团的势力尚未被触动之际,秦国又发现了奸细。秦国一直未察觉韩国派来的水工郑国,是来执行疲秦计划的。郑国入秦修水渠,乃是韩国借修渠企图在经济上拖垮秦国的阴谋。于是秦王发出逐客令,下令限期将秦国内所有外来宾客驱逐出境。当时李斯力阻秦王逐客,上奏了一篇《谏逐客书》,指出逐客的危险结果,后被秦王嬴政接受而撤销逐客令。
公元前237年农历十月,秦王嬴政下令免去吕不韦相国之职。等到后来,齐人茅焦劝说秦王到雍宫将太后迎接回咸阳,而将吕不韦遣发到河南的封地去了。
吕不韦在河南封地时,并未韬光养晦,而是广交宾客,各国诸侯使者络绎不绝地去拜访他。秦王嬴政害怕他叛乱,便把他发配到蜀地,并写信斥责他。受到威胁的吕不韦害怕被杀,于是饮鸩自杀了。
董卓因何未登上皇位
董卓(?-192年),凉州陇西临洮(今甘肃临洮)人。官至太师、郿侯。
中平六年(189),董卓大宴百官。宴会上,董卓说:“皇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陈留王,何如?”这句话明着是询问,其实是命令。因为董卓在这件事上已经对袁绍说过:“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
董卓的命运,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转折的。
董卓一次派兵到洛阳城。正赶上祭神活动,士兵们把祭神的男子全都杀死,砍下他们的头,绑在车辕轴上,抢掠了妇女和财物,高唱凯歌,押回洛阳,说是攻贼大胜,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那个时候洛阳城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董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
初平元年(190),董卓看到洛阳同时受到黄巾军和关东诸军的威胁,就胁迫汉献帝迁都。他把洛阳的宫殿、官府和周围二百里之内的房屋全部烧毁,强迫一百多万百姓西迁。董卓又命令吕布挖掘皇帝和公卿百官的陵墓,盗取财宝。昔日繁华的洛阳,现在几百里内人烟全无,一片荒凉。
迁都长安之后,董卓在长安附近的郿县修筑了一座城堡,城墙高厚都达到七丈,称为郿坞,内收藏大量的金银珠宝,单是储存的粮食,就足够住在里面的人吃上30年。他准备一旦处境不利,就到郿坞内固守。董卓得意地说:“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这个郿坞又称万岁坞,看来董卓也并非毫无追求,他也确有做皇帝的梦想。但这就更令人疑惑了,要是他真有这个梦想,又何必当初呢?当他残暴成性,烧杀抢掠的时候,他的命运已经被注定。而他的这种“狼戾贼忍,暴虐不任”的个性,到底是他的多年行伍生涯所养成,还是我们的民族劣根性所在,还是他的确愚蠢之极,冥顽不化所造成的呢?
在我们慨叹一个人的命运是如此不可捉摸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个人对历史的影响是多么巨大。董卓出现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其实没有任何必然性,这纯粹是一个巧合,但正是这种巧合,对中国历史有了一百多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影响。有时在时势和个人当中,你根本分不清谁到底处于第一因。但最起码东汉末年,包括三国的这段历史可以肯定,人谋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
石崇、王恺斗富之谜
石崇,西晋文学家,字季伦,小名齐奴。渤海南皮(今属河北)人。
王恺,字君夫,晋代东海郡郯(今山东郯城)地人,名儒王肃之子,晋武帝司马炎的母舅,官至龙骧将军、骁骑将军、散骑长侍,生活极其奢侈。
晋武帝时有三个出名的大富豪:一个是掌管禁卫军的中护军羊琇,一个是晋武帝的舅父、后将军王恺,还有一个是散骑常侍石崇。
羊琇、王恺都是外戚,他们的权势比石崇来得大,但是在豪富方面却比不上石崇。石崇的钱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这许多钱是哪儿来的呢?原来石崇当过几年荆州刺史,在这期间,他除了加紧搜刮民脂民膏之外,还干过肮脏的抢劫勾当。有些外国的使臣或商人经过荆州地面,石崇就派部下敲诈勒索,甚至像江洋大盗一样,公开杀人劫货。这样,他就掠夺了无数的钱财、珠宝,成了当时最大的富豪。
石崇到了洛阳,一听说王恺的豪富很出名,有心跟他比一比。他听说王恺家里洗锅子用饴糖水,就命令他家厨房用蜡烛当柴火烧。这件事一传开,人家都说石崇家比王恺家阔气。
王恺为了炫耀自己富,又在他家门前的大路两旁,夹道四十里,用紫丝编成屏障。谁要上王恺家,都要经过这四十里紫丝屏障。这个奢华的装饰,把洛阳城轰动了。
石崇成心压倒王恺。他用比紫丝贵重的彩缎,铺设了五十里屏障,比王恺的屏障更长,更豪华。
王恺特地请石崇和一批官员上他家吃饭。宴席上,王恺得意地对大家说:“我家有一件罕见的珊瑚,请大家观赏一番怎么样?”
大家当然都想看一看。王恺命令侍女把珊瑚树捧了出来。那株珊瑚有两尺高,长得枝条匀称,色泽粉红鲜艳。大家看了赞不绝口,都说真是一件罕见的宝贝。石崇竟用铁如意将它敲碎了。王恺勃然大怒,石崇笑着说:“我赔就是了。”
石崇立刻叫他随从的人回家去,把他家的珊瑚树统统搬来让王恺挑选。一群随从回来,搬来了几十株珊瑚树。这些珊瑚中,三四尺高的就有六七株,大的竟比王恺的高出一倍。株株条干挺秀,光彩夺目。至于像王恺家那样的珊瑚,那就更多了。
王恺这才知道石崇家的财富,比他不知多出多少倍,也只好认输。
这场比阔气的闹剧就这样结束了,石崇的豪富就在洛阳出了名。当时有一个大臣傅咸,上了一道奏章给晋武帝。他说,这种严重的奢侈浪费,比天灾还要严重。现在这样比阔气,比奢侈,不但不被责罚,反而被认为是荣耀的事。这样下去怎么了得。
晋武帝看了奏章,根本不理睬。他跟石崇、王恺一样,一面加紧搜刮,一面穷奢极侈。西晋王朝一开始就这样腐败,这就注定要发生大乱了。
笑面奸相李林甫
李林甫(?-752年),是唐玄宗李隆基时著名奸相。出自皇族。初为千牛直长(宫廷侍卫)。开元初(713),迁太子中允,历官御史中丞,刑部、吏部侍郎。
李林甫原是吏部侍郎,奸诈狡猾。他善于拉拢宦官和妃嫔,故而对皇帝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因此他每次都能揣测到皇帝的心思而去奏旨,深得唐玄宗的赏识。当时宰相有三人,其他都是学富五斗的才子。只有李林甫资历尚浅,又不学无术,只会拍马屁。
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唐玄宗巡游东都洛阳后,欲返回西京长安。裴、张二相认为时值三秋农忙时节,皇上返驾,沿途接待的负担很重,必将影响农忙,因此提议到了冬天再返也不迟。李林甫献媚到:“臣下并没有病痛,只是有事想单独上奏。长安、洛阳就像皇帝的东宫和西宫,皇上御驾来往还要挑日子吗?假使怕妨碍农事,那就特别恩准免除所经过地的租赋就是了。”玄宗闻听,龙颜大悦。
李林甫曾引荐萧炅为户部侍郎。萧炅不学无术,有一次在与中书郎严挺之“同行庆吊”时,读《札记》中一句“蒸尝伏腊”为“伏猎”。严挺之故意再问一次,萧炅竟仍旧读错,严挺之深感遗憾,就对张九龄说:“朝中竟然有‘伏猎侍郎’这等人物。”张九龄以不学无术弹劾萧炅。贬为岐州刺史。李林甫怨恨严挺之,暗中寻衅,欲加陷害。严挺之的前妻被休后嫁于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贪赃犯法,进了大牢,严挺之却设法营救他。李林甫使人奏告玄宗,说严挺之私袒王元琰,应该连坐。张九龄为严挺之辩解,认为其中不应会有私情存在。玄宗却微笑道:“卿不知,虽离之,亦却有私。”张九龄便不再言,只好转托裴耀卿代救严挺之。李林甫趁机上言:“耀卿,九龄都是朋友。”玄宗早已想疏离张九龄,于是因朋党之嫌而将张、裴二人罢免知政职务,贬严挺之为洺州刺史。
在李林甫为相的19年中,玄宗对他始终十分信任。朝中再没有人敢直言进谏。
杨国忠发迹之谜
杨国忠,本名钊,唐朝蒲州永乐(今山西芮城)人。杨贵妃与他同曾祖兄(另一说同祖兄)。玉环专宠后升任宰相,身兼40余职,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而他与太子李亨的矛盾最终使杨氏灭门。生年不详,卒于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六月。
杨钊从小行为放荡不羁,喜欢喝酒赌博,因此穷困潦倒,经常向别人借钱,人们很瞧不起他。30岁时,他在四川从军,发愤努力,表现优异,但因节度使张宥看不上他,只任他为新都尉,任期满后。更为贫困。四川的大富翁鲜于仲通在经济上经常资助他,并把他向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推荐。章仇兼琼一见杨钊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又伶牙俐齿,非常满意,遂即任他为采访支使,两人关系密切。因为章仇兼琼当时正虑李林甫专权,禄位难保,所以欲使杨钊进入朝廷,作一内援。此时杨玉环已封为贵妃,贵妃的三位同胞姐姐也日益受宠。章仇兼琼便利用这一裙带关系,派杨钊到京城向朝廷贡俸蜀锦。当杨钊路过郫县时,兼琼的亲信奉命又给了他价值万缗的四川名贵土特产。到长安后,杨钊把土特产一一分给杨氏诸姐妹并说这是章仇兼琼所赠。于是,杨氏姐妹就经常在玄宗面前替杨钊和章仇兼琼美言,并将杨钊引见给玄宗,玄宗任他为金吾兵曹参军。从此,杨钊便可以随供奉官随便出入禁中。
杨钊在长安立脚之后,便凭借贵妃和杨氏诸姐妹得宠的条件。巧为钻营。在宫内,他经常接近贵妃,小心翼翼地侍奉玄宗,投其所好;在朝廷,则千方百计巴结权臣。每逢禁中传宴,杨钊掌管樗蒲文簿(一种娱乐活动的记分簿),玄宗对他在运算方面的精明十分赏识,曾称赞他是个好度支郎。不久,杨钊便担任了监察御史,很快又迁升为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便身兼15余职,成为朝廷的重臣。
天宝七年(748),杨钊建议玄宗把各州县库存的粮食、布帛变卖掉,买成轻货送进京城,各地丁租地税也变买布帛送到京城。他经常告诉玄宗,现在国库很充实,古今罕见。于是,玄宗在八年(749)二月率领百官去参观左藏,一看果然如此,很是高兴,便赐杨钊紫金鱼袋,兼太府卿,专门负责管理钱粮。从此,他越来越受到唐玄宗的宠幸。九年(750)十月,杨钊因为图谶上有“金刀”二字,请求改名,以示忠诚,玄宗赐名“国忠”。
随着地位的升迁,杨国忠在生活上也变得极为奢侈腐化。每逢陪玄宗、贵妃游幸华清宫,杨氏诸姐妹总是先在杨国忠家汇集,竞相比赛装饰车马,他们用黄金、翡翠做装饰,用珍珠、美玉做点缀。出行时,杨国忠还持剑南节度使的旌节(皇帝授予特使的权力象征)在前面耀武扬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