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兹·舒伯特（1797-1828年）生于维也纳近郊，他是19世纪著名大作曲家中唯一一位地道的维也纳人。其祖父是工匠，到了他父亲时，便有了小学校长的职位。舒伯特是十几个兄弟姐妹中侥幸活下来的四人之一，由于音乐天赋极高，他从4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父亲和哥哥分别学习小提琴和钢琴，而且水平很快超过父兄。由于他过分热衷音乐，而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又是没有地位和金钱的，所以后来其父一度终止了与他的父子关系。这位羞怯而又富于幻想的男孩的音乐天赋令同代人叹为观止，有人说他似乎是“直接从上帝那里学习的”，比如他在1815年8月份一个月的时间里便完成27首歌曲，同年共写了137首艺术歌曲，两部交响曲，1首四重奏，四首奏鸣曲，两首弥撒曲和5部歌剧。
在他短短31年的人生里，共创作了约有1500首作品，遍及所有的音乐题材和形式，其中包括634首艺术歌曲，其艺术价值无人可比，因而他被后世誉为“歌曲之王”。比如《魔王》的名气大大超过了歌德的同名叙事诗，有人认为，假设舒伯特一生只写此一曲，其他都没有，也足以使他载入音乐史册。一位诗人在双目失明、生命将尽之时，提出的唯一要求便是听一遍《魔王》。本来对舒伯特歌曲不感兴趣的歌德首次听到此曲后，便要求演唱者重唱一遍。后来，李斯特和柏辽兹先后把此曲改编成钢琴曲和管弦乐曲。
舒伯特具有诗人的性格，联想力也相当丰富，他的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因而他对爱情也应该更为敏感才是，然而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真正燃烧过爱情火焰的也只有一次。他曾把《少年时期的梦》献给泰蕾莎·格罗普，可是她却轻松地甩掉了舒伯特，嫁给了一位面包师，以确保她的生活；另外一个歌手也与舒伯特有过交往，她也嫁给了一位身份较高的人。我们的大作曲家为何如此难赢姑娘芳心？
有人把原因归结于舒伯特的相貌。确实作曲家对自己的容貌亦有自知之明。他身材矮小，大腹便便，厚厚的嘴唇，皮肤黝黑，脑门很大，维也纳人叫他“蘑菇”。这样的长相加上他羞怯内向的气质，自然难被女性恭维。传记家们描述他“个子较常人矮，手臂满是肌肉，手指粗而短，脸部圆得像月亮，前额狭小，唇厚，眉毛如杂草；鼻子塌陷，而且上翘，眼睛虽好看，但总是藏在眼镜深处，即使躺在床上，也带着眼镜”，这样的男人怎么能赢得女人的芳心呢？
也有人把舒伯特不恋爱结婚的原因归于他的经济状况及他的性格。他一生穷困潦倒，从未过上几天富裕日子，他的一生比莫扎特悲惨得多。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专门作曲的人很难糊口。他不是一位演奏家，无法获得正式而长久的工作，只能靠朋友们接济度日，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一直维持到最后。
虽然他出售了成千上万份作品，但他得到的通常是一顿饭钱，如最著名的那首《摇篮曲》只换了一盘烤土豆，而在他死后这首曲谱在巴黎竟以4万法郎成交。他死后的财产仅是一些衣物、被褥和“一堆价值十个弗罗林（一弗罗林相当于两先令）的旧乐谱”。也许他明白自己可怜的经济地位，所以从未认真考虑过要结婚。
另外，正如从他画像表情上所显示出的那样，他不是一个容易博得女人欢心的人。舒伯特性格内向、羞怯而优柔寡断；他虽然也爱欢乐，但只是终日与一帮“舒伯特派”的朋友们相聚。至于爱情，他表现出克制与谨慎，实际上是压抑自己，如他曾恋上匈牙利一个贵族的女儿、他的学生卡罗琳·埃斯特哈赛，但由于他的性格和处境，所以从未做出什么轻率的举动。他们那柏拉图式的“爱情”游戏没有留下何时中断的记载，然而，这位并不忠诚的贵族小姐在还未嫁给陆军少尉去过那“幸福的结婚生活”之前，舒伯特就早已去世了。这场毫无结果的“爱情”只会加深他那“当我想歌唱爱情的时候，它就转向悲伤”的孤独的忧郁。他在日记中曾写道：“发现密友的人，是幸福的，但是在妻子身上发现密友的人，更为幸福。今天的自由人，只要想到结婚，就会恐惧。”“不论给予我的是爱情还是友情，全是一种痛苦。”可见他自己并未奢望得到爱情及爱情的结果。
另外，使舒伯特独身的因素可能是受贝多芬的影响。一生未婚的贝多芬是舒伯特心中的偶像，他甚至把贝多芬当作神一样崇拜，他说：“有时候我也做过梦，但是在贝多芬之后，谁还能做什么事情呢？”当他第一次带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去谒见贝多芬时，却未遇见，而且直至贝多芬死前一星期才得以见了一面。在贝多芬的葬礼上，舒伯特是举着火炬送葬的少数人之一。他死后唯一的要求便是想与贝多芬葬在一起，这个愿望最终在1888年才得以实现。贝多芬终生未婚，他在舒伯特那崇高的心灵中，有着一种神秘主义色彩。舒伯特像莫扎特一样预感到自己生命的衰竭（他在25岁时便染上了性病），他心目中也许只想到他的同代偶像，而对自己毫无兴趣的生活视为自然而满足，至少他不愿想到结婚。因为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贝多芬的影响确确实实占据了重要的一席。
一生命运坎坷，并未真正恋爱过的作曲家从未接触过女性，却在1822年末染上性病（可能是梅毒），这的确是莫名其妙的事，也给他为何终生未婚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以致到现在仍是人们脑海中的一个问号。
波德莱尔究竟是颓废派诗人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文艺评论家
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1aire，1821-1867年），是19世纪法国的一位重要诗人和文艺批评家，其作品上承浪漫主义余绪，下开象征主义先河，为近代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尊奉他为现代派诗歌的鼻祖。从诗歌创作成就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中国有李白和杜甫，德国有歌德和席勒，那么法国就应数雨果和波德莱尔了。
波德莱尔于1821年4月9日出生在巴黎，幼年时，他常随父亲在卢森堡公园散步，听他讲那些有关美丽雕像的神话和传说，由此滋养了他对形象特别敏感的美术天性。然而，在波德莱尔6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人生的不幸过早地降临到他的头上了，继而他把感情全部寄托在母亲身上，可母亲不久便又嫁给了一个古板、生硬、思想偏狭的军人欧比克上校。继父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秩序和道德的忠实维护者，他竭力想把继子培养成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场人物，而这与波德莱尔藐视习俗、不守纪律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为了改变波德莱尔孤傲反叛的性情，使他的生活步入正轨，他的继父让他到海外殖民地美利斯岛远游一次。不料波德莱尔却中途返回，其反叛精神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他痛恨继父的封闭自满，并看到了整个社会的虚伪与丑恶。他以吸毒、酗酒、穿戴怪异服装等放荡行为进行反叛，以表示自己对资产阶级现存社会的藐视和唾弃。他曾狂热地投身于1848年革命，但他不是革命者。如果说他有革命性的作为，那就是在他的诗歌创作上。他曾尝试以诗来探测存在的本义与生命的真谛。他曾说：“给我粪土，我变它为黄金。”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充分展现了这样的魔力。在这两本诗集中，作者面对颓废时代交织着的大伤痛、大恐惧、大欲望、大战栗的悲惨人生，描述了一个诗人深陷于其中的孤独、忧郁、贫困、绝望、痛苦的境地，却又渴望追求健康、光明、理想，但终究难以摆脱沉沦、颓废、失败的命运的精神轨迹。波德莱尔说：“在每一个人身上，时刻都存在着两种要求，一个向着上帝，一个向着撒旦。祈求上帝或精神是一种上升的意愿，祈求撒旦或兽性是一种堕落的快乐。”上升的意愿和堕落的快乐交织成一条贯穿于波德莱尔全部诗作的主线，循着这条主线，我们可以看到诗人那种“生活在邪恶中，而热爱着善良”的艺术家凛然不可侵犯的决心和品格。
波德莱尔以其标新立异的精美诗作享誉世界文坛，同时他也是一位毁誉参半、颇有争议的作家。他的诗骇世惊俗、与众不同，呈现出令人炫目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因而使不同眼光的人们产生了不同的评价。
关于波德莱尔究竟是不是颓废派诗人，历来众说纷纭。波德莱尔生前曾自称是颓废派诗人，但他是把“颓废”一词当作“精美”的意思来理解的。波德莱尔的朋友与导师戈蒂耶在评论波德莱尔时曾说，他的诗是“一种在衰老文明的夕阳下产生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戈蒂耶也称呼过他是颓废诗人，其实这里的“颓废”不是诗人颓废，而是社会颓废，波德莱尔的许多诗都只是社会现实的写照。因此他的诗曾引起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惊恐。那个曾经审判过福楼拜名作《包法利夫人》的第一帝国法庭，也以诲淫诲盗和亵渎神灵的罪名，判处《恶之花》的作者交纳300法郎的罚金，并查封他的诗集。但是以雨果为代表的一批著名作家却给予波德莱尔及其诗作以极高的评价。雨果推崇地说：“波德莱尔绘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凄美艺术的天国，创造出一种新的战栗。”兰波、魏尔伦、马拉美等一代年轻的后来者，则尊奉波德莱尔为他们的先师。当然也有些大作家如托尔斯泰等对波德莱尔颇有贬斥之词。托尔斯泰曾说：“波德莱尔和魏尔伦创造了那样一种新的形式，使用了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被人用过的色情细节——而上层阶级的批评家和观众竟把他们吹捧为大作家。”但俄国另一位大文豪高尔基对波德莱尔却又是另一番评价，他把波德莱尔列入那些“正直的”“具有寻求真理和正义愿望的”“自己心中有着永恒的理想，不愿意在偶像面前低头”的艺术家的行列中去。
在我国，对波德莱尔的评价也经历了曲折多变的过程。1979年版的《辞海》条目中称波德莱尔是一个“充满悲观厌世情绪，反映资产阶级颓废生活所引起的精神危机”的诗人。而有的专家学者则认为他是一个“态度严肃，眼光深远的艺术家”（程抱一）。柳鸣九则评价说：“波德莱尔是个悲观主义者，他的悲观总是产生于希望破灭之时，而他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他对自己的社会和阶级充满了反感和憎恶，并试图进行某种反抗，但是他的反抗是孤独的、消极的、病态的，因此，其结果只能是失败。”
看来波德莱尔是颓废派诗人，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文艺评论家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柴可夫斯基死亡之谜
以《第六悲怆交响曲》和舞曲《天鹅湖》等不朽作品而享誉世界的俄罗斯的伟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1840-1893年），于1893年11月6日凌晨3时溘然长逝了。噩耗传出，朝野震惊。当时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闻讯悲恸欲绝，感叹道：“啊呀！我的上帝，俄国有这么多人，但是却偏偏死了柴可夫斯基一个人！”
柴可夫斯基是病故还是自杀，对此谣言蜂起，众说纷纭。为了平息谣言，圣彼得堡的《新时代》报，在柴可夫斯基去世的第二天，立即发表了由作曲家的医生列夫·贝尔纳多维奇·贝尔滕松博士署名，题为《柴可夫斯基因病逝世》的长篇文章，详细叙述了柴可夫斯基死于霍乱的最后病情。此后，多年来所有官方报道都说这位伟大的作曲家是死于霍乱。
事实真相果真如此吗？长期以来，人们围绕柴可夫斯基的死因，提出了不少的疑问，认为柴可夫斯基去世时的情况与官方的报道多有矛盾之处。首先，按一般医疗原则，凡确诊为霍乱病患者的住宅都要进行全面隔离，可在柴可夫斯基去世之前的四天患病期间，前去探望患者的人络绎不绝。在作曲家辞世时，当时守卫在他身旁的据说除四位医生，一名牧师外，还有他的兄弟姐妹、侄子以及护士、仆人等共16人之多。其次，在柴可夫斯基去世之后，有关当局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惯常的预防措施。他的尸体停放了两天，任人凭吊，没有像当时所规定的那样，立即用镀锌的棺材密封起来。更使人感到惊异的是，许多人列队经过柴可夫斯基的棺材时，还低下头来，亲吻这位死于霍乱恶疾人的脸庞。
直到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奥尔洛娃的学者，从苏联移居美国后，根据她掌握的有关材料披露，柴可夫斯基根本不是死于霍乱而是自杀身亡，说这位作曲家是由他在帝国法律学院的同班同学组成的一个袋鼠法庭（注：指非法的或不按法律程序的非正规法庭）所宣布的一项“判决”的受害者。这个称为“荣誉法庭”的半官方司法机构，于1893年10月31日判决柴可夫斯基服毒自杀。当时柴可夫斯基只有53岁，正处于创作最旺盛的时期，这样一个被人们当作偶像崇拜的著名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被说服去自杀呢？据有关材料揭露，柴可夫斯基是一个同性恋人。而在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这种行为是被深恶痛绝的，被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依法应坐牢或流放西伯利亚。
奥尔洛娃夫人所掌握的材料，是出席过“荣誉法庭”的一个见证人伊丽莎白·卡尔洛夫娜·亚科比提供的，她是当时俄国参议院的公诉人尼古拉·亚科比的遗孀，而尼古拉·亚科比是柴可夫斯基在圣彼得堡帝国法律学院的同班同学。